全票通過！法國要把“不義之財”還給中國，圓明園流失國寶，這次真能回來嗎？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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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經過6小時辯論，法國國民議會一致通過一項簡化文物歸還程序的法案。接下來，法案及其修正案需在6月底前提交參議院再次審議，一經通過即可立法生效。

這被視為法國殖民文物歸還領域的里程碑——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為1815年至1972年間非法獲得的文物，建立整體歸還機制。從非洲多國文物，到中國圓明園流失文物、敦煌藏經洞文書，均被納入潛在范圍。

這是否意味著，“流落”法國的中國文物離“回家”更近了？

有條件的轉折點

眼下，來自阿爾及利亞、馬里、貝寧等國的歸還請求，正不斷涌向法國。

此次投票前，參議院已于1月底一致通過上述法案。

13日當天，國民議會現場氣氛總體平和，但各黨派仍有交鋒：左翼議員強調正視殖民歷史；中右翼議員引用法國文豪雨果的話，稱終有一天要把圓明園文物歸還給中國；極右翼議員則批評這是“懺悔敘事”。

盡管立場仍有分歧，但到了投票環節，意見出奇一致。究其背后，經過近10年的醞釀，“可以歸還”在法國政界逐漸成為共識。

作為前殖民大國，法國在文物歸還上一直行動遲緩。一個關鍵卡點在于，法律規定，公共館藏“不可轉讓”。文物歸還必須逐案立法“破例”，程序復雜、周期漫長。

轉折出現在2017年，剛上臺的總統馬克龍在訪問布基納法索時表示，非洲文物不應只留在歐洲，并承諾5年內推動歸還。

這是法國首次在總統層面正面觸及這一議題，既是對歷史的回應，也有重塑法非關系、提升法國影響力的現實考量。

不過，從表態到落地，推進并不順暢。

2018年起，法國宣布向貝寧歸還26件文物，但直到2020年才完成立法，2021年才真正交接。

隨著非洲國家持續發出歸還請求，“一事一議”的方式越來越跟不上節奏。最終，法國選擇換一套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李慶明指出，從不同角度看，法國此次立法，都是殖民文物歸還領域的里程碑事件。

法律層面，法國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這是對《文化遺產法典》中“公共財產不可轉讓”原則的首次系統性松動，意味著歸還可以批量推進。

話語層面，議會辯論中明確使用“非法占有”“剝奪”等表述，實質承認殖民掠奪的不正義，標志著法國政治精英層態度松動，具有“話語解放”意義。

程序層面，文物歸還從“一事一議”的個案立法，轉向“一類一策”的分類處理，大幅提升制度容量。

不過，李慶明也提醒稱，短期來看，這更像一個“有條件的轉折點”，象征意義仍強于實際效果。

門檻降低是相對的

國民議會這一關過了，但立法還沒走完。接下來，法案還要重回參議院再次“過堂”，立法程序才算收尾。

但程序之外，更關鍵的問題是——誰來決定“還不還”。

法國文化部長佩加爾說得很直白，法案設計了一套嚴格控制的程序，以確保“任何缺乏依據、或可能危及國家藏品安全的請求，都不會迫使法國作出積極回應”。

換句話說，門雖然已打開，但鑰匙仍握在法國手中。

除了主觀意愿，法案在制度上也設下不少“關口”。

歸還要求誰能提？只有國家，博物館、部族、個人都不算主體。

審批程序怎么走？要過兩道關：先由雙邊科學委員會評估，再由法國文化財產歸還委員會拍板，而主導權基本都在法方。

可以歸還什么？范圍明顯收窄：時間鎖定在1815年至1972年之間，軍事戰利品、檔案材料和部分考古成果一概排除。

這意味著法國16世紀對美洲的早期殖民掠奪不包括在內，阿爾及利亞想要法國歸還的大炮，也被擋在門外。

此外，法案還有一個隱藏細節：它是一條行政路徑，不是司法路徑，一旦法國拒絕歸還，請求國幾乎沒有強制執行的辦法。

李慶明指出，法國的機制創新值得肯定，但并沒有真正賦予原屬國“歸還權”。形式上的門檻確實降了——程序簡化、周期壓縮、決策層級下移，但實質門檻依然存在。

先看舉證責任，請求國需證明文物屬于“非法占有”，對19至20世紀文物來說，溯源要求極高；

再看科學審查，雙邊科學委員會審查標準尚未明確，存在主觀裁量空間；

接著是保管承諾，法案要求請求國承諾“公眾可及性”和“防止再次流失”，可能引發主權敏感問題。

最后是排除范圍，軍事文物、私人藏品以及1815年前文物被排除在外，使大量爭議性文物仍游離于機制之外。

文物“回家”有多遠

長期以來，流失文物無法“回家”，一直是個公認的國際難題。關鍵原因在于，現有國際規則“管不到過去”。

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公約、1995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通過的公約，都不具追溯力。大量更早流失的文物，天然在規則之外。

中國的情況更復雜。海外公私收藏的中國文物規模約1500萬件，其中約一成被認為屬非法流失。

據公開資料，法國收藏著大量中國文物，其中一些圓明園文物、敦煌文獻等，源自殖民時期的掠奪，成為中國文物流失的直接見證。

近年來，隨著一些前殖民國家加大歷史反思，文物返還逐漸升溫。德國、荷蘭陸續歸還大批文物。

中國同樣也有文物回歸進展。2013年，法國企業家推動圓明園十二生肖鼠首、兔首銅像回歸；2015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還從法國追回甘肅秦公墓地被盜金飾片；意大利也多次向中國返還被盜文物。“十四五”以來，已有5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國。

在此背景下，法國最新舉動意味著什么？對中國文物“回家”有何影響？

李慶明指出，從國際上看，法國屬于“先行者但非領導者”。在立法化、行政化方面，比立場保守的英美積極；但在范圍廣度和執行速度上，相較德國、荷蘭并沒有全面領先。

對中國而言，“最新法案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點。”李慶明說。

制度上，它使得圓明園文物、敦煌文書等長期懸案，首次獲得官方追索通道，可援引法國國內法進行權利主張，不再是過去“外交協商、輿論施壓”的單一模式。

話語上，法國議員公開提到“歸還中國”，為中國提供了道義和輿論籌碼。中方可據此要求法國政府將承諾轉化為具體案件，形成“法律—外交”聯動壓力。

國際上，作為文化大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法國的立法行動，對日本、英國等持保守立場國家形成壓力和外溢效應；也為中國推動多邊文物歸還機制提供先例支持。

總體而言，“機會窗口已經打開，但并不意味著正義會自動實現。”李慶明提醒稱，文物要真正“回家”，還得在科學溯源、法律論證和外交談判三條線上同時發力，把法國的承諾一件件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