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要他命，鬼子廢他腿。只因這個美國人說了句實話

有個美國人在上海待了二十五年，最后被日本人抓進集中營，腿廢了，差點把命丟在那兒。他叫鮑威爾，密蘇里州一個農場出來的窮小子，靠送報紙攢學費，一路念到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一九一七年漂洋過海到上海，接手一份叫《密勒氏評論報》的英文周刊，從此再沒離開過中國。

那時候上海租界里的洋人報紙多了去了，英國人辦的《字林西報》號稱“英國官報”，對中國人的事兒向來鼻孔朝天。鮑威爾不一樣。他接手報紙第一天就撂下一句話：本報歷來主張中國為獨立自主之國家，不為西歐或東瀛之附屬品。這話擱今天聽著平常，擱在那個列強瓜分中國的年代，等于直接扇了所有殖民者的臉。

日本人開始動手之后，上海灘上敢說真話的報紙一家接一家關門。中央通訊社停了，《申報》停了，《大公報》也停了。鮑威爾沒停。他不但不停，還在頭版頭條登了一篇讓整個上海灘炸鍋的文章——兩個日本軍官在南京比賽殺中國人，一個殺了一百零五個，一個殺了一百零六個，兩人哈哈大笑，約定再殺一百五十個分勝負。鮑威爾把這條日本國內報紙的報道原文照登，配上一句話：事實勝于雄辯。

這句話成了他的催命符。

日本人開始盯上他了。先是威脅，后來是炸彈。有天他走在上海街頭，背上突然被一截木棍似的東西砸中，彈到墻上又滾回腳邊。他彎腰撿起來，魂飛魄散——是一枚裹著報紙的木柄手榴彈，引線已經拉出一半，居然沒炸。事后查出來，是汪偽特工總部派人干的。沒過幾天，汪偽的喉舌《中華日報》登出一份“外籍記者黑名單”，七個名字，鮑威爾排第一個。

他本來可以走的。美國領事館派了船來接僑民，太太孩子都勸他回美國。他沒走。他說，報館里的中國同事跟了他十幾年，他走了，日本人會要他們的命。他還兼著一個秘密電臺的臺長，整個上海灘的電報公司都被日本人控制了，只有他這個電臺不經審查，能把淪陷后的消息發出去。他要守著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人沖進租界，查封了《密勒氏評論報》，把鮑威爾扔進了大橋監獄。牢房里沒有暖氣，沒有足夠的食物，日本人變著法兒折磨他。他在里頭待了將近兩年，雙腳嚴重凍傷加上營養不良，得了壞疽。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美日交換戰俘，他被放出來，輾轉回到美國，兩只腳已經保不住了，只能截肢。

就這樣，他也沒消停。一九四六年東京審判，他坐著輪椅上了證人席，指著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那一排甲級戰犯，一字一句把他們在中國干的那些事說給全世界聽。法庭上安靜得能聽見筆尖劃過紙面的聲音。

鮑威爾這輩子幫了中國多少忙，很多人不知道。斯諾去延安采訪毛澤東，是他力排眾議把稿子發出來的，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毛澤東戴著八角帽的照片，就是在《密勒氏評論報》上。那時候國民黨把共產黨的消息封鎖得鐵桶一般，鮑威爾一句話：我不管他是什么黨，我只看事實。他還把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挨個兒登上了“中國名人錄”專欄，讓這支被國民黨叫做“匪”的隊伍第一次堂堂正正站到了國際視野里。

他不是共產黨，他甚至一開始對共產黨沒什么好感。他信的是新聞記者那點樸素的道理——看見什么就寫什么，不添油加醋，也不藏著掖著。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在刺刀底下做，更難。

一九四七年二月，鮑威爾在華盛頓去世，五十九歲。他兒子小鮑威爾接過父親的筆，在上海繼續辦《密勒氏評論報》，后來因為報道美軍在朝鮮戰場使用細菌戰，被美國政府以“煽動叛亂罪”起訴，面臨二百六十年刑期。這小子跟他爹一個脾氣，死不認罪，官司打了七年，最后美國政府拿不出證據，不了了之。

《密勒氏評論報》最后一期停刊號上，鮑威爾的繼任者寫了一段話：中國人民從苦難中歷經長期奮斗，最終取得了成功，已開始建設人民的新生活。這是歷史中的偉大時期，我們感到特別幸運，能親自看到如此好的結局。

一份美國人辦的報紙，一個密蘇里農場出來的窮小子，兩代人，把最好的年華扔在了這片土地上。他們不為別的，就為一個道理——真相這東西，不分國界，也不該分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