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相信奇跡，也相信規律，所以有了植物園

春天，人總是更愿意走向戶外：去公園、去植物園、去觀鳥，也去重新感受那些看似日常卻并不理所當然的自然經驗。最近兩年，我們發現人們或許厭倦了城市生活，開始重新擁抱自然，也重新對自然知識產生興趣。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不過數百年。從更長的時間尺度來看，親近自然或許仍然是一種尚未被消除的本能。同時，“人類世”（Anthropocene）與后人類生態議題的持續升溫，也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如何理解、命名并展示自然。

這篇書摘中，其中有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自然具有規律性，自然是奇跡的創造者，這兩種觀點共存于此。”或許正是在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認知之間，自然博物館得以誕生；而這種張力，也仍然在解釋我們今天為何持續被自然吸引，并不斷研究自然、走進這些承載自然的空間。

世界上為什么要有

植物園？

博物學從來不只依賴個人的奇趣。它與農業和藥典的古老淵源以及將在其他大洲發現的動植物引入歐洲以獲利的新愿景，自16世紀下半葉以來激發了當權者的興趣。特別是從 17 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開始，博物學的公益性，如宗教衛道，以及被認為對經濟或軍事起促進作用的知識進步，越來越引人思考。因此，各個國家由機構而非個人建立的自然物產陳列室開始增多。

這種觀念似乎來源于英格蘭。1654年，威廉·哈維為倫敦皇家內科醫師學會捐資，用于建立一座圖書館和一座“凡品和珍品儲藏館”。后者的表述值得我們關注，說明這不僅是一座植物標本館或藥用植物園，還是一項自然物產收藏。哈維博物館在1654年2月開放。它可能為倫敦皇家學會提供了參照，后者自創辦伊始就開始收集藏品，并于1666年買下了一座自然奇珍陳列室。15年后，這座博物館的首本藏品名錄問世。

至于圣彼得堡科學院，在1725年創立時，國家就將彼得大帝自1697年起創辦的“藝術館”劃撥給了它。在這座“藝術館”連同圖書館和天文臺一起進駐1728年開放的新建筑之后，它便面向公眾實行預約制開放，此時，它的博物館身份已經毋庸置疑。

比薩大學和帕多瓦大學催生了陳列室，萊頓大學也建立了自己的陳列室，但此后沒有再出現新的大學陳列室，直到1683年伊萊亞斯·阿什莫爾將自己的收藏捐給牛津大學。我們知道，在路易吉·蘭奇的倡導下，博洛尼亞于1714年成立了科學院，旅客在描述它時往往不吝溢美之詞，博物學是科學院工作的一個重要分支，后來，不少地方效仿博洛尼亞科學院的先例，只是規模更小。我們猶記得，1733年，安東尼奧·瓦利內里提議用父親的收藏向帕多瓦大學換取一份教職，并由他擔任以此份收藏為基礎而建立的陳列室的管理員。

在“強力王”奧古斯特二世的推動下，薩克森在與收藏相關的各個方面都走在前列。在德累斯頓，自然物產自1720年起被放置在單獨的建筑中，并在8年后被轉移到已成為“科學宮”的茨溫格宮，與圖書館、人造奇珍收藏、數學儀器和物理實驗儀器收藏共享這座建筑。同年，茨溫格宮具備了參觀條件。在18世紀40年代重新調整布局時，人們對藏品進行了有條理的歸類。通過閱讀1755年出版的德語版和法語版導覽手冊，可以對此有所了解。

我們首先進入的是礦物陳列廊，里面的藏品從“金”開始按性質依次排列，而后進入化石陳列廊，接著是“植物界奇珍”，解剖學陳列室，陸生和水生動物陳列廊，貝類、珊瑚和海洋植物陳列室，四足動物標本庫，琥珀陳列室。一座人工石窟與“著名的所羅門圣殿和會幕模型”是獵奇文化的殘余。我們看到，藏品按三個領域進行分類，這為等級體系中的各種物質提供了一個平臺。人們一直對能夠串連起不同領域的藏品感興趣，這就是為什么化石、動物體內形成的石頭、珊瑚和琥珀會受到重視。自然具有規律性，自然是奇跡的創造者，這兩種觀點共存于此。

