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20位中國學者被拒入境，外交部點名某機場！美國到底在怕什么？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4月16日，外交部領事司通過官方社交平臺賬號發布了一則并不常見的提醒——不是針對某個國家整體的安全風險，而是明確建議中國公民“避免從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入境美國”。

這是近期最大規模的集體被拒入境案例：約20位中國學者持有效合法簽證赴美參加學術會議，在西雅圖機場遭到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執法人員的長時間盤查，最終被集體拒絕入境。

一個國家的外交機構點名建議避開某個具體機場，這在外交實踐中并不常見。這說明，問題已經不是偶發的個案，而是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和持續性。

學者們拿的是合法簽證，參加會議也有正規的邀請函，卻在入境大廳里被攔了下來。而那些被攔下來的人，很可能恰恰是在人工智能、信息科學等領域有所建樹的頂尖人才。

外交部用了兩個詞來定性這件事——“無理盤查”和“惡意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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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拉回到兩年前，那時中國學者赴美雖然也開始遇到麻煩，但還沒有到今天這種“連機場都要被點名”的程度。

變化是從簽證環節開始的。美國已經將簽證審查推入“全流程嚴查時代”，社交賬號篩查覆蓋所有非移民簽證類型，職業背景審查鎖定所謂的“敏感行業”。

美國國務院公開數據顯示，2025年第四季度，敏感專業中國留學生的簽證拒簽率達到38%，而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專業的拒簽率更是突破了50%。

即便是拿到了簽證、登上了飛機，也不意味著能真正踏上美國的土地。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入境環節擁有近乎絕對的裁量權，可以無理由地拒絕任何人入境。

這次西雅圖事件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規模——20人集體被拒。這不是某個人在“小黑屋”里被多問了幾個小時的問題，而是一次有組織的、針對特定人群的集體行動。

有分析指出，被拒學者可能與美國“10043號總統令”密切相關，該行政令允許以所謂“軍民融合戰略”為由，拒簽或限制相關領域的學者入境。

真正讓人心寒的還不只是這次集體被拒。就在上月，密歇根大學一位名叫汪丹浩的中國博士后研究員，在遭受美國執法人員約談盤問后自殺身亡。他研究的是第三代半導體材料與光電器件，論文曾登上頂級期刊《自然》雜志，去世當天最新論文還在頂刊發表。

這樣一個正處于學術黃金期的年輕學者，在異國他鄉以最令人痛心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

如果說汪丹浩事件還只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極端個案，那么西雅圖機場20名學者集體被拒，就已經清晰地說明：這不是針對某個人的“誤會”，而是一套運行中的系統性審查機制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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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把這類事件歸咎于某個海關官員的個人行為或基層執法者的素質問題。但西雅圖機場的連續發生、20人的集體規模、專業的集中指向，都在指向一個更深的邏輯：這不是“誤傷”，而是刻意為之。

從“中國行動計劃”開始，美國的邏輯就沒有變過：把科研活動與國家安全畫等號，把中國學者的正常學術交流視為潛在威脅，然后把審查權限層層下放。

過去三年，近300名中國公民遭美方無端盤查遣返，其中大部分是留學生和學者，且背景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信息科學等理工科敏感領域。

這種審查甚至已經超出了法律邊界。學者們被要求打開手機和電腦，接受長時間的精神施壓式審問，卻往往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做錯什么。

正如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錢皓所指出的，美方尤其容易針對高新科技領域的中國學者，“這與美方忌憚中國高新科技迅速發展有關”。

一個“忌憚”字點出了問題的本質。這不是出于法律層面的安全擔憂，而是一種戰略層面的焦慮——擔心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追趕速度太快，于是試圖通過人為切斷人才流動的渠道來減緩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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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本應是中美關系中最不容易被政治化的領域。科學沒有國界，這是現代文明的共識。但現在，美國正在用自己的行動打破這個共識。不僅如此，這種做法甚至已經開始影響美國自身的全球學術地位。

由于簽證和入境風險高企，大量國際學術會議被迫改址加拿大、歐洲或亞洲，僅2025年就有數十場知名會議“逃離”美國。

與此同時，中國學者赴美參會、訪學的意愿明顯下降，許多人主動選擇改道歐洲或留在國內發展，原本的“人才磁石”正在失去磁性。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批評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破壞正常中美人文交流氛圍，制造嚴重‘寒蟬效應’”。

甚至美國的盟友也開始擔憂。法國高等教育部長曾公開表示對本國研究人員被拒入境感到憂慮，德國外交部更新了赴美旅行提醒，強調簽證并不保證能入境，英國也修訂了針對赴美公民的旅行建議。

當學術交流頻繁受阻，受影響的不只是某個學者的個人職業發展，而是整個知識創新體系的活力——而美國正在親手摧毀自己一手建立的全球學術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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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美國越來越頻繁地將海關入境變為一場針對中國學者的“抽檢”，他們自己也在做一道選擇題：是繼續擁抱全球最優秀的大腦，還是把人才拒之門外，把學術中心的桂冠拱手讓人？

從數據上看，答案似乎已經有了跡象。2025年在美留學中國學生人數持續減少，同比下降4.1%至26.59萬人。

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開始重新規劃職業路徑——歐洲、新加坡、香港，甚至回國發展，都成了更安全的選擇。

有學者形容這是一種“用腳投票”的趨勢：當進入一個國家的成本高到無法承受時，人才自然會流向其他地方。

外交部這次反應迅速且措辭嚴厲，直接點名西雅圖機場，提醒國人避開風險，同時敦促美方停止歧視性執法。

但外交層面的交涉只是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一面是中國學術界正在加速構建自主的評價體系，打造自主可控的學術平臺，從根源上降低對單一國家學術體系的依賴。

學術交流本該是雙向奔赴的事情。如果一個國家的大門正在緩緩關上，那么學者們的路，自然會通向其他敞開大門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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