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最忘不了的香港富豪

1977年12月6日，北京城漫起入冬后的第一場大霧。

鄧公的辦公室內，暖氣正熱，窗外的霧卻將中南海籠成白茫茫一片。

七十三歲的他早早坐在桌前，等待三機部、五機部、六機部的負責人前來商議國防工業的發展路徑。

那是他第三次復出后的冬天，鬢角白發又添了幾縷。

會議中，“軍民結合、以民養軍”的思路被層層攤開講解。老人聽得專注，頻頻點頭，臨結束時卻話鋒一轉，落到了一個具體的行業上：

“船舶工業要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中國的船舶要出口，要打進國際市場。”

這句話讓六機部的柴樹藩感到沉甸甸的。那時的中國百廢待興，能造出一艘像樣的船已屬不易，打進國際市場，談何容易？

但鄧公早已有了主意。他向柴樹藩推薦了一個人——包玉剛。

同一天，香港九龍的一處工地上，另一個身影正獨自望著腳手架出神。

他是霍英東，那年五十四歲，主營地產與船務，此時正悄悄為廣州的一個酒店項目籌措資金。

他心里藏著一件還沒對人說的事：想為祖國做點什么，只是還沒想好從何處開始。

此時，包玉剛和霍英東并不相識，也不知對方此刻的行蹤。

但歷史往往如此——它在這里落下一子，在別處又布一子，相隔數百里，卻終究要匯入同一局棋。

1918年，包玉剛生于浙江寧波鐘包村，是家中第三個孩子。

父親包兆龍在漢口經營鞋鋪，家底還算殷實。包玉剛少年時就讀于當地有名的葉氏中興學校，后來的邵逸夫便是他的學長。

十三歲那年，父親送他進入上海吳淞商船專科學校。

那時的包玉剛并未想到，自己的一生竟會與船結下不解之緣。他只是一個聰慧的少年，依著長輩的安排往前走。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37年。

日軍炮火打進上海，學校被迫遷往重慶。十九歲的包玉剛隨校輾轉，到了重慶后索性輟學，進入中央信托局保險部，當了一名小職員。

他并沒有在那個位置上停留太久。

心靈眼活、業務出眾，在任何時代都是最快的通行證。

包玉剛很快從普通職員升為衡陽分行經理，再調任重慶分行經理。那年，他不過二十出頭。

1945年，抗戰勝利，南京政府派錢大鈞接管上海。

錢大鈞身為“八大金剛”之一，面對金融秩序混亂的爛攤子，第一個想起的，正是曾在重慶聞其才干的包玉剛。

包玉剛風塵仆仆趕到上海，徑直走進錢大鈞的辦公室。

“早就聽說你在重慶的能耐，后生可畏啊。”

錢大鈞看著眼前的年輕人，語氣凝重，“上海灘是個爛攤子，而金融是最難收拾的一環。你我共勉吧。”

二十七歲的包玉剛，就這樣出任上海銀行副總經理。

可上海的局勢，比錢大鈞所說的更加艱難。

戰后物資奇缺，政府猛印鈔票，通貨膨脹已成常態，權貴與流氓趁亂攪局，金融秩序幾近崩潰。

坊間流傳著一種說法：去面館吃面前要先付錢，否則面端上來時，價錢已翻了一倍。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摸出門道：從銀行貸款，換成黃金美鈔，等貨幣再貶值，再用貶值的鈔票還款，一進一出，穩賺不賠。

主管信貸的包玉剛卻不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堅決抵制這套手法。

這一來，他得罪了不少勢力。

一天，兩名黑衣人找上門來，稱“杜先生有請，去喝茶”。

所謂“杜先生”，上海人都知道，那就是杜月笙。

這位杜月笙是何等人物，包玉剛心里非常清楚。

在上海灘，這位是連錢大鈞都要頭痛三分的存在，“喝茶”二字背后的意味，不言自明。

因此，包玉剛面上應承，心里已在謀劃退路。

當天傍晚，他匆匆趕往醫院，自稱闌尾炎發作，疼痛難忍。

醫生檢查未果，包玉剛卻態度堅決：不論如何，手術切除。

醫生愕然，只得照辦。

憑借這次“斷尾求生”，他頂住了杜月笙那邊的壓力。

但他也明白，這樣的局面難以長久。

某日，銀行資金緊張，一隊持槍警察沖進他的辦公室，為首的將槍口對準他胸口：“馬上給我們發工資。”

