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管類實證研究須扎根中國大地

近年來，絕大多數經管類學術論文的研究水平明顯提高，但是學術論文偏離研究初心的現象仍時有發生，主要表現為一些實證研究結果嚴重脫離具體實際。因此，經管類研究者應當增強學術自覺，推動實證研究回歸“扎根中國實踐”的本源。

當前，經管類實證研究仍然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一，數理模型與實證設計之間的脫節。一些論文將主要內容冠以某個高深的理論框架，甚至搬出一些流行的數理模型，但是有些模型或者假設條件生硬而未經推敲，或者沒有得到有意義的均衡條件與比較靜態，僅僅是文字邏輯用數學語言的簡單重寫。后續的實證分析與理論和模型也毫無關聯，形成“兩張皮”，數理模型僅是“拉大旗，作虎皮”，未能真正貫穿研究設計、變量選擇與解釋論證的全過程。

其二，政策概念與學術概念的雜糅。一些研究者將政府文件提出的新的政策話語直接作為學術話語使用，沒有厘清政策話語與學術話語之間的區別。這種做法看似緊跟時事，緊扣現實，實際上既未理解政策的目標方向和底層邏輯，也未完成從政策問題到學術問題的轉化，導致研究淪為對政策的簡單注腳，而非獨立深入的學術探索。

其三，統計研究結果無法還原到具體案例進行直觀檢驗。世界是復雜多變的，并不是所有的單個案例都符合統計規律。但是，如果統計規律無法找到任何個例印證的話，這樣的統計規律大概只能停留在表面的相關性上，無法作出深層次的因果解釋，這樣的研究結果等同于一個新的“黑箱”。

其四，近年來學術界愈發重視因果推斷的效力，大量研究使用了“準自然實驗”方法，但是此類研究中的政策背景和執行情況有時卻不夠清晰。一些研究者僅知道某項政策文件在某年頒布、某年實施，便將其作為外生沖擊進行效果評估，卻對政策的具體內容、實施強度、地方差異知之甚少。不了解政策如何貫徹落實，因而不能準確識別其因果效應。

其五，不考察數據生成過程，盲目依賴他人整理的二手數據。近年來，一些國際期刊對濫用公共數據庫的論文已開始收緊審核標準。在統計數據和市場數據之外，有的研究者開始關注網絡文本數據。這本是值得鼓勵的嘗試，但如果研究者不了解這些數據的生成機制，如政府采購合同上網公示的金額標準、裁判文書上網的要求、對社交媒體文本的審核等，那么對這些數據的采集就有可能存在偏誤。當研究者不清楚基礎數據如何采集、指標如何定義、缺失值和異常值如何處理時，后續的實證分析結果很可能是一團糟。

其六，變量操作化不規范。一些研究者為了滿足政府的管理需求，將復雜的社會現象簡化為幾個指標的加權和。甚至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用高度相關的統計指標生成不同的指數，以測量政策目標的實現情況。這些做法看似提供了政策抓手，實則喪失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嚴謹性。

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在于學術評價體系的扭曲。當前，高校量化考核仍然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傾向，一些經管類研究者被迫追求發表數量而非研究深度，進行低水平重復或跟風熱門課題。與此同時，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專業訓練缺失也加劇了這一問題。不少學生精通計量方法和軟件操作，卻并未受過統計指標含義和信息來源的訓練，對數據生成過程缺乏感知能力，對政策執行細節缺乏追問能力，從而導致研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足。

面對這些問題，經管類研究者需要對研究對象保持敬畏，對研究過程保持謹慎，對研究結論保持警惕。一是追問理論與證據的關聯。當論文說明采用某理論時，應明確理論如何指導了研究設計，關鍵變量如何從理論中推導而來，研究發現又如何回應或修正了理論。二是正確處理政策話語與學術話語之間的關系。研究者應澄清核心概念是分析工具還是研究對象，若是分析工具，其內涵與外延是否清晰。應提倡對政策的學術分析，而非對政策話語的簡單重復。三是要求統計結果的可驗證。應鼓勵研究者回到案例或具體情境中去檢驗和印證統計發現。四是關注政策背景與執行細節。對于準自然實驗研究，研究者應明確政策實施的背景因素、時間節點、覆蓋范圍等信息，以確保對因果效應的精準識別。五是審慎對待二手數據。研究者應了解原始數據的來源、采集方式。對于那些完全依賴他人整理數據的研究，應對數據進行必要的描述性分析和穩健性檢驗。六是警惕為管理而測量的操作化傾向。構建指標不是目的，而是理解復雜現實的手段。應追問這些指標是否能夠如實反映概念的內涵，加權方式是否具有理論和現實依據，研究結果是否可以復制，等等。

“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不是簡單地給研究貼上“中國標簽”，更不是用學術研究機械地印證政策效果，而是要立足中國實踐，提出真問題，運用恰當方法，得出經得起檢驗的結論。經管類研究者應當堅守研究初心，讓“扎根中國實踐”的研究真正蔚然成風。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 王禧玉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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