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起來痛快解氣的歷史書都值得懷疑

　　讀起來痛快解氣的歷史書

　　都值得懷疑

　　文：先知書店 編：少年X

　　虛假的歷史，對一個社會能有多大的危害？

　　1994 年，盧旺達大屠殺，100萬人慘死在屠刀下。本是好親戚、好鄰居、好同事、好朋友的兩個民族，發生了胡圖族對圖西族的無差別屠殺。

　　而這樣的悲劇，僅僅是因為一套虛假的歷史敘事：

　　胡圖族為了爭奪總統權力，把歷史上所有的災難全部歸結于圖西族，聲稱他們是盧旺達的叛徒，是人人得而誅之的“臭老鼠”。

　　可見，一套虛假的歷史敘事，不會僅僅停留在頭腦里面，它是比槍炮更具威力的武器。

　　中國歷來是最重視歷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最龐大的史官體系，直至今天，歷史依然是圖書市場中最暢銷的種類。

　　讀歷史本是為了看見真相、獲取見識，但真假難辨的歷史卻讓人越讀越糊涂，甚至得出一個完全顛倒是非的結論。

　　這種充滿劇毒的歷史敘述，我們尤其應該引起警惕。

　　▌被刻意，甚至強制掩蓋的“真相”

　　世界上有兩種謊言，一種是低級的謊言，它全部由假話構成，完全違背事實和邏輯，另一種是高級的謊言，它由真話和假話同時構成。

　　劇毒歷史就是典型的后者，它是一種偽裝成真相的高級謊言，它只會告訴人們復雜歷史事實的部分真相，還會描述大量無法考證的歷史細節，讓人難辨真假。

　　在人類歷史中，最典型的虛假歷史，大多出自專制君主之手。他們為了維系自身的道統，總要刪改史料、壟斷歷史。

　　為了讓偽史看起來更像真品，君主會描摹出很多動人的細節，讓盲從者深信不疑，讓研究者如墜迷霧。

　　比如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為了將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們以虛構、隱沒、潤飾的手法，系統地篡改、銷毀了諸多歷史記載，還親自查驗，以防疏漏。

　　面對強權的威懾，只有極具史膽的作家，才敢于捍衛真相：齊國史官冒著滅門的風險，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司馬遷頂著觸怒漢武帝的危險，記述劉邦的背信棄義；瓊斯先生因為堅持報道烏克蘭的饑荒，身敗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煙海、假貨遍地的“歷史”中，如何掙脫權力宰制、追求歷史真相？

　　作者必須呈現出真實可靠、線索清晰的史料，而讀者必須有尋找真相的見識和勇氣——在信息管道狹窄、真相稀缺的時代如此，在信息泛濫、真偽難辨的時代，更是如此。

　　越是這樣的環境，也就越需要帶著問題意識，愿意面對公共寫作的歷史學家，否則即使有學者糾正歷史謊言，最終只會劣幣驅逐良幣——若論這一領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楊奎松莫屬。

　　▌歷史還原了，大家都是人

　　一個杰出的歷史學家，除了需要知識和見識，往往更需要膽識。這通常與天生的性格有關。

　　1976年，因為憤恨“四人幫”所作所為，楊奎松連寫幾首詩貼到廣場上，結果成了被緝拿的對象，并 因此下獄。

　　這段監獄歲月，讓楊奎松很快有了兩個發現，一，他發現：“我這個人真的不怕死”，即便是監獄里面，他很快能學會泰然處之。

　　二，在和一個死刑犯的相處過程中，他真切地體會到了犯人善良的一面。這對楊奎松觸動很大，他認識到僅僅從表面上把人分成好壞，是多么膚淺。

　　及至后來做研究，他一直竭力避免憑一己印象來取好惡 ，否則很容易把歷史人物或政黨臉譜化。

　　楊奎松反對臉譜化，更反對學術對政治的獻媚，他認為現在的歷史研究 歌功頌 德太多，應有的批判意識太少。

　　楊奎松堅信 他研究的問題，是許多國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整個國家的命運都息息相關，因此必須要尊重真相。

　　他只想要把事實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給讀者和歷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論，給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間。

　　▌他專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寫作

　　楊奎松畢業于人民大學， 曾多年在中央一級部門工作，可以讀到尚未解密的資料；80年代他又蹲過幾年中央檔案館；在90年代初俄國檔案解密最好的時期也去過俄國查過檔，并一直跟蹤研究近代史的相關問題。

　　這種跟蹤式研究，使他比一般學者更具備問題意識，更能發現一些其他人發現不了的問題。

　　比如 為何雙十協定墨跡未干，國共內戰就突然爆發？到底誰該為內戰負責？

　　又如，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蘇為何交惡？真的是因為蘇聯走了所謂的修正主義路線？

　　楊奎松的問題意識，來自他對學術的終極定義。他反對大多數學者一輩子待在象牙塔內，不食人間煙火的研究方式。

　　他始終不想脫離現實社會，脫離構成這個社會的蕓蕓眾生的命運來思考歷史問題。

　　在他看來，學問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必定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有益。用哲學家費希特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一切研究都必須以達到人類的最高目標，即達到人類的改善為歸宿。”

