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進入思想史對我來說是一個大轉折

本周給大家準備的推送，來源于金老師與幾位學生的一次線下問答。在這篇問答中，金老師解答了關于“歷史”和“思想史”之間的區別問題，以及觀念史研究的方法論，同時也表達了對當前社會上流行的大歷史研究的看法，并對自己在中國美院任教授課的經歷進行了回顧，在最后，總結了五十年學術研究理論生涯的重要轉折點。
金老師認為做學術研究就像抽鴉片一樣。受過學術研究的熏陶以后，一輩子都深陷其中，其它方面的東西都無法滿足了。即便最后付出大量的辛苦，也只是偶爾有一點收獲，但自己反而一直去做，并且享受著讀史料、做研究、想問題的時候，那些發現新東西的快樂。

由于本文系根據師生問答的錄音整理而成，未經作者修訂；同時，為保留問答的現場感，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作者的口語原話，內容僅供參考，若有不同的學術意見，請以作者的文章和專著為準。

進入觀念的世界

學生：金老師，可否請您談一下“歷史”和“思想史”之間的區別。

金觀濤：歷史與思想史肯定是有差別的，簡單來說，歷史是研究發生了什么事情，思想史則是研究為什么會發生這些事情。我們都知道，歷史研究要追問一件事情“為什么發生”，但這與一件事情“怎么發生”是不一樣的。其實，好的歷史學家都清楚這一點，即社會歷史中的因果關系與物理世界、自然界的因果關系完全不同。承載起歷史的主要是人的行動，人將自身的觀念轉化為行動。所以，在講歷史事件為什么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列舉很多條件：經濟條件，自然環境，科學技術等各種相關性因素；但是，歷史事件的核心就是人的社會行動。有觀念才會有行動，沒有特定的觀念就不會有特定的行動。講歷史是要講發生了什么，通過觀念史，我們才有可能知道它為什么會發生。很遺憾的是，在講“為什么會發生”的問題時，太多歷史研究都把觀念給撇掉了。

學生：目前已有不少大歷史和社會史的研究，有些還運用上了自然科學的方法，比如根據氣候、地理、經濟因素來理解人類歷史，您對此怎么看？

金觀濤：現在確實有許多自然史、經濟史或社會史研究不講背后的觀念，之所以不講，是因為在用科學方法來描述社會現象時，觀念是可以暫時懸置的，比如經濟學本身就最接近自然科學，政治學中講權力的運作也是如此。什么是觀念的懸置呢？比如我們講經濟發展、市場法則的時候，會講到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只有在此基礎上，經濟現象才會那樣呈現，人才會買和賣，這時經濟現象背后的觀念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懸置起來，只講人的行為就可以了，這就跟自然科學很近了。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假定我們的社會經濟發生了變化，市場經濟突然有一天變為計劃經濟了，那么在此變化中間，不講觀念行嗎？不講觀念就無法解釋社會經濟的變化。因為在計劃經濟中，驅動社會行動的觀念是不能被懸置的，蘇聯搞計劃經濟背后的觀念，不同于過去中國搞計劃經濟背后的觀念。雖然計劃的手段一樣，背后的觀念卻不一樣，當計劃經濟碰到問題時，解決的方法也是不一樣的。如果忽略觀念，這些東西根本就講不清楚。不同時期、不同經濟形態背后的觀念是不一樣的——人都是自利的，這沒錯；但在不同觀念下，自利動機怎么轉變為經濟的行動，其中的機制是不同的。我經常舉《鏡花緣》中君子國的例子，我們可以想象，假定在市場中每件商品漲價了才買、降價了再賣，那市場經濟的結構會是怎樣的？那肯定是不一樣咯。當然，這樣的結構不穩定，即使存在過，最終也消失了。

