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工資腰斬，卻想學開飛機去轟炸伊朗

街上人來人往，商鋪重新營業，孩子們也已返回教室。自美伊4月8日宣布暫時停火后，除了以色列最北部地區仍不時發生交火外，人們已紛紛從防空洞中走出，生活似乎恢復了平靜。

表象之下，戰爭的經濟代價正愈發沉重。“班上有幾個家長，要么因為服預備役沒法正常工作，要么因為生意不景氣關掉了店鋪。很多人都在擔心自己能不能體面地撐到月底。現在店鋪關了很多，能消費的地方太少了，再這樣下去經濟會出問題。”今年23歲的以色列人阿什莉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她在一家日托中心工作。

對阿什莉個人而言，戰爭的影響簡單而直接。停工導致她的工資從4500謝克爾（約合8154元人民幣）降到3000謝克爾。如今復工后，她正想方設法增加工作時間，好還清之前向哥哥借的債務。

遭受經濟損失的另一面，卻是阿什莉對這場戰爭的執念。“如果我現在被征召進入預備役，我會毫不猶豫地沖上前線。就算要讓我去開飛機，我也會去學。”她認為，只要能震懾伊朗，戰爭的意義便已實現。

4月14日，以色列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中）與以色列總統艾薩克·赫爾佐格（中左）在亞德瓦希姆的華沙隔都廣場出席獻花圈儀式。今年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日（Yom HaShoah）從4月13日日落開始，至4月14日黃昏結束。這一天是為了紀念在大屠殺中遇難的600萬猶太人和數百萬其他民眾，以及幸存者和抵抗戰士的英勇事跡。視覺中國 圖

數據顯示，關于伊朗及黎巴嫩戰事，以色列的公眾輿論正持續右轉并走向極端。“人們對停火感到非常失望。”民調專家、以色列《國土報》專欄作家達莉婭·謝因德林近日驚訝地發現，在經歷了近六周噩夢般的戰爭后，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以色列民眾支持停火，而且這部分支持主要來自阿拉伯裔人口，猶太裔人口尤其反對停火。

然而，民調數據又顯示，隨著疲倦情緒變得更加普遍，在戰爭爆發一個月后，以色列民眾對戰爭的支持率開始下降。這就造成了一個局面：對戰爭的支持率正在下降，或許反映出戰爭并不成功，但支持率又仍然很高，而且大多數人并不希望停火。多數以色列人認為戰爭沒有實現目標，主張繼續甚至升級戰爭，將武力視為達成安全與政治目的的主要甚至唯一方式。

“跟我一樣持反戰立場的以色列人可能只占2%。”就讀法學專業的19歲以色列人安東告訴澎湃新聞，他在3月初參加一場抗議活動后被警察逮捕。有人罵他是“叛徒”。

以色列人阿什莉稱“我們還是贏了”。

躲防空洞當成游戲，當暴力成為童年背景音

以色列人從小就熟悉防空洞和警報聲，戰爭很少被直接視作恐懼的來源。日托中心因戰爭關閉后，阿什莉曾去看望幾個帶過的孩子。警報響起時，孩子們卻興奮地要帶她去看他們在安全屋里布置的游戲。“這對我們來說太正常了。”阿什莉說，“法律強制規定每棟新樓都必須有一個安全室。孩子們從小就知道，警報響的時候要去那個房間。他們從零歲起就開始為此做準備。”

但一種從日常生活層面逐漸顯現的壓力，也開始在更多人身上累積并爆發。“大家現在唯一愿意花錢的地方就是食物了，外面還在開的店也大多是超市，所以會買得更多。壓力大或者沒事可做時，我們吃得更多了。”阿什莉告訴澎湃新聞。

幾乎每個擁有智能手機的以色列人都安裝了由國防軍后方司令部開發的應用程序，后臺會在導彈預警來臨后強行關閉靜音模式，發出預警信息，提醒人們逃到社區的防空洞或者安全室。

在公共防空洞里，搬來新家四個多月的阿什莉第一次見到了鄰居們。“怎么又來，星期六還搞這個。”被防空警報吵醒的鄰居嘟囔著。當晚被吵醒四次后，阿什莉索性把床搬進了防空洞。