年輕的包玉剛站在原地，半步未退。

他緩緩問道：“你們是持有提款手令，還是有市長批文？”

對方子彈上膛，揚了揚槍：“我奉局長之命。”

“那這樣，我打電話請示市長，大家都好交代。”說完，他真的接通了錢大鈞的電話。

電話那頭，錢市長將警察局長痛斥一番，局面方得穩住。

但包玉剛心里已有決定：上海，不能再留。

1949年，三十一歲的包玉剛輾轉抵港，帶著積攢下來的才智與膽魄，重新開始。

包玉剛于上海周旋的那些年，霍英東還在社會底層掙扎求生。

兩人有一個奇妙的共同點：都是家中老三。

而這，幾乎是他們命運中唯一的相似之處。

霍英東出生的那條船，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當。

全家常年赤腳行走在艙板之上，以至于霍英東長大后花了很長時間，才習慣穿鞋的感覺——不是沒有鞋，是總覺得雙腳被束縛，不自在。

七歲那年，一場風災奪去他兩個哥哥的生命。

父親隨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一條小船，再也載不動一個家的重量。

失去依托的一家人靠親戚接濟，搬進貧民窟，五十多人擠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

那種感覺，霍英東后來只用了一個字形容：“擠”。

但是他從不抱怨，也不多言，這就是他一貫的表達方式。

可霍英東的母親心里明白：再難，也要讓孩子讀書。

她堅持把霍英東送進敦梅小學，三年后，這孩子考入皇仁學院——那所曾走出孫中山、廖仲愷，以及后來與霍英東頗有交集的何鴻燊的學校。

1941年，母親工作的駁船被美軍登陸艇撞翻，她受傷臥床，十八歲的霍英東不得不輟學回家。

之后他做過許多活計：搬貨、修車、在日本監工的皮鞭下忍氣吞聲。

他無名指上缺了一節，是在機場被油桶壓斷的。

母親心疼不已，當掉所有首飾，在灣仔市場盤下一間雜貨鋪，交給他經營。

他就這樣咬牙撐著，沒有太多選擇，也沒有時間猶豫。

轉機隨著日本戰敗而來。

那時，許多香港報紙刊登著戰后物資拍賣的消息，全是英文，普通人看不懂。

可霍英東看得懂，并且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把報紙從頭翻到尾，生怕錯過一字。

一天，《憲報》刊登通告，拍賣四十部郵輪機器。

霍英東盯著那行字良久，借來一百元，投了標。

幾天后，政府通知他中標，需準備一萬八千元提貨，而他那時手里只有一百元。

這個數字足以讓大多數人放棄，自認運氣不佳，然后轉身離開。

但霍英東沒有離開。他在屋里踱步片刻，腦子飛快轉動，隨后出門找到幾位朋友，開口說：“這批機器，我愿以四萬元轉讓。”

他沒有機器，沒有一萬八千元，但他擁有那條消息、那個中標的資格，以及那個別人尚未察覺的機會。

這筆賬，他算明白了。

最終，他果真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自此，他開始專注搜集此類拍賣信息，收購小艇、發動機、水泵，修繕后轉手，資金逐漸積累。

這個從貧民窟走出的年輕人漸漸悟出一個道理：信息本身就是財富，誰先看見，誰就領先一步。

那時的霍英東，已經望見了遠方的一線光。

1949年，兩人在同一年先后來到香港。

包玉剛本想重操舊業，投身金融，但香港的銀行業早已被匯豐等外資壟斷，難以介入。

幾位寧波同鄉相繼抵港，眾人商議后，決定先從進出口貿易做起。寧波商幫歷來信譽卓著，包玉剛的貿易公司很快打響名號。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對大陸實施禁運。

包玉剛抓住時機，從歐洲進口鐵礦石、輪胎，經澳門轉運大陸，獲利頗豐。

幾乎同一時期，霍英東也在做類似的事。

他組織運輸隊伍，為被封鎖的大陸運送藥品與建材，也積累了一筆財富。

隨后，兩人在1955年迎來各自最重要的轉折，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包玉剛選擇了大海。