社會科學研究是將觀念懸置起來的，但回到歷史本身，這個觀念是不能懸置的。沒有觀念，歷史是活不起來的，之所以有時候看似活起來了，是因為人們把當下的觀點填進去了，只是他們對此渾然不知而已。最近我看到很多書很暢銷，研究古代歷史，研究各王朝的君臣如何行事，解釋一些事件是怎么發生的。我看到這樣的現象，就很感慨，書想要暢銷，就需要寫得通俗、活靈活現，甚至將今天的觀念填進去。然而，將今天的觀點填進去以后，這還是古代歷史嗎？這里只不過是借古代背景來講今天的故事。類似的還有歷史文學，它實質上是故事，不是歷史研究，但人們就將此作為真實的歷史來理解了。

我認為，真正好的歷史研究一定要進入觀念世界；對觀念本身的研究，構成了解釋歷史事件為何會發生的研究，這是歷史研究中最困難的部分。歷史事實是客觀的、能夠講清楚的，可只有涉及主觀的觀念，歷史才能活起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西方的后現代史學非常盛行，他們認為歷史就是敘事，歷史上的觀念已經被遺忘了，只能用今天的觀念來代入，那么歷史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虛構的，都是在講故事。這一直盛行到九十年代初，現在開始退下去了。如果想要追究歷史為什么發生，一定要去研究觀念結構，比如其中一種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詞匯語言的分析，對普遍觀念做出很精密的考量。對此，我覺得中國近現代史是一個很好的戰場。

學生：謝謝金老師，非常受益！您曾在美院的授課過程中談到思想史或觀念史研究的方法論，這些課程目前在B站有不少的播放量，影響了不少青年學子。可否請您再談談方法？

金觀濤：“走進去”和“走出來”，可以說是思想史的獨門武功。這個武功要怎么教，我也不知道。我的博士生要做中國美術史，都要經過一個艱難的階段，就是讀了中國古代的文獻但卻無法“進去”，問我，其實我也不懂，因為我也不能進去。但是我大概成為了他們“進去”和“出來”的一個榜樣，我的研究生是這樣形容我的：金老師，我在讀文獻的時候，您就是我放在那兒的一個標桿，我讀不進去的時候就看看您。我想這也不錯，我說我很自覺，你說沒有進去該怎么進去，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要進去以后，自己肯定是知道的，你會很愉快，也會忽然發現原來讀不懂的那些東西，都懂了，而且你還可以跳出來，你的論文就成了。反過來講，如果沒有這個體驗，你就沒有真正進去。所以，方法上的問題其實是回答不了的，這個東西要做研究的時候，讓每個人自己來體驗。

學生：很少有一位學者能夠同時涉獵科學哲學、軸心文明研究與中西思想史研究，這里似乎還有一個領域就是人文藝術，您對自己在美院的經歷怎么看？

金觀濤：我認為自己對油畫、西方的繪畫有一種天然的敏感，一幅西方的畫好不好，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但我對中國的山水畫和書法就做不到這一點。其實，我見到毛筆就發憷，小時候沒有好好學過，字寫得一塌糊涂。當我發現自己的孫女字寫得那么好的時候，我是很驚訝的。到美院講思想史、指導學生寫中國美術史的論文，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這條路是西方人找不到的，而我們嘗試著通過觀念研究來探索中國山水畫的起源、中國書法的起源，我想，我們大概是找到了一條進入的路。

學生：目前美院的一系列研究還是非常精彩的，比如對畫山水背后普遍觀念的揭示，還有宋明理學天理世界觀念的視覺表達研究，令人不禁贊嘆。您是怎樣指導學生探索“中國思想與繪畫”這一美術史新方向的呢？

金觀濤：也許，我一般就是給他們以精神上的感召吧！這就是，當你碰到困難之后，你不要回避，并保持對任何問題的懷疑。哪些研究是走對路了，哪些不是，這種“感覺”我是有的。他們可以把感覺告訴我，我可以告訴他們哪些感覺可能是對的。據我所知，我們做得很好的學生，在外面也很出色的，大概跟我都有過這樣的互動。他們遇到困難的事情，我叫他們堅持下去；對于他們的錯誤，我即使不懂，也能看出來。因為走錯路的時候，那個東西肯定是能感覺出來的，一個好的研究者是能感覺出來的；當一個東西是對的時候，那種直覺，即使不看文獻，也是能捕捉到的。所以你問的這個問題是沒法講的，它要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才知道的。