這些陳列室雖然對公眾開放，但首先服務于學者，為他們的研究提供材料：礦物、化石、植物標本、動物和人類的解剖學樣本。人們很少考慮它們對參觀者的作用。陳列室的重點在于盡可能多地積累藏品，而藏品的展示順序是次要的，比起博物館，它更像實驗室，人們有時也會這樣稱呼它。然而，不僅前來參觀的公眾在增多，他們了解的東西也越來越多，還越來越挑剔。同時，如同16世紀中葉托斯卡納和威尼斯的植物園一樣，自然陳列室也在18世紀成了一項國家事務。發生在歐洲的兩件大事說明了這一點。

1635年，皇家藥用植物園在巴黎落成，5年后對外開放。它的名字在18世紀悄然改為皇家植物園，這是一項重大變革。它從一開始就通過派往黎凡特、美洲、中國、印度和埃及的植物學家們系統性地擴充藏品，園中可以開展研究，進行植物學、化學和解剖學教育，由于擺脫了醫學界教條化的正統觀念，教學水平甚至堪比醫學院，而且植物園的教授基本都是科學院（成立于1666年）成員，同樣地，自17世紀末以來，植物園的歷任管理員幾乎也都是科學院成員。

多虧了約瑟夫·皮頓·德·圖爾內福爾、安托萬·德·朱西厄和伯納德·德·朱西厄，當布封伯爵喬治·路易·瑪麗·勒克萊爾于1739年被任命為植物園管理員時，該機構已經成為植物學圣地，但即便如此，它仍然無法適應人們對博物學日益高漲的興趣。園中成立于1729年的陳列室似乎是“一堆別致的雜物，堆滿了兩個房間，真正的珍寶與荒謬的‘奇珍’放在一起”。

喬治·路易·勒克萊爾·德·布封，收錄于《博物學，總論與專論》第三卷的《關于陳列室中與人類博物學相關部分的描述》，巴黎，皇家印刷廠，1749—1804 年，現藏于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珍本書庫。

1745年，布封伯爵提名友人路易·道本頓出任看守人和展示員，此人“不出幾年就讓陳列室煥然一新。礦物、果實、木材、貝類被整合在一起，以最美觀的方式展示于人。他不斷發掘和完善保存有機體的不同方法；四足動物和鳥類的遺骸重煥生機，向觀者展示它們最細微的特點，令觀者驚嘆于它們多樣的形態和鮮艷的色彩”。道本頓專注于采集一切自然物產，他還特別制作了一大批解剖學標本切片。他在陳列室的布置上耗費了不少精力，“嘗試了所有可能的排列方式，直到找到一種既不顯得突兀又不違背自然關系的排列方式”。

這一切都讓人相信，居維葉的觀點并非夸張。道本頓其實曾經設想過打造一座大型陳列室，以便能夠接待蜂擁而至的參觀者，他還就此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觀點，比如建立“公共保管室”，他創造的術語也在個人藏家群體中廣泛使用。由于藏家去世后，他們“遺留”的收藏可能會進入國王的陳列室，所以，重要的是在他們創建收藏時就圍繞如何開展這項工作而進行指導。于是，道本頓在他的描述性文章的開篇部分對自然陳列室的整體組織架構進行了闡述。

按照邏輯，他先從陳列的順序問題入手。他認為，最佳解決方案是在這樣一座陳列室中將藏品按綱、屬、種劃分出有條理的排列方式，并將動物、植物和礦物分開。在此，我們再次看到了林奈對自然物產的三分法。這樣做還可以在每個綱的內部細分屬和種，然后將同一種的個體一個挨一個地放在一起。“以這種順序展示自然藏品，我們便能夠從中享受它們之間的關聯帶來的樂趣，而且不會感到疲憊，也不會因經常陷入迷惑和混亂而感到厭倦。”

盡管如此，人們卻并沒有尊重這種本應被所有陳列室采用的布置方式，國王的陳列室就是一例：“同一屬的不同種，同一種的不同個體，有時在藏品數目上完全不是一個量級，以至于我們無法將同類藏品放在一起；在綱和屬的層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此外，我們常常因陳列方案無法在展示空間中實現而不得不打亂連貫的順序。”道本頓作為實踐家最有話語權，他知道在陳列室整理藏品時不能不考慮藏品尺寸和空間布局，還要考慮數量增加這一事實，以便能夠放置新征購的藏品。這位實踐家還會考慮參觀者的情況。“在此類研究中，最有條理的排列順序雖然能帶來精神上的極大愉悅，但幾乎從來不具有最佳的視覺效果。”道本頓如是說，所以他建議在此基礎之上引入“對稱排序或對照排序”的方式作為補充。