老一輩人則對戰爭見怪不怪，懶得躲進防空洞。阿什莉偶爾還得打電話，用“愧疚感”勸母親別靠近窗戶，至少躲到樓道里。而家里的男性長輩甚至喜歡跑到戶外，只為親眼看看導彈有沒有被攔截。

4月1日恰逢猶太人的逾越節。節日前，阿什莉和母親已按習俗完成大掃除，確保家中沒有任何面包或發酵的東西。這個節日的典故與當下的戰時背景形成了微妙的呼應：上帝因法老拒絕釋放以色列人，降下“十災”懲罰埃及。最后一災中，埃及所有長子被擊殺，而以色列家庭被“越過”（Passover）。在阿什莉看來，除猶太新年外，猶太民族多數節日都圍繞同一個主題：“有人想消滅我們，但我們還是贏了。”他們從小就在這種民族幸存的敘事中耳濡目染。

逾越節假期第一天，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約20枚彈道導彈。根據以軍的說法，約一半導彈被攔截，另一半“按既定協議”被允許落入開闊地帶。至少兩枚攜帶集束彈頭的導彈在阿什莉所在的中部地區爆炸，造成數人輕傷。

防空警報在深夜響起時，猶太裔俄羅斯人伊琳娜不得不抱起熟睡的孩子，肩上扛著裝有證件、飲用水、食物及嬰兒用品的背包，沖往街對面的公共避難所。看著避難所里的鄰居們因噪音而爆發爭吵，伊琳娜感到身心俱疲。她還在努力適應這種生活。2023年，她因反對俄烏沖突移居以色列，目前正與母親一起撫養9個月大的孩子。

睡不了整覺，孩子白天哭鬧得更多了，一天一次的洗澡也變成了一周一次。為了隨時逃難時能省下換衣服的時間，她們習慣了穿著便服睡覺。“所有計劃都被打亂了。”伊琳娜對澎湃新聞說，“醫生的預約要么推遲，要么取消。我本來想繼續讀書，再找份工作，但戰爭讓這一切都變得更不可能了。”

以色列的一個安全屋內。新華社 圖

“伊朗是最大威脅”敘事下被構建的團結

盡管公共財政面臨巨大壓力，但以色列社會在戰爭之初展現出了空前的團結。專注于安全問題的智庫“國家安全研究所”（INSS）3月19日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78.5%的以色列公民支持此次軍事行動，與行動剛開始時的80.5%基本持平。

民意調查專家、智庫“世紀基金會”的研究員達莉婭·謝因德林認為，在以色列政界及公眾中，幾乎無人否認伊朗是該國面臨的“最大物質安全威脅”。而鑒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嚴重破壞了與伊朗對話的外交基礎，任何外交解決的可能性也已不復存在。

伊朗與以色列的宿怨可追溯至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后，霍梅尼政府視美國和以色列為最大威脅。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執行副總裁特里塔·帕西分析稱，霍梅尼反對將巴勒斯坦問題框定為阿拉伯民族主義事業，而是試圖將其轉變為伊斯蘭事業，以便伊朗不僅有能力支持巴勒斯坦事業，更能扮演領導角色。此后數十年，伊朗支持包括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在內的“抵抗軸心”集團，共同抵抗美國和以色列。作為回擊，以色列則支持多個反伊朗團體。

以伊之間長達數十年的“影子戰爭”，終于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被徹底打破。在“阿克薩洪水”行動造成以色列境內至少1205人死亡、1400多人受傷之后，以色列隨即展開多次軍事行動，與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伊朗爆發了多輪沖突。

“淑女不挑起爭斗，但她們可以結束爭斗。”這是阿什莉小時候從迪士尼電影《貓兒歷險記》里學來的話，“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否則不應該挑起爭斗。但如果有人膽敢鬧事，我們應該把事情了結，能用和平方式解決最好。”在阿什莉看來，打擊一直對以色列抱有敵意的伊朗，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一環。如果不這么做，她認為以色列人將繼續生活在揮之不去的威脅之下。

