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新談《八千里路云和月》：創作“貼著地皮走” 從烽火歲月汲取奮進力量

4月7日 ，抗戰題材劇《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陸 CCTV-8電視劇頻道、愛奇藝及咪咕視頻。該劇以抗戰將領張云魁與被迫走上戰場的廚子孟萬福為雙線切口，在9次中秋月圓的時序流轉與不同階層視角的切換中，勾勒出一幅波瀾壯闊的“百姓抗戰圖鑒”。

導演張永新在接受《綜藝報》采訪時，深入解讀了平民視角構建、戰爭與煙火融合、人物成長覺醒、群像塑造及詩意視覺表達等核心命題，希望以對歷史的敬畏、對創作的赤誠，禮贊中華民族的不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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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視角為錨

重構全景式抗戰敘事

鐵血與人間煙火的交融，成為《八千里路云和月》播出后備受觀眾熱議的看點。作品既有炮火轟鳴下的浴血抗爭，也有大后方市民的生活流變。透過張云魁及其父張汝賢、妻子丁玉嬌的視角，觀眾得以窺見當時知識分子對戰爭的態度；孟萬福與未婚妻韓小月的顛沛流離，則真實呈現戰火對民眾的摧殘。

張永新

導演

在張永新看來，過往抗戰題材作品多從大事件、高層決策或戰場博弈切入，從平民視角展開敘事的作品相對稀缺——這正是他創作《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重要緣起。用普通人的眼睛凝視歷史紋理，以小視角呈現大時代，讓抗戰敘事貼近人心、扎根大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敘事核心，是構建一套完整的小人物生存世界。張永新將其定義為“貼著地皮走”的創作。他坦言，聚焦小人物的歷史題材創作，難度遠大于聚焦文化大家或歷史名人。小人物的生存場域狹窄，沒有驚天動地的波折，矛盾、困惑與危險都藏在柴米油鹽、衣食住行的日常里。但恰恰是這種“方寸之間”，卻能營造驚心動魄的戲劇張力，打造沒有硝煙卻同樣殘酷的生活戰場。為此，劇組必須摒棄懸浮感，讓每一個情節、每一處細節都貼合歷史語境與生活邏輯，使觀眾感受到真實可觸的時代肌理。

為了讓平民視角落地，劇組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故事主角雖為虛構人物，但他們身上都匯聚同時代同類人的真實影子——每個人物都是編劇團隊查閱大量文史資料、提煉眾多人物原型后精心塑造的。張永新表示，這種“源于史實、高于虛構”的人物設定，是平衡歷史真實與藝術創作的關鍵。平民視角讓劇集跳出單一戰場敘事，以人民史觀為核心，展現工農兵學商等各個階層在抗戰中的生存狀態與精神抉擇，構建全景式全民抗戰史。

在敘事結構上，劇集采用雙重倒敘：第一層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丁玉嬌給孩子寫信切入，倒敘1944年張云魁與孟萬福在戰場相逢，再回歸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前的故事起點。在張永新看來，這種套層結構如同用放大鏡逐步逼近歷史核心，既能快速建立今人與歷史的連接，又能循序漸進地鋪展時代背景，讓觀眾自然融入那段烽火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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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與后方

挺立山河破碎處的精神脊梁

戰爭與日常、鐵血與溫情，《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兩大敘事板塊風格鮮明。張永新始終認為，人間煙火與戰場硝煙并非對立關系。“當戰爭的鐵蹄踏碎尋常生活，二者便會緊緊裹挾在一起，形成具有張力的戲劇沖突，成為展現民族精神的最佳抓手。”

人間煙火是百姓本真的生存狀態。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這些生活底色在抗戰的特殊語境下被賦予全新意義。“和平時期的一碗米飯、一個饅頭都是稀松平常的小事，但在戰亂年代，一碗來自日本米店的米，卻能引發小節與大義的激烈碰撞。”張永新舉例，孟萬福與張汝賢因大米引發的沖突，不僅是人物價值觀與人生觀的碰撞，更是后方百姓在絕境中的堅守與抗爭。張永新強調，戰爭的后方并非絕對安全，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窒息、殘酷與剝奪——這里同樣是抗戰的主戰場，也是劇集重點描摹的核心場景。

戰場上的鐵血硝煙與生活中的煙火氣息，在劇中形成強烈的視覺與情感碰撞。張永新表示，這種碰撞并非簡單的1+1疊加，而是力求讓觀眾多維度認知戰爭、理解歷史。前線，張云魁等軍人用血肉之軀抵御外侮；后方，丁玉嬌、孟萬福等百姓在屈辱與困境中堅守人格與國格。兩條敘事線看似平行，實則緊密交織，共同詮釋“國破家亡之時，神州大地處處是戰場”。

這種碰撞在細節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潔白的棉花地染上猩紅的鮮血，長三角富庶的農耕之地淪為慘烈戰場，農耕文明的質樸象征與戰爭的殘酷形成鮮明對比；中秋的圓月既照在冰冷的戰壕里，也映在百姓的屋檐下，同樣的月光承載著不同的境遇，卻同樣煎熬著人心。張永新坦言，將這些民族記憶與生活意象融入戰爭敘事，是為了讓觀眾深刻體會先輩以生命捍衛民族尊嚴的赤誠，讓鐵血與煙火的交織成為民族精神生動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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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弧光為脈