在對適合這種歸類方式的各個屬的藏品進行有條理的排序之后，道本頓將剩下的藏品安排在“最合適的位置，使它們看起來像一個賞心悅目、形態和色彩多樣的整體”。不同類別的藏品的保存問題十分重要，但我們暫且略過它，說一說讓人精神愉悅的順序和讓人觀感愉悅的順序之間的差異。在探討藝術品陳列的時候，我們也遇到過這個問題，只需指出這是由于人們對自然物產的態度不同，一些人將其視作研究對象，另一些人則視其為消遣之物。態度不同是由于社會身份的不同：一邊是行家，即專業的博物學家，另一邊是獵奇者或愛好者。國王陳列室的受眾由這兩部分人組成。因此，道本頓需要在雙方難以調和的期待中尋找一個平衡點。

道本頓獲得了成功。1752年，收錄于《百科全書》的文章“自然陳列室”在快速介紹完國王陳列室的藏品和三大分類之后，指出“所有這些藏品都按照條理排列，并以最有利于博物學研究的方式布局。每樣藏品都有名字，它們都被玻璃層保護起來，帶有展簽標注，以最合適的方式陳列”。至于大批的參觀者，“他們來自各個階層，各個國家……。我們每周接待1,200至1,500人。進入陳列室很容易，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入內、游憩或學習。陳列室中展出的自然物產沒有經過修飾和上色，只表現出藏品應有的品位、優雅和內涵。陳列室的工作人員樂于回答與博物學相關的問題”。

雖然國王陳列室收獲了贊賞，但它并未令這篇文章的作者完全滿意，作者有比道本頓的三個展廳更加宏偉的設想。他提議“為自然建立一座與其身份匹配的神廟”。“我想，”他寫道，“它應該由多組建筑構成，建筑的體量要與關在里面的生物的比例相合：中間的建筑要開闊、巨大，用于容納陸地上和海洋里的巨獸。如果一踏進這幢建筑就能看到棲息于其中的鱷魚、大象和鯨，那怎能不令人震撼？人們可以從這里進入相鄰的房間，在各個房間看到自然多樣的面貌和遭受的破壞”，這樣一定會吸引很多外國人。這種在巴黎建造一座真正的自然博物館的呼吁反映了公眾日益增長的需求，但它的建立還要更晚。該館啟動建設的時候，同類機構幾乎已經在歐洲各地遍地開花，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

在此期間，當外國人前來參觀道本頓利用植物園改造而成的巴黎首座博物館——自然陳列室——的時候，給予了它正面的評價。博物學家、古物收藏家、旅行家、當時最受歡迎的動物學論著作者托馬斯·彭南特在1765年參觀過這座自然陳列室之后評價道：

道本頓先生展示了國王陳列室……。它由 3 個房間組成，里面盡是保存狀態極佳的動物標本。玻璃展柜下面是存放化石的抽屜。道本頓帶我參觀了樓梯下方的房間：第一間存放有從大象到老鼠各種體形的動物的骨架。第二間存放有化石和礦石。第三間存放有植物標本。地板上鋪有兩只羚羊的皮毛。

10年后，作家、倫敦文學界名人赫斯特·林奇·瑟赫將這座陳列室稱為“國王博物館”，并指出倫敦有比它更好的鳥類收藏。她描寫了其中的寶石、異域鳥類和昆蟲。盡管國王自然陳列室的狀況此后開始惡化，但直至法國大革命爆發前，仍有很多人前來參觀。另一件事發生在倫敦，正是在巴黎的公共自然陳列室開放后不久。身為醫生卻酷愛博物學的漢斯·斯隆爵士年輕時結識了物理學家羅伯特·波義耳和植物學家約翰·雷。他在國王植物園參加了圖爾內福爾和解剖學家約瑟夫— 吉哈德·杜維尼的課程。1685年，他被選入皇家學會。1687年，他作為新任牙買加總督的醫生遠赴該國兩年。回到倫敦后，他的醫術廣受好評。1727年至1741年，他擔任皇家學會會長。

