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情況，真的像極了上世紀1936年。

2026年的情況，真的像極了上世紀1936年。

1936年到底發生了什么？那可是歷史大風暴的前夜，舊秩序逐步瓦解，強權博弈重新抬頭，大國競爭不再講規矩，只講實力和拳頭。

我們把視線拉回當下，放眼全球，世界確實越來越亂，但看回中國，情況好像又完全不同。因為我們剛剛交出了一份讓全球許多國家都羨慕的經濟數據：今年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5%，比去年四季度提高了0.5個百分點。就連一向挑剔、很少正面評價我們的外媒，也不得不改口，稱中國經濟展現出了令人驚訝的韌性。

我相信很多媒體和自媒體都會圍繞這個亮眼的GDP數字做解讀，我就不湊熱鬧了。今天我想講一個比5%更讓人振奮、也更具突破性的真相：我們中國，正在破解一個困擾西方發達國家大半個世紀的經濟學難題——鮑莫爾魔咒。

鮑莫爾魔咒聽起來有點拗口，但我用三分鐘就能給你講明白。

過去幾十年，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全都被困在一個經濟學規律里：一個國家越發達，服務業占比越高，整體經濟增速反而越慢。

為什么會這樣？

你想，工廠里造汽車，以前一個工人一天裝10臺，現在用上全自動機械臂，一天能裝1000臺，效率翻上百倍，這是制造業生產率的狂飆。

但服務業不一樣。一場演出，十年前要演3小時，現在還是3小時；音樂廳里拉小提琴，一首曲子十年前10分鐘，今天還是10分鐘。從經濟學角度說，服務業天然就很難提效。

于是經濟學家鮑莫爾發現了這個現象：一個國家越富裕，人們越不愿意進工廠干活，更愿意流向演出、旅游、餐飲等行業。錢和人都扎堆到提效緩慢的服務業，整體經濟增長就被拖慢了。

二戰后的美國就是典型。制造業效率飛速提升，勞動力大量涌向服務業，結果經濟增速大幅下滑。1960到1972年，美國年均增速還能保持3.4%，1972年之后就只剩1.3%。

不光美國，日本、歐洲各國也一樣，服務業占比超過七成后，經濟增速普遍掉到2%以下。

當然嚴謹地說，一國經濟放緩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比如人口老齡化、產業外遷等，服務業占比上升只是其中一部分。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服務業占比持續走高、甚至超過七成后，經濟還能保持5%以上增長，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

很多專家看到我國服務業占比越來越高，就擔心我們也要陷入“鮑莫爾病”。但看完一季度數據我發現，中國的情況，和當年的發達國家確實不一樣了。

關鍵數據擺在眼前：一季度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5.2%，已經超過了整體GDP增速；餐飲、旅游、文體娛樂等行業快速回暖。更重要的是，我國服務業占GDP比重約為56%，遠低于美國的81%、英國的80%、法國的71%。

從數據上看，我們仍在向服務型經濟轉型，但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出現服務業獨大、制造業空心化的問題。

更關鍵的問題來了：中國能挑戰這個經濟學魔咒嗎？

我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我們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并且已經走在了前面。

我總結了三點核心底氣。

第一，數字技術的發展，硬生生拉高了服務業生產率。

鮑莫爾當年提出理論，有一個重要前提：服務業很難提效。因為他那個年代沒有移動支付、大數據和人工智能。

即便放到現在，歐美很多地方點餐還靠服務員挨個記錄，而在中國，一個服務員配合掃碼點餐、算法調度，效率能翻十幾倍。網約車、在線醫療、AI輔助服務，我們正在用工業化級別的科技效率，降維改造傳統服務業。

第二，在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沒有清晰界限，而是深度融合。

美國把工廠遷到海外，只留下金融、律師等服務業；而我們不僅保住了世界工廠的地位，制造業本身也在服務化升級。

舉個例子就明白：買一輛新能源車，車是制造業產品；但后續的自動駕駛包、車載娛樂訂閱，背后全是高附加值的服務業。一家車企，同時賺兩份錢。

第三，超大規模市場帶來極致的規模效率。

我們有14億人的超大市場，任何新模式都能快速鋪開。外賣、社區團購這類模式，在美國可能要十幾年才能普及，在中國一兩年就能滲透全國。

規模一旦達到14億級別，再低效的服務業，成本也會被快速攤薄，效率成倍提升。

這三點加在一起，就是中國挑戰鮑莫爾魔咒的底氣。

在服務業占比持續上升的同時，我們的經濟增速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斷崖式下滑。

當然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挑戰依然存在。隨著服務業占比繼續向發達國家水平靠攏，增速放緩的壓力依舊不容忽視。

但至少一季度的數據證明了一件事：服務業占比上升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你用什么樣的服務業去承接發展。

最后回到開頭。

即便當今世界正處在大動蕩的前夜，為什么唯獨中國能保持相對穩定？

因為當有些國家忙著制造沖突、打破規則時，我們正在埋頭用科技和實干，重寫人類經濟史的底層邏輯。

真正的避風港，從來不是躲避風暴的屋檐，而是在風暴中心，親手鑄就能穩住時代的定海神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