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史學家分析俄烏戰爭，點評普京及澤倫斯基的功過

俄烏戰爭開始了。

普京發表長文，認為烏克蘭在歷史上并非獨立國家，他同時指責列寧在蘇俄建國初期允許這些加盟共和國自決，從而安置了一枚“定時炸彈”。

如何評價普京的講話，預測蘇俄戰爭可能帶來的影響？《紐約客》記者Isaac Chotiner訪談了哈佛大學俄羅斯及烏克蘭史教授歷史學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討論了俄羅斯對烏克蘭語言和身份認同的長期恐懼根源，預測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發動戰爭的反應，以及普京的講話背后的俄烏兩國歷史恩怨。

問：我們如今所熟悉烏克蘭人的身份認同，可以追溯到什么時候？

答：這取決于你所說的身份是什么元素。如果你談論的是語言，那將是非常原始的。就宗教成分的認同而言，這可能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但是，現代意義的最早出現烏克蘭政體始于十九世紀中葉。烏克蘭面臨的問題是，它被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這兩個大國瓜分。而且，在很早的時候，俄羅斯帝國就意識到了獨立烏克蘭語對帝國統一會構成威脅。因此，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將近四十年期間，禁止出版烏克蘭語，基本上阻止了文學語言的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革命中期，其他民族試圖獨立，有些也獨立，烏克蘭人也嘗試了，但最終失敗了。

問：為什么俄羅斯如此受到烏克蘭身份的威脅，尤其是語言？這只是典型的帝國式的對少數民族或語言的不信任和厭惡嗎？

答：俄羅斯人當時也研究歐洲狀況，尤其是在法國，指向統一語言對于國家統一大有好處。所以這是全球性的現象。在如今也能引發共鳴，那就是大家都屬于俄羅斯或斯拉夫民族，雖然族群不同，但同屬于一個民族。這就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模式，普京現在認同這個模式，他說烏克蘭作為一個國家沒有合法性。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局勢。

問：你最近寫道，“蘇聯在1922-1923年間成立時，是一個偽聯邦國家，而不是單一國家，正是為了容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這兩個最獨立的共和國。”你能稍加解釋嗎？

答：布爾什維克承認---- 至少是形式上的承認---- 他們是不同共和國獨立組成，從而控制了俄羅斯帝國的大部分。而且，直到1922年，烏克蘭還是一個經歷短暫獨立時期的國家。當1922年布爾什維克與德國簽署“蘇德拉巴洛條約”時，烏克蘭人開始質疑為什么俄羅斯的代表有權利為他們簽署協議。他們激烈討論了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斯大林的想法是，不同的共和國聯合起來。烏克蘭人和格魯吉亞人對此表示抗議，說他們應該建立一個“聯盟國家”，列寧認同了烏克蘭與格魯吉亞的陣營，因為他的愿景是推動世界革命。

問：你能更全面地定義一個“聯邦國家”嗎？

答：在形式上，蘇聯各加盟國是平等的，從大俄羅斯到小愛沙尼亞，都是平等相待。當然強調各加盟國獨立，原因是這些共和國誓言為獨立而戰，但是布爾什維克通過包容一些民族和文化的愿望，包括給予語言權利，接管了政權。

2020年8月24日，在基輔的退伍軍人游行中，親屬們舉著在烏克蘭東部沖突中犧牲的烏克蘭士兵的畫像。

問：列寧去世和斯大林上臺后，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答：列寧死后，這種情況并沒有改變，因為斯大林延續了列寧的政策。他發起了一場迎合烏克蘭人和其他人以及他們的民族語言和文化的運動。格魯吉亞人講格魯吉亞語，亞美尼亞人講亞美尼亞語，但他們的想法是，只要他們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計劃，就要遷就他們。

然后，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斯大林開始改變這一點。你可以看到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象征意義正在逐漸復蘇，在此之前，它們被視為帝國主義和歷史的倒退。但即便如此，盡管蘇聯并沒有推動其他語言的發展，各加盟國本身也沒有追求這些語言。1932年至1933年的烏克蘭饑荒，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轉折點，因為他們不僅僅是要求糧食。他們對烏克蘭語提出需求。

在1932年的一項法令中，斯大林終止了在烏克蘭以外、烏克蘭人所在的地方教授烏克蘭語，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其他地方。他們基本上停止了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外的任何烏克蘭語的教育或出版物。在烏克蘭境內也出臺了更嚴格控制烏克蘭文化活動的政策。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應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潛在抬頭。他們還追捕烏克蘭共產黨和文化機構的關鍵人物，其中至少有兩人在1933年自殺身亡。這不僅僅是一場饑荒，而是一個更廣泛的現象。種族滅絕概念之父拉斐爾 · 萊姆金(Raphael Lemkin)說，種族滅絕不僅僅是烏克蘭的饑荒，而是對機構、語言和文化的更廣泛的攻擊。