他一生的收藏構成了歐洲規模最大、藏品最豐富的陳列室之一，包含一座圖書館、錢幣收藏、古物收藏、版畫收藏和素描收藏，尤其還有各種各樣的自然標本——人類遺骸、脊椎動物、無脊椎動物、昆蟲、礦物和化石、植物，即便沒有上千件，也有數百件之多。在當時的人看來，無論是外國學者還是好奇的參觀者都能很容易地進入斯隆的陳列室。

在斯隆最終版本的遺囑中，他提名了 50 余名“受托人”（trustees）負責說服國王以2萬里弗爾的價格購買他的收藏，而這還不到其收藏估價的四分之一。如果收購沒有在一年內完成，他們將向斯隆曾是一員的圣彼得堡科學院、巴黎科學院、柏林科學院和馬德里科學院詢問收購意向；每個機構都有一年的答復時間。如果均被拒絕，他們將盡快以最優的價格出售藏品。斯隆早在 1739年曾編寫了一份追加遺囑，10年后又進行了修改，他在其中用宗教理由表達了自己的遺愿，希望自己的收藏能被完整保存并為公眾所用。我們有必要在此引述這份文件的最終版本，以展示宗教對自然研究的影響及其與功利主義方法的直接關系：

我年輕時就有研究植物和其他自然物產的愛好，在多年間花費大量精力和金錢收集了我所能獲得的各種稀有和珍奇之物，既有我們本國的也有外國的，拓展對自然杰作的了解有助于我們提升對神的能力、智慧、善良、意志和其他優點的認知，理解其創造物帶給我們的鼓舞和愜意，為了促進這些高尚目標的達成、宣揚上帝的榮耀和人類的福祉，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要自己收藏的各個分支的藏品能夠整體原樣保存……，頒布法律、指示、規則和命令，讓所有想要觀看和觀察藏品的人士可以時常入內參觀。

斯隆于1753年1月11日去世。當月27日，“受托人”首次聚在一起。自3月19日起，經歷多次內部商談之后，議會討論了斯隆的收藏在未來何去何從這一問題。討論結束后的提案投票結果顯示，“出于國家榮譽和利益的考慮，將接受漢斯·斯隆爵士的遺贈”。緊接著，眾人又決定為國家購買一份手稿收藏。資金問題則通過發行彩票解決。由此建立的機構最終被命名為“大英博物館”，但沒有人知道是誰在什么時候提出這個名字的。1753年6月7日國王簽署的法令的標題中也使用了它，該法令標志著大英博物館的正式建立，并在接下來的兩個多世紀里成為這座博物館的運行準則。此時，離斯隆去世只有不到5個月。以上就是18世紀50年代初歐洲兩個重要首都在各自最高當局的推動下建立自然博物館的過程，大英博物館在建立之初和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座自然博物館。

喬治·沙爾夫，《大英博物館老館的階梯》，1845 年，現藏于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18世紀下半葉見證了此類博物館的大量建立，但通常仍使用舊時的名稱“陳列室”。1754年12月，不倫瑞克公爵為建成于9年前的技術教學機構卡羅林姆學院增添了一座自然陳列室，它位于市中心，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參觀者，截至1754年12月底，它一共接待163人，1755年接待218人，1756年接待292人。至18世紀60年代初，巴伐利亞的夏爾-泰奧多爾在曼海姆建立科學院（1763）之后，緊接著就利用從薩克森、維也納、伯爾尼和曼海姆當地購得的個人收藏建立了一座公共自然陳列室；1767年出現了關于它的描述性文章。這些反映了時代精神的代表性事件對當地產生了影響，而與此同時，在維也納發生的事件則對中歐乃至更多地區產生了影響。

在神圣羅馬帝國，自然陳列室直到1748年才在皇帝弗朗索瓦-艾蒂安的倡議下占據皇家收藏中的一席之地。這位皇帝可能是受了他十分倚重的顧問、皇室醫生、啟蒙運動思想家赫拉德·范·斯韋騰的影響，1745年，他任用了當時在尼德蘭聯省共和國的萊頓當教授的斯韋騰，后者建立了維也納的第一座植物園。

皇帝還于1748年購買了約翰·德·巴約的約3萬件藏品。約翰·德·巴約是一位意大利學者兼文化官員，還擔任托斯卡納要塞、建筑、花園和礦場的總負責人，他親自來到維也納負責新建的皇家陳列室。皇帝最初成立物理陳列室時十分喜愛里面的收藏。皇帝去世后，傷心的瑪麗-特蕾莎王后命人于1773年繪制了一幅畫作，畫中的皇帝弗朗索瓦-艾蒂安坐在他的自然陳列室中央，桌上有菊石、綠寶石、貝殼，地上有一塊巨大的水晶原石，皇帝身邊有圖書館館長范·斯韋騰、自然陳列室負責人、錢幣陳列室負責人和畫廊負責人。