“2024年，我和姐姐帶著外甥女去港口城市埃拉特。在車里，我必須一遍遍地回憶逃生操作：一旦響起導彈警報，必須迅速解開孩子的安全帶，用毯子把她包好放在地上，最后再撲到孩子身上。”阿什莉回憶。但她也說受到的直接影響不算太大，從2023年到2024年初，所在的城市甚至沒響過幾次警報。

阿什莉一家對戰爭并不陌生。她的爺爺是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在失去所有親人后獨自一人來到以色列，去世時身后已有5個孩子和15個孫輩。外祖父則在“六日戰爭”爆發時被緊急派往埃及邊境，當時阿什莉的母親才3歲，有半年時間沒有見到父親。從小看著家人身穿軍裝，阿什莉對軍旅生活產生了向往。

18歲那年，阿什莉進入了父親40年前服役過的基地，成為一名醫療兵。她將其視為家族歷史的傳承。

4月13日，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納布盧斯，巴勒斯坦家庭在杰寧難民營入口處的以色列軍隊檢查站等待，準備從家中取回財物。視覺中國 圖

在以色列，參軍、保衛家人、確保國家存續被視為人生的崇高追求。軍隊中習得的價值觀與態度也產生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例如保護猶太人民的責任、同胞之間的情誼，以及對軍事勝利與英雄主義的持續紀念。這次以伊沖突爆發后，阿什莉保家衛國的使命感被重新喚醒。

《衛報》駐耶路撒冷首席中東記者艾瑪·格雷厄姆-哈里森指出，在“短期痛苦才能確保長期安全”的理念指引下，許多以色列人認為戰爭“別無選擇”，即便不少安全專家擔憂內塔尼亞胡政府缺乏明確戰略，無法將當前的戰爭轉化為長期的安全保障。

“包括我在內，沒有人希望戰爭繼續下去，別總覺得我們很喜歡戰爭。難道我不想回去上班嗎？我需要賺錢，我喜歡日托所的工作，我想念孩子們。我媽媽也想回去工作，不想再被警報聲嚇到。我外甥女不懂為什么幼兒園忽然不開了，前幾天還問‘如果我乖點的話，能回幼兒園嗎？’即便這樣，我們也能理解：為了我們的安全，這場仗是必須打的。”阿什莉說。

與以色列內部空前的支持聲浪不同，外部輿論對這場軍事行動看法不一，甚至出現了轉向。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春季的一項民調顯示，在24個國家中，有20個國家的大多數成年人對以色列持負面看法。至于最關鍵的美以關系，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伊朗戰爭爆發幾周后，僅有37%的美國人對以色列抱有好感，而持負面看法的比例高達60%。尤其是年輕人，對以色列和內塔尼亞胡的負面看法持續上升。

有一次，阿什莉在社交平臺發文時隨手附上了定位，留言區出現了大量辱罵：“沒人在意你的觀點”“猶太人去死吧”。“你們又不在這個沖突里，干嘛非要摻和進來，把腦袋硬往這團亂麻里塞？這是一場持續了幾十年的沖突，你們從來沒想過去了解它！”她說。

阿什莉曾羞于表明自己是猶太人，在國外旅游時也假裝過美國人或俄羅斯人。但現在，她反而不想再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恥。“我家街區就懸掛著以色列國旗。如果以后去國外旅游，我想買一條‘大衛之星’項鏈戴著。我為自己的國家戰斗過，盡管不是字面意義上的‘上戰場’。我很自豪，我們不需要因為別人不理解，就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阿什莉說。

以色列人萊文稱“必須找到和別人共存的方式”。

“2%”的反戰異類和絕大多數的“別無選擇”

戰爭進入第二個月后，耶路撒冷的街道冷清了不少。在此之前，本地人萊文總在天氣好的時候帶上小狗，到城市外圍的森林騎車散步。火箭彈襲擊次數增加后，他逐漸減少了去野外的頻率，即使出門看望外祖父也要下很大的決心。