以漢代的宇宙論儒學為例，當時漢代的天災怎么打擊到官僚制度？對這個問題，我和劉（青峰）老師總結了一個模型，但這并不是讀過海量的文獻之后才總結出的，結果我的一個碩士生專門去讀《后漢書》，就把這個給做出來了。最后他知道我在總結這個模型時基本沒有逐字逐句去讀史料，是大吃一驚的。我講過，一個好的歷史研究，是不需要堆太多史料的，它就像數學一樣清晰，這話在美術史里也成立。但是如果要正面講“怎么做”，這就不好說了。比如怎么做數學，那是要靠經驗和很多直覺的。

還有一點，對的東西是很美的，而且會觸動你的心弦。做過長年研究的人，就會有這樣的體驗。你會有很多東西搞得很boring，你就非常煩，沒什么意思，然后有一天豁然開朗了。我經常講：研究就像抽鴉片一樣。你受過這樣的熏陶以后，你一輩子就陷進去了，因為其它的東西都無法滿足你了，就一直做。最后這個東西是付出大量的辛苦，偶爾有一點收獲，但你反而持續去做。我經常跟我的學生講，這也許就是你們碰到困難時的生命意義，就好比你被關到監獄里了，你還能體會到的那個最大的快樂是什么？就是學術發現了。我和劉老師已經那么大年紀了，老年人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我還能享受著讀史料、做研究、想問題的時候，發現那些新東西的快樂。

學生：謝謝您！聽到您的這段話，我也非常受鼓舞。最后一個問題比較大，我想請您來回顧一下自己這五十年的理論生涯，特別是您認為最重要的一次或幾次轉折是什么？

金觀濤：這個問題我倒沒想過，因為我這個人不太愿意回顧歷史。我跟時代差的比較遠，也不接近時代。但在我看來，有幾個轉折是很明確的：

第一個是青年時代的轉折，我曾經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大概在1970年代前，我發生了一個巨變，就是從黑格爾的辯證法轉向了系統論，這是一個巨變。這個轉折直接影響我的八十年代。另外，我本來是個理科生，跟劉老師結婚，就相當于跟文科結婚了嘛（笑），劉老師那些人文古典的東西對我影響很大。后來我們到鄭州大學，她在中文系，我在化學系，我們就開始研究西方的各種東西。那時候，國家改革開放，我們就為撰寫《興盛與危機》做準備了，這個東西是我們八十年代的代表作。當時我們對歷史、對系統論的掌握，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后來的轉折就是走向觀念史了。八十年代我沒進入中國思想史，當時做中國思想史的人比做中國史的人多，但大多是從性理、程朱、陸王來著手，陷進去就無窮無盡。后來八十年代末，我開始研究毛澤東思想，進入文本分析。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大概花了七年時間才進入了思想史，“進去—出來”的方法就是這個階段悟出來的。我讀韋伯也沒有太直接的幫助，起初韋伯的書我們是看不到的，后來接觸到以后有很多人都覺得很妙，卻又講不清楚妙在哪里。當然，事后看來還是有妙處的，比如韋伯提倡的“理解”方法，但要知道，韋伯本人對理解方法和ideal type的闡釋并沒有后人概括的清楚。對我個人來講，進入思想史是一個大轉折，從科學哲學進入了人文的世界。在寫《開放中的變遷》的時候，我都還沒有完成這一轉折，直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這個轉折大概就很明顯了。

后來我曾經想把這個經歷告訴一些人，但大家好像都很難以接受，可能他們不明白這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再往后，我們就開始用關鍵詞來驗證結論，并開始做數據庫了，最終有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和《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新近的一個轉折就回到語言學與哲學，一直到當下。

本文系根據師生問答的錄音整理而成，未經作者修訂；同時，為保留問答的現場感，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作者的口語原話，內容僅供參考，若有不同的學術意見，請以作者的文章和專著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