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折疊》:“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長

秦秀英在內蒙古河套平原度過了貧苦而勞碌的前半生。六十多歲時，老伴離世，她離開熟悉的土地來到陌生城市：語言不通、習慣不同，她常常獨自坐在房間里，像被困在過去。兒媳芮東莉與她之間隔著看不見的距離，兒子呂永林夾在中間，既是“夾心板”，又是試圖化解誤會的橋梁。

轉機來自寫作與繪畫——在文字與色彩的陪伴下，秦秀英慢慢搭起與世界的另一種連接，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找到新的快樂與力量。婆媳間從陌生到理解的靠近，不只是一個家庭的溫情故事，也是無數“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長的縮影。《親密折疊》讓我們看到：即便離開故土，即便年歲已高，人依然可以開始新的生活；愛與尊嚴，也依然可以在暮年綻放。

《親密折疊》，秀英奶奶 / 芮東莉 / 呂永林 繪著，上海貝貝特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由婆媳與兒子三人共同繪著，以民俗畫與文字記錄日常的好氣好笑與相互靠近，為家庭敘事提供了質樸而獨特的表達方式。

>>內文選讀：

受氣包

呂永林

我曾跟朋友吹牛：“這個世界上比我更有反思精神的人不多。”雖說是句大話，倒也能折射出我的一個長久愿望：越是意識到人類的銷魂本性，就越是覺得要知道反思，包括對反思的反思。

卡夫卡對青年雅諾施講過，他要發動一場自己反對自己的戰斗，即“反對自己的狹隘和隋性”的戰斗，但這是“最耗精力、而又幾乎無望的造反”。卡夫卡此語，深得我心。

我姐說，小時候我被家里寵得厲害，有一次她買了雙新皮鞋，但忘了給我買東西，我就找來把剪刀，要把新鞋鉸爛。這件事，我其實不太記得了。但年少時甚至青年時的任性與狹隘，我是知道的。比如，家里人沒讓我看自己想看的電視，而調了別的頻道，我就會獨自生悶氣，倒頭躺在角落里，以遠離“人民”。比如，乘著人滿為患的綠皮火車出門，去趟廁所，回來發現有人躺在我的座位底下睡覺，簡直讓人沒法下腳，我就會大聲怪責，而想不到去設身處地地體味一下那陌生的遠行者的難。

好在后來，有茫茫不知所起的反思精神起了召喚作用，使我成為一個不那么自我的人。因此我也常常自忖，這茫茫不知所起的反思起于何處？我父親的脾氣不好，尤其對家人。從反對父親到反思父親，不希望自己將來跟父親一樣，應該是個早期動因。常年閱讀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著作，必然也起到了極大的召喚和推動作用。經由生活本身和閱讀，我知曉太多人因缺乏反思精神而帶給他人及世界無窮盡的暴力和傷害，我很不希望自己這樣。無論對于施害還是受害，我都希望自己能有所超越。

2006年，東莉因病住院，做了個不大不小的手術。陪護期間，好幾次，我看見有的病人家屬在夜影里掩面哭泣。東莉在病房中，則像只無助的小獸，被困于充滿藥水味的白色斗室。生命之弱小，人生之艱難，在醫院住院部可謂最撞人眼，驚人心。后來，東莉說，仿佛就是從那時起，我整個人變得柔軟了許多。我想，反思，不正需要柔軟嗎？

精神的柔軟，可使心靈的耐受力增強。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我似乎越來越能夠自由躍出自己的攻擊性和怒火，從而更能容納和承受身邊人的攻擊性和火焰。這是我年輕時做不到的。

在東莉和母親之間，我兩頭都當受氣包的情形在所難免。而且，這包上也打了些補丁，不過至今還算好使。當然啦，受氣不是終極目的，而是緩和局面的手段。受氣時，如果我能不圖一時之快，不即刻反彈，而是先當一當受氣包，那么，前面說過的“心事偵探”“家庭導師”和“清官”就有機會出場，進而改變一段段家庭微觀歷史的走向。

比如那次散步時發生的事。路邊有座僻靜小廟，東莉想到里面去轉轉，母親硬是不讓。她說，祖祖輩輩都講究，婦女來例假時不能進這些地方，否則會被神神們怪罪。東莉聽了十分郁悶，大為女性鳴不平。她同時覺得，自己的婆婆身為女性，并且是寫過兩本書的人，卻還抱持著這種觀念，更是叫人火大。我相信，倘若遇到別的什么事情，照母親的性格，估計也就隨著東莉去了。但這回，母親頗為執拗，始終不肯讓步。往回走的路上，東莉越想越傷心，索性蹲在地上大哭起來，母親見了，也沒說句安慰的話。

在一個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精神家園殘破不全的普通人這里，民間信仰的功能，近乎宗教，它既能總體性地解釋世界，又能于日常中安置苦弱者的肉身和心靈。但對于母親來說，其中的代價是，你要依憑它，仰仗它，就得總體性地相信和遵從它，包括認同它對女性的某些貶低。這種情況下，我站隊任何一邊都不好，而最好是扛住兩邊皆不讓步的壓力，同時把東莉和母親的手都牽著，牽緊。要等她們心緒都平定了，甚至要等后面有了好的契機，再讓“心事偵探”和“家庭導師”出來給她倆說道說道，效果定會大不一樣。

不過呢，任何人的反思能力和忍耐心都是有限的。我也一樣，尤其是當我自己的處境也不怎么美妙，心情也不怎么好的時候。舉例來說，我家樓上的鄰居將他家房子隔成數間，然后分開出租，租房者大多是年輕人。巧的是，緊挨著玄關的那間房，無論租住者怎么更換，都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喜歡晚睡且常在夜深人靜時制造噪聲。他們有的穿硬底鞋在屋里走來走去，或者隨意搬動桌椅；有的愛大聲說話，長時間地，像夜晚推銷員；有的老往地板上丟東西或掉東西；有的則是伴侶間經常發生激烈的爭吵，甚至會打斗，于是怒吼、咆哮、嚎叫與哭喊聲便傾泄而下。不巧的是，我和東莉常住的臥室，剛好就在下面。為此，我們與各方做過各種溝通，山窮水盡之際，還撥打過110。有一對小年輕，我們第一次與他們溝通后，還送了水果上去，當時他們的態度也挺好，并回贈過我們水果。可惜，后來的深夜噪聲仍舊頻發。一天晚上十點多，噪聲又起，我給他們發消息提醒，他們嘴上說好，然而噪聲還是繼續。十一點左右，我打電話過去，結果話不投機半句多，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憤怒間，我沖電話里的男青年講了幾句侮辱的話，單方面結束了通話。男青年心里當然有氣，又撥過來，我一接通，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罵了句“去你爺爺的”，又撂了電話。那段時間，全球新冠疫情已經暴發了兩年多，大家還是要隔三岔五地在小區里接受核酸檢測。但就算面對面遇著了，我和樓上那位男青年也當對方不存在。結局是，在疫情管控解除后沒幾天，他倆就搬走了。

因此，我會提醒自己，即使在家里，也不能老當“受氣包”，還是得跟“心事偵探”“人肉翻譯機”“家庭導師”“清官”搭配著來。遇到特別難的時候，索性放飛一下自我，做做“局外人”也是對的。

>>作者簡介：

秀英奶奶，65歲重新識字、畫畫，著有《胡麻的天空》（2015年）、《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2022年）。

芮東莉，自由撰稿人，已出版《自然筆記》等。作品曾獲第九屆文津圖書獎、第四屆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優秀科普作品銀獎等獎項。

呂永林，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創意寫作學科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