“為什么他們（伊朗人）老轟炸我們呢？我們整天往防空洞跑，真的累了。”避難所里，鄰居們無事可做，只能坐著等到警報結束，偶爾發表對戰爭的看法。“難道不是因為我們先襲擊伊朗的嗎？”萊文本想這樣反駁，但他深知鄰居們必定不愛聽這些話。

萊文曾在3月初參加了一場反戰示威。當時不到60人的示威者中，存在著兩種立場截然不同的聲音。“一類是比較偏向猶太復國主義的群體，認為以色列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內塔尼亞胡，他必須承擔2023年10月7日邊境被哈馬斯攻破的責任。另一類則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群體，抗議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和加沙犯下的所有戰爭行為。”萊文說，舉行反戰抗議時，部分路人會沖著他們大喊“叛徒”，更激進的人則試圖搶走他們手里的標語牌。

近期，多個以色列反戰示威團體加大了抗議頻率。自3月以來，特拉維夫、耶路撒冷、海法和貝爾謝巴等主要城市爆發了多場反戰集會，但以色列國防軍后方司令部和警方對參與人數設置了嚴格限制。

3月28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一處廣場，一名參加反戰集會的男子被警察帶走。新華社 圖

這并非萊文第一次參與反戰抗議。16歲那年，他曾前往約旦河西岸參與守護巴勒斯坦居民的活動，這些經歷讓他從歷史層面理解了以色列的安全困境。

“牧羊人來放羊的時候，猶太極端定居者會騷擾他們，不讓巴勒斯坦的羊群吃草——這還是志愿者在場時的情況。士兵們就在一邊看著，有些甚至幫著猶太定居者趕走巴勒斯坦人。”雖然現場沒有發生激烈對抗，但萊文認為這才是問題所在：占領并不總是以暴力的形式呈現。

“我不喜歡哈馬斯，他們很極端，不好好對待巴勒斯坦人。但以色列的占領，正是哈馬斯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當人們面對這么多年的占領、處境如此艱難時，暴力抵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和平的前提是承認其他人的生存權利，我們必須找到和別人共存的方式。”萊文說。

安東在3月初參加一場抗議活動后被警察逮捕。“警察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強迫我脫衣服搜身，大概持續了7分多鐘。”從警察局出來后，安東被警方送回家進行5天的居家監禁。作為學生會成員，一些同學在社交平臺群組對他進行謾罵，有人甚至要求解除他的職務。

《以色列時報》報道稱，在強行驅散抗議活動時，以色列警方多次逮捕示威人士。3月29日晚，警方再次暴力驅散人群，逮捕了13名參與者。有目擊者看到警察將抗議者推倒在地，推搡一名阿拉伯裔議員，甚至在示威活動結束后仍繼續激怒示威者。

安東經常在社交平臺收到陌生人的私信，有人罵他“叛徒”、“不配留在以色列”，更多人給他扣上“支持伊朗”的帽子。對于那些將反戰與支持伊朗等同起來的說法，他嗤之以鼻，“非黑即白是很愚蠢的。”

“現在的氛圍非常暴力。左翼政黨聯盟“和平與平等民主陣線”（Hadash）議員奧弗·卡西夫告訴半島電視臺，“我出門的時候，右翼分子的人身攻擊威脅比任何導彈都更讓我擔心。”

以色列專欄作家發言。

大部分以色列人認為戰爭失敗了，但反對停火

停火后，在阿什莉所在的城市，防空警報基本沒有響起，日托中心恢復了開放。起初，家長們擔心停火協議無法得到有效執行，班里只來了不到一半的孩子。到了第三天，大人們趕著復工，全部33個孩子都已到齊。4月13日傍晚，阿什莉下班后發現街上的行人和車輛多了起來，還在游樂場碰到了班上的很多孩子。

疲憊的阿什莉仍然“斗志滿滿”。“我們的教義里寫得很清楚：活下去，以待來日。猶太人遭遇大屠殺時，人們做了一切能活下去的事，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孤兒院，假裝自己不是猶太人，吃不潔的食物。以色列并不缺乏長期作戰的士氣，我們在停火時不僅能重建國家，還能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她說。