問：回顧60年后蘇聯解體的時候，那時我們看到一個獨立的烏克蘭。你如何回顧1991年發生的事情以及烏克蘭獨立后的最初幾年？

答：那個時期與1917年至1918年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在第一個時期，烏克蘭民族和烏克蘭革命的想法基本上是關于種族的，盡管烏克蘭有許多少數民族，包括俄羅斯人和波蘭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懷疑地看待烏克蘭獨立的想法。但是，到了1991年，民族的概念及其與語言和文化的聯系發生了變化。烏克蘭人現在更多地被想象成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公民國家。當時的大型工業城市都講俄語，1991年12月，支持獨立的人數超過九成。種族很重要，語言也很重要，但這些都是次要的。每個地區的大多數人都贊成獨立。

問：除了烏西和烏東地區差別之外，語言差異在人群中以何種方式表現出來？

答：歷史上，烏克蘭語是鄉村的語言。二十世紀帶來了現代化和城市化，農民通過俄語融入城市文化。因此，有一個相當大的群體，他們把烏克蘭語當作自己的母語，并且有烏克蘭人的身份，盡管他們說俄語。

問：我可以想象，就大城市里的人們所說的語言而言，這種情況在今天已經發生了一點逆轉。

答：這是過去八年的發展。在此之前可能有過一些倡導運動，但這實際上是對戰爭的一種反應。戰爭從2014年開始。俄羅斯方面的論點是，我們是來把你們從文化和各種其他類型的壓迫中解救出來的，而你們是說俄語的人，所以假設你們應該效忠于俄羅斯。而且，在許多大城市，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有意識地選擇轉向烏克蘭語。對于那些在兩種語言環境中長大的人來說，轉換語言的門檻相當低。所以現在有一種轉換語言的趨勢，或者把自己和烏克蘭語聯系起來，把孩子送到烏克蘭語學校。

問：如何看待普京本周的演講？

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你在普京的演講中看到的是對蘇聯時代政策的反對，這很符合他的觀點。他把一切都歸咎于蘇聯，甚至是烏克蘭的創立。甚至提出要回溯到革命前，對俄羅斯人的定義。這是一個非常帝國主義的想法，俄羅斯民族，包括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最后兩個群體沒有作為獨立國家存在的權利。我們幾乎回到了19世紀中葉，帝國官員試圖阻礙烏克蘭文化和思想的發展。

問：這種俄羅斯帝國姿態，以及烏克蘭身份只存在于其中的想法，是否會吸引大批烏克蘭人，即使他們遠非多數人？

答：當然，這個想法在2014年的克里米亞半島得到了認可。那里的人口大多數是俄羅斯族。它對頓巴斯地區的部分人口有吸引力，這個地區有著廣為人知的蘇聯身份。那里的人們相信，是的，也許我們是烏克蘭人，但是作為俄羅斯人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問：你是否感覺到，在俄羅斯國內，甚至在那些可能不喜歡普京的人當中，在烏克蘭問題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沙文主義？還是你感覺到俄羅斯內部更多的分裂？

答：人們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人，有很強烈認同。此后，普京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對于烏克蘭的其他地區，我認為還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從人們如何看待對方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距離，從這場戰爭開始以來一直在拉大。我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但我的感覺是，俄羅斯對烏克蘭歷史的敘述正在衰落。俄羅斯歷史的開端是基輔。你去學校學習。所以這些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但是現實遠非如此，使得這個歷史神話成為問題。

問：你似乎是在暗示，通過發動與烏克蘭的戰爭，普京讓自己的人民對把兩國視為一個國家的想法不那么感興趣。

答：是的，這是我的印象，而且俄羅斯的抵制也促成了這一點。如果普京繼續談論法西斯之類的東西，這無助于創造一種團結感。烏克蘭獨立廣場的抗議者被俄羅斯的宣傳描述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你用這種方式來描述另一個國家的公民，這對兄弟情與統一的論述毫無幫助。

問：如果俄羅斯真的入侵了烏克蘭的大部分或全部，你認為會有多大的阻力？你是否覺得即使烏克蘭軍隊被正式擊敗也很難平息？

答：是的，這就是我的感覺。在某種程度上，這取決于所在地區。普京可能永遠不會來到烏克蘭西部。我想在烏克蘭中部會有極強的抵抗。這場戰爭的結果不僅是烏克蘭人的身份認同得到加強，烏克蘭人更多地與烏克蘭文化聯系在一起，而且還有大批人不再認為，為自己國家拿起武器的想法是激進的。成千上萬的人接受了軍事訓練，他們將會戰斗。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怎么做，但是我毫不懷疑會有抵抗。

問：你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處理沖突的方式有何看法？看看他是如何從試圖平息恐慌走到去德國并談論綏靖政策的，令人震驚。

答：在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都在否認戰爭。我不知道這場戰爭的確切基礎是什么，但他與烏克蘭社會是一致的，因為烏克蘭人不想要戰爭，他們沒有準備好戰爭，他們不想去考慮戰爭。人們滿懷希望地認為，普京受到如此多的關注，他不敢做任何事情。過去幾周發生的事情讓人感覺這是真的。

Serhii Plokhy is the Mykhailo Hrushevsky Professor of Ukrainian Histo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A leading authority on Eastern Europe, he has lived and taught in Ukrain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okhy is the author of ten books, including the award-winning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2015), which received the Lionel Gelber Prize, the Pushkin House Russian Book Prize and the Antonovych Ukrainian Book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