書寫普通人的覺醒與蛻變

張永新認為，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離不開人物清晰的成長弧光。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張云魁、孟萬福、丁玉嬌等核心人物的蛻變，是在時代洪流與生活磨礪中自然發生，是普通人從蒙昧到清醒、從茍活到擔當的真實寫照。

身為舊軍人的張云魁秉承“軍人必須死于國”的信念，卻在戰事深入后目睹國民政府上層的腐朽荒唐、中飽私囊。他因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陷入痛苦掙扎，最終在至暗時刻心向光明，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張永新看來，張云魁的轉變是先進分子在時代浪潮中的必然選擇，既體現個人覺醒的歷程，也印證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歷史必然。

孟萬福是小人物在戰爭中覺醒的典型。他原本是只想安穩度日的廚子，身上有著討巧、圓滑的市井特質。起初，他對戰爭充滿畏懼，只想逃避。在顛沛流離中目睹家國破碎、親人受難的殘酷現實后，他逐漸摒棄小我，完成從普通人到抗戰志士的蛻變。張永新強調，孟萬福的成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中甚至會有反復——這正是普通人真實的心靈成長軌跡。

丁玉嬌本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家閨秀，但她歷經生活磨難與家國變故，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擔，最終投身革命。張永新認為，演員萬茜精準詮釋角色的成長層次：從最初的溫婉嬌柔，到亂世中的隱忍堅強，再到覺醒后的果敢擔當，每一步轉變都真實可感。丁玉嬌的成長，更是千萬中國女性在抗戰中堅守、抗爭的縮影。

張永新始終堅持“不用臺詞喊覺醒，只用細節顯真心”。他要求演員摒棄刻意的爆發式表演，轉而用眼神、動作、神態等細節，展現人物從蒙昧到覺醒的轉變。張永新表示，“戰爭對普通人的改變是潛移默化的，是鈍刀子割肉般的磨礪，只有這種細膩的轉變，才能體現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堅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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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塑造為骨

勾勒全民抗戰眾生相

作為全景式平民抗戰史詩，《八千里路云和月》塑造眾多鮮活的人物群像。上至抗戰將領、知識分子，下至底層士兵、市井百姓，共同構成全民抗戰眾生相。張永新表示，“既然要展現全景式的平民視角，就必須盡可能多地涵蓋不同階層人物，讓每個角色都立得住、讓人記得住，用群像的力量詮釋全民抗戰的深刻內涵。”

在人物群像塑造上，劇組不搞“排隊吃果果”的平均主義，而是讓人物在事件中彰顯性格。張永新認為，讓觀眾記住人物的關鍵，不在于戲份多少，而在于是否有獨特的記憶點，是否貼合時代語境與人物身份。即便是戲份不多的小人物，也有著鮮明特質：舍身炸坦克的吳有才，僅憑演唱“三不歸”一場戲，就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戰士劉易守唱著山西酸曲，用一碗碗醋承載鄉愁。這些小人物并無過多戲劇鋪墊，卻成為抗戰中無數無名英雄的縮影。

張永新拒絕臉譜化、標簽化的人物塑造，劇中既無完美無缺的英雄，也無一無是處的小人。“每個人都有優點與短板，有堅守與迷茫，有掙扎與成長。”張永新表示，抗戰的勝利，不是少數人的壯舉，而是所有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共同抗爭的結果。每一個普通人的堅守與付出，都值得被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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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表達為魂

賦予敘事美學與力量

從《覺醒年代》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張永新擅長用獨特的鏡頭語言、文化意象與視覺符號，賦予作品美學質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既有丁玉嬌雨中送別張云魁的舒緩唯美，也有血染棉絨、槍火紛飛的視覺沖擊，讓戰爭的殘酷與真實撲面而來。

“這種詩意表達，源自中華文明代代傳承的文化基因。從唐詩宋詞的邊塞詩，到近代文學的戰爭書寫，無不在蕭瑟與悲壯中彰顯民族的抗爭與不屈。”在張永新看來，這份深厚的文化底蘊，為劇集的詩意創作提供豐沃土壤。他希望通過詩意化的鏡頭語言，為觀眾提供全新認知維度，讓戰爭敘事超越刺刀見紅的搏殺，注重精神層面的體認與建構。

劇中的詩意表達，藏匿于每一個精心設計的視覺符號里。月亮是貫穿全劇的核心意象——清冷的月光既照在戰壕里，也映在屋檐下，成為團圓、鄉愁與民族不屈意志的象征。宮燈、馬頭墻等中式建筑元素，搭配傳統戲曲音樂配器，處處彰顯中華文明的脈絡與氣度。染血的棉花、積水的戰壕、防空洞里的靈牌與新人……這些看似留白的鏡頭，沒有過多臺詞，卻意蘊深長，直擊人心。

在鏡頭調度上，張永新始終堅持“克制而深情”的原則，力求用細膩的鏡頭語言傳遞情感。主創團隊拒絕消費苦難、渲染悲情，而是希望在硝煙與煙火的碰撞中，挖掘民族精神內核。張永新強調，表現戰爭，并非為了宣揚仇恨，而是為了挖掘個體生命的價值，謳歌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浴火重生的精氣神，讓觀眾在感悟人間煙火珍貴的同時，明白捍衛和平的意義。

張永新表示，拍攝這部劇是影視工作者的本分，是對歷史的敬畏，更是對民族精神的禮贊。他希望通過這部作品，讓觀眾銘記歷史、居安思危、慎終追遠，“從八千里路的烽火歲月中，汲取民族精神的力量，珍惜當下的和平生活。”

圖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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