今年3月初，以色列政府將2026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2025年12月的5.2%下調至4.7%。以色列非營利援助組織拉特（Latet）發布的逾越節前社會經濟報告顯示，超過半數的以色列人（52.6%）要么擔憂經濟惡化，要么正面臨經濟困境。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困境已成為各階層普遍面臨的現實，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

雖然有家人可以幫忙“兜底”，但物價上漲和收入縮水仍讓阿什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財務壓力，她甚至因此恐慌癥發作。公交車費漲了一倍，前段時間坐大巴回媽媽家時，她只能假裝掃車上的付款碼，賭一把不會被檢票員查到。

4月8日，一名男子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一處地下防空設施收看新聞。新華社 圖

阿加姆研究所和希伯來大學4月的一項民調發現，認為戰爭失敗的以色列人是認為戰爭獲勝者的三倍。約70%的人認為，此次停火反映了美國對伊朗的讓步；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反對停火。這項調查還發現，許多以色列人已變得悲觀、疲憊、幻想破滅，并開始質疑他們所接收到的信息。

但以色列軍方堅稱作戰目標已經達成：伊朗的彈道導彈和核計劃遭受重大破壞，多名高級官員與指揮官遭到定點清除。批評人士則反駁稱，未能推翻伊朗政權、也未能徹底摧毀其武器計劃，都屬于行動失敗。

反對派在美伊宣布停火后不斷質問政府：以色列究竟從這場戰爭中獲得了什么？反對黨領袖亞伊爾·拉皮德稱停火是“歷史上最大的政治災難”。左翼民主黨領袖亞伊爾·戈蘭表示，以色列需要的是一支能夠贏得戰爭的領導層，而非“只會管控戰爭”的領導層。“許多人深感失望，因為政府給我們灌輸了虛假的希望。”以色列前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有力競爭對手納夫塔利·貝內特說道。

輿論同時也在猜測，這場陷入僵局的戰爭將如何影響原定于10月舉行的選舉。現年76歲、累計執政超過18年的內塔尼亞胡正面臨嚴峻的政治挑戰，他被控欺詐、賄賂和背信罪，同時被指責未能阻止2023年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政治科學家吉迪恩·拉哈特指出，民調持續顯示，約40%的選民支持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民族主義與宗教政黨聯盟，40%支持反對黨，而關鍵搖擺票源至今未流向內塔尼亞胡。即便以色列民眾團結支持戰爭目標，這場既無明確結局、也未見外交解決的持久戰，已令民眾漸生倦怠。與此同時，以色列對黎巴嫩的攻擊仍在繼續。

《以色列時報》3月19日的民調顯示，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在議會120席中預計僅獲28席，較當前的34席有所減少。雖然利庫德仍將保持第一大黨地位，但其領導的執政聯盟的席位將滑落至51席，無法達到多數門檻。

民調專家謝因德林在接受《紐約客》采訪時表示，內塔尼亞胡沒有從這場戰爭中獲得任何政治上的提振——無論是他本人、他的政黨還是他的政府。他們的解決方案是至少繼續戰爭，因為或許戰爭能達到目的。“以色列人似乎除了戰爭之外，根本不考慮或了解任何其他實現政治或戰略安全目標的途徑，因為外交手段已被徹底否定和破壞，以至于大多數以色列人甚至認為外交根本不存在。”

這就導致了謝因德林所稱的“內塔尼亞胡的困境”。“你可以嘗試通過重塑外交合法性或其他愿景來改變這種態度……但這需要領導力，需要勇氣，需要遠見卓識，需要有人愿意為了堅持自己的信念而接受政治批評。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政治領導人提出過任何關于伊朗問題的替代方案。”她說。

阿什莉并非內塔尼亞胡的支持者，她形容他是一個拼命想保住權位、不想被送進監獄的老人。“自我記事起，內塔尼亞胡就是總理了，他從政的時間可能比我活到現在的日子都長。”

“其他人要么跟他一樣差，要么更糟。我們都默認在找到更合適的領導人之前，只能先這樣吧。”阿什莉說。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且隱去可能暴露個人身份的關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