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節清晨,科拉爾獨自走進急診室。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那些以為她"去外地度假"的朋友。三周后,她將在精神病院的公共休息室里,聽一個穿防滑襪的女人論證"民主黨暗殺了肯尼迪"。
這是她的第二次住院。三年前那次更嚴重——高中畢業后的夏天,母親正在經歷第三段婚姻,父親(比母親大兩輪)則在張羅第五段。如今雙親都已去世,兄弟姐妹和同父異母的手足中,沒有一個與她親近。年輕時倉促結婚,丈夫早已失聯;更年輕時未婚生子,孩子送養后再無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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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這里的人承認自己不正常。」她對來探望的朋友內爾說。
探視規則與沉默的大多數
朋友們排了班。第一周禁止探視,第二周起每次只能進一人。內爾選在圣誕節和新年各來一次,每次都帶同一個警告:「千萬別帶禮物,我承受不住。」
她們待在公共休息室,而非科拉爾的病房。室友是個年輕女人,已經很久不說話了,卻有一種奇異的平靜——那種內爾只在無數幅圣母像中見過的、柔和而憂傷的微笑。據科拉爾說,整個病區還有另外兩個緘默患者。內爾唯一的 Psychiatry(精神醫學)認知來自談話治療,她實在想不通醫生怎么治不說話的人。
這里允許穿便服,但大多數人確實這么穿。直到那個穿防滑襪、浴袍松垮系著的女人走進來。
「他們要殺了他。」
「殺誰,瑪格達?」
「總統,還能是誰?」
「誰要殺總統?」
「民主黨啊,還能是誰?就像他們殺了肯尼迪一樣。」
科拉爾表示懷疑。瑪格達露出牙齒,表情兇暴得讓內爾以為她要咬人。結果她只是摔門而去,在門口轉身大喊:「你讓我惡心。」
科拉爾嘆氣:「病區里最近很多這種事。」仿佛病區外就沒有似的。「而我居然要在這里好起來?」
出院倒計時與未愈之愈
事實上她確實在好轉——足夠下周回家。只是還沒準備好復工。
這個"好轉"的定義本身就很精神病院:能出院不等于痊愈,能交談不等于不抑郁,能承認"不正常"不等于找到了"正常"的替代品。科拉爾從小就有抑郁,沒有孩子只是后來疊加的理由之一。
新年探視結束時,內爾注意到休息室的電視正在播放總統就職彩排。瑪格達的預言還有幾天驗證期,而那個微笑的沉默室友,正盯著屏幕上一面飄揚的旗幟。
病區里沒有日歷,但所有人都在數日子——有人數出院天數,有人數任期天數,有人在數自己還能沉默多久。
科拉爾數的是:這是第幾次從破碎中拼湊出一個能回家的自己。答案她清楚,只是不會告訴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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