從法律層面看，自然陳列室在這一系列機構中擁有單獨的位置。同物理陳列室一樣，它是皇帝的個人財產。它在奧地利和南美洲（皇帝曾用個人資金資助過赴南美洲的科學考察）的植物學和礦物學研究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766年，弗朗索瓦-艾蒂安去世后，瑪麗-特蕾莎將陳列室轉化為國家資產，并且每周兩次向公眾開放。她當時還不知道，自己的做法為維也納自然博物館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弗朗茨·梅斯梅爾與路德維希·科爾，《哈布斯堡— 洛林王朝的弗朗索瓦一世皇帝與收藏負責人在一起》，1773 年，現藏于維也納的自然博物館。在畫中出現的五個人中，有三人已在該畫繪制時過世，他們分別是皇帝、約翰·德·巴約和赫拉德·范·斯韋騰。瑪麗— 特蕾莎不僅希望為她熱愛并保護科學與藝術的丈夫留下畫像，也想為丈夫在該領域中最親密的合作者們留下畫像。這幅畫作所展現的自然陳列室因此成為一眾學者的紀念堂，他們在歐洲范圍內建立了一系列隸屬于哈布斯堡宮廷的重要文化機構。

或許是模仿維也納的先例，佛羅倫薩物理與自然博物館于1766年建立，然后在1775年面向公眾開放，同年出版了藏品名錄。此外還有其他案例，比如出生于厄瓜多爾的博物學愛好者佩德羅·達維拉在往返于故鄉和巴黎的20余年里建立了自己的收藏，他曾想將這份收藏賣掉，但未果，最終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三世在1759年答應了他的請求并接收了他的收藏，作為交換，他在以此而建立的陳列室中謀得了終身負責人的職位。1771年，國王簽署了建立陳列室的政令，1776年11月 4 日，陳列室對公眾開放。9年后，曾參與植物園和天文臺建設的建筑師胡安·德·維拉紐瓦奉命在它們旁邊新建一座建筑，供科學院和自然陳列室使用。同年，工程啟動，但因法國人的入侵而中斷，復工后，又更換了負責人，因為該建筑要滿足藝術博物館的需求，這就是后來的普拉多博物館。時至今日，該館依然在使用這幢建筑。至于皇家自然陳列室，它于1857年成為自然科學博物館，經過多次遷址和藏品更換之后，它于1910年遷入1882年至1887年間建造的藝術與工業宮。

陳列室的增加和博物館的創建表現了博物學和科學在文化事業中普遍意義上的地位變化，這種變化始于1680年至1720年間，如瑪格麗特·C.雅各布在其著作中所述，與牛頓物理學和神學理論的普及密不可分，此處的神學理論是物理學的補充，并適用于從自然現象中尋找上帝的存在，從最隱秘的組織結構到整體聯系，只能訴諸全能且無比智慧的世界造物主才能得到解釋。

這種對科學和自然的全新觀點以尼德蘭聯省共和國為媒介，從英格蘭傳播到歐洲大陸，法語報紙和出版物在該觀念的傳播過程中功不可沒，用法語寫作的博物學家也像英國人一樣將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與深刻的宗教虔信和諧地融合在一起。這種觀念最終才進入奧地利和西班牙等篤信天主教的國家，就連植物園出現在這些國家的時間都很晚（1754年維也納建立植物園，1755年馬德里建立植物園），它們也是最晚擁有公共自然陳列室的國家。

在牛頓學說的框架下，自然科學成為有神論思想、自由思想，甚至不同形式的唯物論思想交鋒的領域，它也由此披上了哲學的色彩。但如果說，個人和教會是熱情使然，國家卻有著其他更平凡的考量。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為了能在與對手的較量中獲得勝算，國家不得不推動政治世俗化，其特征之一就是愈發強調實用性，特別是在探尋更有效地利用已知自然資源和發現新資源的過程中。國家行政機構推動博物學的普及就是一種務實的表現，其他方面的表現還有將重心放在經濟上，以及德意志“財政學”和法國重農主義概念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