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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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八千里路云和月》近期在央視開播,《覺醒年代》原班主創回歸,導演張永新四年磨一劍,帶著同樣的詩意與沉郁,再度叩響了熒屏上關于家國與人心的厚重大門。
電視劇《八千里路云和月》以1937年淞滬會戰至1945年抗戰勝利為時間脈絡,鋪開士農工商不同階層人士的抗戰圖景,勾勒出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壯闊畫卷。劇中采用了“戰火與炊煙”的雙線結構,前線戰場與后方百姓生活兩條線索交織,構建起完整的抗戰敘事格局。“雙線”正是導演為這部劇設定的獨特敘事。
故事從淞滬會戰爆發切入。旅長張云魁剛入家門即辭親人,領命帶隊開拔,廚子孟萬福在取喜服的半路被抓了壯丁。就這樣,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張永新用“一龍一蟲”來概括兩人的命運際遇,張云魁上戰場是為了趕走日寇保家衛國,而孟萬福則是那個時代普通百姓的縮影,最大的愿望不過是能安安穩穩過日子。
兩條線索時而交錯、時而呼應,戰場上的絕地求生與后方的艱難求生互為映照。白家宅戰役中,張云魁率兩千余官兵死守陣地,最終全軍覆沒,戰士身上的鮮血浸透了白色的棉花,那白與紅之間,是無聲的控訴。與此同時,后方百姓在柴米油鹽的困頓中掙扎求生。這正是戰火與炊煙雙線結構最鮮明的體現,這種結構讓“抗戰”這個詞變得具體起來,是無數人一天一天捱過來的艱苦歲月。
觀看戰爭題材劇集,有一種獨特的感受,在于你是知道結局的人。你知道抗戰最終勝利了,但是也知道淞滬會戰的殘酷。劇集展現了等待的煎熬、炮聲響起時的恐懼、援軍遲遲不至的憤怒與絕望,以及那不肯在戰壕里熄滅的信念。這種知結局的感受,正是好的戰爭題材劇區別于平庸之作的關鍵所在:它不靠懸念抓人,而靠真實的情感讓人無法掙脫。
劇中沒有天生的英雄,只有被戰火逼出勇氣的普通人,劇中沒有開掛的主角光環,只有亂世里身不由己的浮沉與堅守。正如導演張永新所說,“這部劇的落點始終是‘人’,是那些被歷史推著走、卻在推搡中完成了自我蛻變的普通人。”
王陽飾演的旅長張云魁,一開場是意氣風發的黃埔軍官,結果第一場大仗就打光了部隊,自己還被人扣上了“逃兵”的帽子。這條人物線沒有給他安排捷徑,從將領到蒙冤逃亡,再到加入游擊隊找到新的方向,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他不是天生的中國共產黨的信仰者,是被現實一次次捶打之后,才一點點看清了腳下的路。黃澄澄扮演的孟萬福,可能是全劇最接地氣的角色。他沒有覺悟,沒有抱負,最初連槍都端不穩,一門心思只想活命。但戰火不給他選擇的機會,當他在逃難路上看到無數家破人亡的慘狀,這個只想蒸包子過日子的小人物,終究還是扛起了重擔。萬茜演的丁玉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成長。丈夫出征時她還身懷六甲,到后來她不僅要獨自撐起一個家,還要在亂世里學會分辨善惡、做出抉擇。她的戲很安靜,沒有大哭大鬧,但那種沉默里的堅韌,反而更讓人相信,那個年代的中國女性,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值得一提的是畢彥君飾演的老父張汝賢,身為傳統知識分子,他在民族危亡之際守風骨、斥敵寇,同樣是劇中最有風骨的人物之一。
月亮在劇中的使用不得不提,可以說劇中的雙線結構是骨架,人物成長是血肉,月亮是靈魂。全劇以九個中秋夜為時間坐標,每一次圓月升起,都意味著又一年過去,又有人沒能等到團圓。1937年第一個中秋,張云魁在陣地上問手下的人“此去赴死,有不想去的可以走”,沒有人離開。1938年的中秋,孟萬福帶著張家人逃往上海,路上被人戳脊梁骨罵“逃兵”,他悶聲不吭。此后每一年中秋,都在不同人物的命運轉折點上落下一層霜,有人犧牲,有人暴露,有人隱姓埋名繼續戰斗。到1945年第九個中秋,張云魁站在軍旗下望月,丁玉嬌抱著孩子站在上海街頭,月亮還是那輪月亮,可那些一起看過月亮的人,有些已經永遠留在了路上。
這個設計很有匠心。中秋是中國人團圓的節日,而戰爭卻讓人不能團圓。月亮雖圓,離散卻深,這種反差成為無聲的控訴。用固定的時間節點來敘事,也讓四十集的篇幅有了韻律,觀眾看著劇中人一年一年地熬,才能真正體會到時間究竟有多長、有多重。
八千里路,云遮月掩,一步一步走來,方知此路之五味雜陳。《八千里路云和月》以貼著地皮走的姿態,去觸摸那段歷史里每一個普通人的體溫。劇集有誠意,有筋骨,有溫度,值得細細閱讀。
(作者為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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