那時他已看清航運業的門道，極力勸說父親避開房地產，轉而全心投入船運。

他打聽到英國威廉遜公司有一艘舊船待售，但報價頗高。中介談判無果，包玉剛沉吟片刻，買了一張前往倫敦的機票，直接上門與威廉遜公司面談。

此舉雖不合常規，但他的誠意與執著打動了對方，最終以十六萬英鎊成交。

那艘已服役二十七年的舊船，被他命名為“金安號”。

從此，包玉剛踏上海洋之路，再未回頭。

霍英東選擇了陸地。

1955年初春，他創立立信置業公司，目光投向香港樓市。

一次偶然閑聊中，一位售樓的朋友向他抱怨：某樓盤掛牌六年仍未售罄，資金壓得透不過氣。

霍英東問其原因，對方答：香港人哪有那么多現金？湊不齊全款，只能干瞪眼。

霍英東當時未作聲，回家沉思兩日。

他想的是：

普通人買不起，不是因為缺乏需求，而是付款方式成了門檻。能否把這個門檻拆解開？

于是，“賣樓花”的模式應運而生：先付總價五成作為訂金，再分期繳納余款，待房屋建成交鑰匙時付清尾款。

這方法聽起來簡單，但在當時的香港，從未有人嘗試。

結果立竿見影：樓盤迅速熱銷，立信置業名聲大振，霍英東賺得盆滿缽滿。

兩人一個駛向海洋，一個筑起高樓，在各自的航道上全速前進。

倆人快速崛起的背后，各有險關要闖。

霍英東這邊，隨著名聲漸起，麻煩也隨之而來。

朝鮮戰爭期間，他為大陸運輸物資的消息被人泄露，在香港坊間傳得沸沸揚揚。

港英政府對他的態度驟然轉冷，樓盤生意一落千丈。

霍英東只得暫緩擴張，將重心轉向實業，組建有容船務公司，購置近百艘船只，壟斷中國海沙外銷權，后又收購美國太平島船廠，一躍成為香港實業界的代表人物。

就在這時，一位舊相識找上門來。

那人正是何鴻燊，兩人早年都是皇仁書院舊同學。

不過，他們彼此間也曾有一段不甚愉快的交易：霍英東曾帶領數十名漁民在東沙群島熬煮海人草（一種可提煉治胃病、蛔蟲藥的海藻）長達六月，歸來后卻被何鴻燊大幅壓價，幾乎無利可圖。

多年后，一次宴會上二人重逢，霍英東當眾重提舊事，何鴻燊只得尷尬回應：“都是為了生計。”

但生意上的舊怨，并不影響真正的機遇來臨時，兩位聰明人海上坐在了一起。

1961年，澳門政府收回傅老榕家族的賭場經營權，重新招標。何鴻燊有意競標，卻苦于資金不足，于是找到霍英東。

彼時的霍英東原本對賭業興趣不大，但他轉念一想：若賭場利潤能用于建設澳門，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兩人迅速達成協議。霍英東出資三百萬，再借出二百萬，何鴻燊憑此資金最終奪得澳門賭場經營權。

此后，霍英東帶領工程隊清理澳門外港碼頭，與何鴻燊合資創立信德船業，完成了葡人四百多年未曾辦成之事。

多年后，據傳霍英東曾言：“沒有我，澳門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何鴻燊。”

包玉剛的險局，則隱藏于另一場更大的政治博弈之中。

他的長期租賃模式讓環球集團站穩腳跟，七艘貨船逐漸壯大為龐大船隊。

但隨著事業擴展，包玉剛漸漸步入另一個棋局——那里的對手不再是商業競爭者，而是兩個國家。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

