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我的學習路徑和認識

我的學習路徑和認識

文｜黃宗智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個人則在少、青年時，深受雙重文化和國籍的重重矛盾與困惑，要到三十歲方才達到算得上是真正“志于學”，四十歲才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專業領域“立”, 五十歲完成兩部得獎的專著后才算 “不惑”。但是，由于從來便不屬于任何儒家的“主流”路徑，一直談不上“耳順”和“知天命”的境界。我個人的人生中只能說經歷過“志于學“和“立”, 加上中年之后的“不惑”階段，從來談不上儒家主流正統中的六七十歲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相比而言，自始便只可能是一種另類的學習和人生道路。

作為生性比較傾向叛逆的我，面對中西和古今的重重矛盾，實際上只可能屬于一種“另類”分子。最多只能被看作一個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求真、求實的學者，有點（由于感情上認同普通人民而）相對“左傾”，但從來稱不上中國傳統或現代意義的“正統”或“主流”。

當然，現代社會科學講究的不是求道而是求真。但中國，由于極其深厚的人文傳統，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直不可避免地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乃至于主導。它要求的實際上是兩者兼備。

現代中國從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出發的真正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當然不同。雖然，其中仍然有不少人實際上同時也受到傳統中國的深層影響。但我個人在基本精神傾向上，則更接近西方英語世界的所謂“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與無論是扎根中國傳統道德理念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們都有一定的不同。

與我個人學術進路最接近的既不是舊中國的儒學傳統，也不是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正統，而是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兩不是和兩都是的、海外的、“另類”學術。在如今的中國研究領域中，“另類”雖然相對怪異，但并非絕無僅有。其短處在對中國實際和其復雜性缺乏感性認識，其長處可能則在于具有更寬闊的視野。

與一般美國學者相比，我們這些海外的中國學者都對中國帶有一定的深層感情，與一般的非華裔美國學者有一定的不同。但同時，由于成長和扎根于海外，我們也和在新中國成長的華裔學者們有一定的不同。我們對中國的視野可能會比非華裔的帶有更深層的認同和感情，大多不會同等地完全認同或完全敵視人民共和國，但同時，也會和在中國成長的學者們不同，在許多方面會缺乏深層的感性認識。雖然，視野可能會更寬闊多樣。

以上敘述的多重不同，可以是痛苦的折騰，甚至于成為使人癱瘓的矛盾，但也有可能成為建設性的動力。起碼在在我個人人生的經歷中，其間不同的關鍵是我們面對深層矛盾的反應和抉擇，是否有充分的決心和毅力去求真、理解、探索、推進、加深對其的認識。

如今在85歲高齡回顧，在深層矛盾中做出人生抉擇和追求真實，可以說乃是我人生一輩子的主題。我的經歷是，感情和認同中的矛盾可以使我們癱瘓，但也可以成為自己學問的關鍵動力。我們可以因感情上的深層矛盾而無所作為，但也可以由其得出無窮的動力，促使自己直面并試圖超越矛盾，探索錯綜復雜的實際，以及建設性和超越性的道路。與在中國國內成長的學者們不同，我們雖然對新中國缺乏同等的親身經歷和認識，但也許更能夠達到相對寬闊的視野，而同時超越由于深層矛盾而癱瘓的狀態。

這樣的半“局外”半“局內”的人固然可能缺乏內部人的感性認識，但也可能帶有更寬闊的視野。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盡可能進入、達到局內人的深層認識，而又同時借助更寬闊的視野來做到兼具內部人的深層認識和局外人的寬闊視野。這也是我一生學習和研究的主要追求。

所謂內部人的深層感性認識，主要指的是對新中國帶有一定的同情性理解，既不會陷入簡單化的敵視或教條化的認同，而是既帶有內部人的、符合實際的認識，但同時又帶有局外人的寬闊視野的判斷。如此的認識途徑可能遠比夫子的單一文化傳統模式復雜。它要求的不僅是對局內人的深層“同情性”認識和理解，也是在寬闊視野下的局外人的視野和客觀判斷，乃是一種綜合兩者的要求。這就和傳統的對單一思考模式的認同和理解截然不同。它要求的是另一層次的、相當于處于兩種文化傳統混合體中的綜合而又超越性的理解，既是同情性而又是超越性的認識。

這一切談何容易。要真正理解單一種文化視野和思路已經十分不易；要同時同等地身處于并理解、認識兩種，而進一步超越其間的矛盾和差異，并且達到可持續的綜合性或超越性視野，實際上要遠比夫子所談的處于單一文化中的不同人生階段復雜得多，當然也遠遠更充滿張力和矛盾。但這正是我這樣背景的人所追求的給定的“另類”實際。它要求我們既投入、認同、經歷其中的深層矛盾而又超越之，盡可能達到即是同情性的理解而又不受其束縛，從而追求高一層次的“另類”認識。 雖然，根本性的矛盾可能是給定和不可避免的實際。

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