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地方招引上市公司背后，警惕“帶病”遷址衍生監管新問題！

A股上市公司跨省遷址的案例越來越多，這場圍繞上市公司的資源爭奪戰，如何共創“雙贏”格局值得深思。

近年，A股上市公司跨省遷址越來越頻繁，有的因易主隨新實控人“搬家”，有的則直奔產業政策、資金注入而來。這種合作看似“雙贏”——地方新增一家規模企業或上市公司，企業也獲得了真金白銀的“輸血”。可記者梳理多起案例發現，不少公司遷址后，業績非但不達預期，反而每況愈下；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也打了水漂。曾經熱切的“雙向奔赴”，卻變成了互相消耗的雙輸結局。

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建設、嚴禁違規招商補貼的背景下，這場圍繞上市公司的資源爭奪戰，暴露出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深層次博弈和焦慮，如何共創“雙贏”格局值得深思。

遷址后業績“變臉”？有企業越搬越虧

記者梳理多起案例發現，當前上市公司異地搬遷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因控股權變更引發的被動遷址，典型表現為，近年國資入主上市公司或通過招商基金將企業引入落地，以完成地方產業招商與項目引進指標。

以安通控股為例，公司控股股東由郭東澤及其一致行動人郭東圣變更為福建省招航物流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2025年10月，公司公告稱，基于戰略規劃調整及經營發展需要，擬將注冊地址由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遷至福建省泉州市。

另一類則是企業為尋求地方支持而主動遷址。為增加上市公司數量、帶動產業鏈與稅收就業，不少地區開出有關財政獎補、土地資源、貸款貼息、人才獎勵等組合而成的“政策大禮包”，吸引企業落戶。

ST合縱便是一個典型案例。2025年6月，ST合縱公告稱，擬將注冊地址由湖南湘江新區遷至北京市房山區。而在2023年12月，其注冊地址才剛從北京市海淀區遷至湖南湘江新區。對于2023年的搬遷，ST合縱表示，此次搬遷是為了充分協調利用湖南湘江新區的優質資源及優惠政策，促進公司長期發展。事實上，在遷入湖南湘江新區前的2023年11月，ST合縱就與湖南湘江新區管委會簽下了戰略合作協議，湘江新區管委會為其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優秀人才引進、房租優惠、企業創新支持、貸款貼息等多個方面。

但這種為了“政策禮包”而遷址的行為備受爭議。以ST合縱為例，該公司在第一次遷址湖南之后，公司營收不增反降，歸母凈利潤虧損6.31億元。因一筆1.3億元投資連同資金成本無法收回，審計機構對其內控出具否定意見。而在第二次遷回北京之后，公司日前發布公告，預計2025年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虧損5.8億元—9.5億元。

即便拿到政策紅利，也沒能挽救基本面，這樣的故事并非孤例。比如，必康股份遷到延安，希望借助地方資源脫困，最終以退市收場；拉夏貝爾從上海遷至新疆，曾獲巨額授信，仍難逃退市命運；鵬博士從成都遷到青島，同樣未能扭轉頹勢。

地方警惕企業“帶病”遷址

這些案例背后，雙方都各有所求：企業將遷址當“救命稻草”，在遷入前早已主業疲弱，試圖借政策紅利提振經營；地方將招引當政績工程，為實現上市公司零的突破降低門檻。然而，對地方而言，這種先引進再算賬的做法將埋下巨大隱患。

“我們之前也談過一家汽車零配件企業，看上去市值還可以，但企二代不愿接班，這種我們不敢接。”安徽淮北市招商局招商負責人胡文強坦言，“投進去幾個億最后見不到效果，要被問責的。”

胡文強所指的效果，一般有三個指標：有沒有市場、資金實力強不強、未來成長性夠不夠。他表示，地方真金白銀投入，最終要落地產值、稅收、就業，這是硬約束。

蘇州市相城招商（集團）有限公司先進材料公司團隊負責人胡旭棟表示，行業周期波動、自身經營問題、現金流斷裂，都可能讓資質不錯的公司業績“變臉”。政府可以協調資源、幫忙紓困，但救急不救窮，更救不了基本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國資以并購方式引進企業。長期參與地方產業基金招商的榆煤基金總經理秦笙表示，大多數愿意被并購、愿意搬遷的公司，本身就存在瓶頸與短板。不少地方引進企業時沒搞清楚企業的“病根”在哪，只看到上市公司光環，結果接了個“燙手山芋”。

產業與城市能否融合是關鍵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地方招商陷入“補貼內卷”：稅收返還、財政獎勵等層出不窮，造成大量資源錯配。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推進，監管紅線愈發清晰：嚴禁違規對特定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差異化補貼、低價要素支持，地方招商的舊模式，正在被全面糾偏。

胡旭棟表示，長三角已過了靠高補貼搶項目的階段。“好的企業更看重營商環境、供應鏈半徑、交通區位、客戶集聚度，單純沖著補貼來的企業，我們會越發警惕。”

企業必須清醒，只有靠市場賺錢才能真正在異地扎根發展。秦笙表示，企業該不該遷，核心只有一條：遷入地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能不能帶來真實助力。原材料成本更低、客戶更近、配套更完善，搬遷才有意義；僅僅為了拿補貼、搞紓困，遲早會暴露問題。

對地方而言，業內人士建議：第一，不再唯上市公司光環，優先匹配本地主導產業；第二，盡調穿透到底，看清負債、現金流、隱性風險；第三，政策從普惠讓利轉向精準賦能，不搞違規補貼；第四，建立跟蹤評估機制，以產值、稅收、就業實效動態調整支持。

歸根到底，企業與地方的“雙向奔赴”，雙方都不能忽略一個最核心問題，就是企業自身競爭力與地方產業生態是否真正匹配。“我們不怕企業暫時困難，怕的是和地方產業不匹配、自身沒有造血能力。”秦笙說，強行把不適合的企業“種”在本地，就像把魚養在沙漠，再怎么澆水施肥也活不了。

本文原載于《證券時報》4月21日A2版

責編：萬健祎

校對：彭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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