　　他研究歷史的最大樂趣，是讓讀者因歷史中人的命運及其境遇而有所觸動、有所感悟、有所聯想，從而對歷史或現實有所反思和警悟。

　　他認為，如果歷史研究，不能讓讀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反而因為立場造成了更多的對立或傷害，這種學問不要也罷。

　　▌讀起來痛快解氣的歷史書都值得懷疑

　　有人請教楊奎松，什么是好的歷史著作？ 他列出了三個標準：

　　◎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撐和出處清晰的引證

　　在史學界——無論通俗寫作，還是歷史研究，長期存在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很多文字淋漓暢快的作品，存在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實的現象，尤其是在政治對學術影響最大的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現狀更是如此。

　　這是楊奎松最反對的。他指出，凡是那些讀起來痛快、解氣的所謂歷史書，其客觀性和準確性都值得懷疑，更別說那些為意識形態服務的研究。

　　他在《讀史求實》一書中說：

　　“歷史已經發生了，成敗是非已成過去。即使牽扯到祖輩、文化，或是黨派、國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實事求是，尊重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理應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著有色眼鏡，無論看過去，還是看現在，其實都沒有辦法弄清歷史事實。換言之，如果我們能夠暫時拋開歷史中的恩怨是非，我們要發現歷史真實并非沒有可能。”

　　楊奎松能拋開歷史是非，以可靠的材料說話，又能發掘到未解密的檔案，行走在學術的雷區，在中國能這樣做，并且能夠做到的歷史學者，實在不多。

　　◎其次，對歷史的復雜性有充分的同情與理解

　　一切歷史都是人的歷史，歷史是人類行為的記錄。但群體性的人沒有邏輯，充滿了無數的未知變量，無法用科學的方式衡量，更難系統地編排歸納。

　　因此，研究歷史，不能以后來者的視角對當事人進行苛責，只有“洞察人性、悲憫人心”的歷史學者，才能做出好的研究。

　　就像楊奎松寫《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他盡量去掉了后人的審判視角，躬身進入當時的歷史語境，去理解國民黨的行為邏輯。

　　◎最后，要能給今人以啟發和深入思考的空間

　　中國古人常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讀歷史就是為了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上升為歷史智慧，解決現實問題。

　　楊奎松一直帶著問題意識做歷史研究，他的寫作最終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社會問題。

　　比如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中，對種種“禁區”問題的透徹研究，其實也透視了此后幾十年政治風潮的機理。

　　▌見別人所不能見，給讀者深刻的見識

　　不讀歷史的人會重蹈歷史覆轍，讀歷史的人只能眼睜睜看著不讀歷史的人重蹈歷史覆轍。

　　閱讀歷史、汲取教訓，是一種避免犯錯、尤其是犯大錯的智慧——這是人盡皆知的古訓。

　　但是，在這個娛樂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時代，提煉見識越發困難。尤其是很多 歷史學家還在“助紂為虐”，他們看似學識淵博、立場客觀，實際上卻是在堆砌名詞，讀者根本無法從龐雜的概念中汲取教訓與見識。

　　◎強烈的問題意識

　　好的歷史，信息量巨大，但很少堆砌名詞和概念。好的作者，在搜集完資料后，不是粘貼復制后填空，而是會花數倍的時間從泥沙中淘出金礦，然后精煉提純，讓讀者在“沉浸式閱讀”中，聽見歷史的警鐘。

　　為了保證治史嚴謹，楊奎松始終堅持使用最原始的檔案資料，遇到二手資料更是會反復對比，以鑒定真偽。

　　楊奎松研究歷史，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為解決某個現實的社會問題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帶有濃重的問題意識，讀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

　　◎獨特的治史觀念

　　面對中國近現代艱難且復雜的轉型，很多歷史學家還在參與“大合唱”，他們看似學識淵博、立場客觀，實際上卻是在堆砌名詞，讀者根本無法從龐雜的概念中汲取教訓與見識。他們的眼光是向內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時此地的影響因子。

　　而楊奎松研究歷史，眼光是向外的，他從全球范圍出發，從國際大背景的角度書寫中國近現代史。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為解決某個現實的社會問題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帶有濃重的問題意識，讀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

　　因此，他總能見別人所不能見，回答一般學者回答不了的問題，也受到一般學者所不能得到的榮譽——他是被國內國外都高度贊譽的歷史學家。

　　在書中，他寫的是中國革命歷程，放在讀者眼前的卻是20世紀國際格局的風云變化。因此，楊奎松的著作是拓寬歷史視野，理解中國與世界關系演變的絕佳之作，也是贈送給喜歡歷史的親友和長輩的禮品書。但遺憾的是，楊奎松的許多書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眾所周知的“斷貨王”，這次集齊十分不易，其中《讀史求實》《民國人物過眼錄》等書更屬于售罄即絕版。數量有限，先到先得，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楊奎松作品集”（含絕版獨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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