包玉剛作為唯一民間人士出席，擔任正式顧問。

他能坐在這個位置，憑的是一張獨一無二的關系網絡：既與北京交往深厚，又與英國政要多年交好。

撒切爾夫人尚未出任首相時，包玉剛就已在高爾夫球場上與其丈夫結成朋友。這層關系，在談判陷入僵局時，成了一張關鍵牌。

當時鄧小平態度堅決，表示“如果談不成，到期我派兩個師過去便是”；撒切爾夫人亦不愿在主權問題上退讓，香港經濟因而劇烈震蕩。

包玉剛前往拜訪撒切爾夫人。

他帶去一份禮物：高價向英國訂購一艘輪船，并承諾持續合作。

這筆交易對他而言顯然虧本——英國船的性價比遠不及其他地區。

但對當時國內造船業深陷危機的撒切爾來說，這份禮物來得正是時候。

趁其心情舒暢，包玉剛提出一個小請求：希望她能親自出席這艘船及其在上海建造的姊妹船的剪彩儀式。

撒切爾夫人答應了。

于是，在包玉剛陪同下，這位鐵娘子現身上海，站在“世誼”號輪船的剪彩臺前。

這一幕，為香港社會注入一劑強心針。

中英談判隨后推進順利，包玉剛也因此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出任副主任。

一位商人，以兩艘船，輕輕撬動了一段歷史。

1964年9月，四十一歲的霍英東收到一份請柬，專程邀請他赴京參加國慶慶典。

盡管時局敏感，身邊多人勸他勿往，以免招惹麻煩。

霍英東斟酌之后，仍決定應邀。

為避開香港移民局記錄，他帶上干糧，取道澳門，輾轉二十多小時，方才抵達北京。

在國慶招待會上，一人走上前來，握住他的手說：“歡迎您來到北京。”

那人正是鄧公。

霍英東未曾想到，此后兩人還會多次握手。

1979年，改革開放春風初起，五十六歲的霍英東回到廣東番禺故鄉。

鄉人熱情，為他安排最好的招待所與套房。

但霍英東走進浴室，看見出水孔塞著熱水瓶木塞，衛生間積著年久泛黃的污垢，又想起途中輪渡排隊長達四個多小時，心頭很不是滋味。

返回香港后，他很快匯款回鄉，捐建一座溫泉賓館，又筑起一座大橋。

1983年，他在廣州投資建設的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級酒店。

開業當日，酒店大堂門前冷清。霍英東找來經理，要求四門大開，歡迎所有人進來參觀。

高層們面露難色：如此既難管理，也有損酒店檔次。

霍英東未多解釋，只揮手說了一番話：

“就是要讓大家都來看看，改革開放后祖國的新面貌。白天鵝賓館，不只是一個經濟項目，更是一個政治標志。我們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設計、自己建造、自己經營，這是我們的骨氣，也是我們的才氣。”

無人再言，大門敞開。

1984年1月，鄧公南下廣東，視察中山溫泉賓館。

下山時，道路難行，陪同人員建議原路返回。

老人擺手，說了一句：

“不走回頭路。”

幾日后，他來到白天鵝賓館，步入電梯，一路沉默。

霍英東陪在身旁，亦未多言。

電梯升至頂層，門開，珠江全景撲面而來。

八十歲的鄧公靜立許久，然后開口：

“白天鵝，好，比美國的還要好。謝謝你。”

不久，中央宣布進一步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改革開放的步伐，愈見沉穩。

同年10月1日，六十一歲的霍英東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

1991年9月22日，農歷中秋。

七十三歲的包玉剛與二女婿乘船出海，賞月觀濤。海面平靜，月懸低空，水中亦有一輪。

包玉剛坐于船頭，不知說了些什么，只知那夜盡興而歸，他心情頗好。

次日凌晨，這位世界船王安然離世。

一個與船相伴一生的人，最后一夜，留在海上。

身后，資產早已分予女兒女婿，但無數以他與家人命名的捐贈項目，仍留存于世間各地。

葬禮上，香港商界名流齊聚，中央高層致送花圈，鄧公也以“生前好友”名義哀悼，稱他“于國有功”。

2006年10月28日，八十三歲的霍英東于北京走完人生旅程。

中央為其舉行國葬，一眾大佬為其扶靈，靈柩之上覆蓋國旗，哀榮備至。

包玉剛與霍英東，一個從寧波殷實之家出發，一個自香港貧民窟小船啟程，走過截然不同的道路，卻在歷史中留下了分量相近的印記。

香港經濟的黃金時代，正是由許多這樣的人支撐起來的。

他們并非天才，也非圣人，卻共有一片底色：無論走出多遠，從未忘記根在何處。

而時間，也是最好的標尺。

它不在意一個人擁有多少船、筑起多少樓、賺取多少財富，只在意一事：

那些過往的行者，曾為這片土地留下過什么。

而霍英東與包玉剛，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