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問父親: “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系最為密切?”
鄧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 “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當做兄長,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也最長。”
周總理年長鄧小平六歲,鄧小平對周總理十分的欽佩和敬重,視其為兄長。
周總理視鄧小平同樣如兄弟。
1975年的9月下旬,處于病危狀態的周總理準備做第五次大手術,
這天,進入手術室之前,周總理示意讓擔架停下來,他以微弱的聲音問:“小平同志來了嗎?”
鄧小平立即奔到擔架車前,俯身問候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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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周恩來從20年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開始相識并相知,之后,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他們一直保持著親如兄弟的革命情誼。
無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還是在風云變幻的江西中央蘇區;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他們互相信任,親密合作,配合默契,并肩同行,相知甚深。
1920年12月,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不久,和其他同志一起創立了共產黨旅歐支部,并成為主要負責人。
一年后,16歲的鄧小平也來到法國,他懷著一腔熱血,想通過學習知識報效祖國,但現實很快打破了他出國時的夢想。
當時法國剛剛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蕭條,鄧小平的生活過得很艱難。
為了糊口,鄧小平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工,很少在學校讀書。
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結識了周恩來,最終,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2年,鄧小平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成為一位職業革命者。
他所從事的第一項工作是參與旅歐支部的機關刊物《赤光》雜志的編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指點下,為雜志的出版刻寫、油印和裝訂,并且寫了不少文章。
《赤光》編輯部設在巴黎弗德魯瓦街17號一家旅館內,一個只有五平方米的狹小房間里,這實際上也是周恩來的住所。
鄧小平白天做工,晚上下班回來后就立即投入到雜志的工作中去。
周恩來將撰寫好的稿子或修改過的別人撰寫的稿子交與鄧小平,鄧小平便認真刻在蠟紙上,然后用一臺簡陋的印刷機一張張油印好,裝訂起來。
周恩來工作很忙,時而開會,時而接待客人,時而去外地進行革命活動,所以通常只能利用工作空隙撰文和改稿。
每當這時,鄧小平就守在一邊,等周恩來改好一篇,他刻寫一篇,常常忙到深夜,甚至徹夜不眠。
為此,鄧小平在這間“彈丸之地”打地鋪過夜是常有的事。
時間一久,兩人互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思想感情、工作方式都很接近,相處很融洽。
鄧小平對待工作總是投入滿腔的熱情,干勁十足。
他刻寫的蠟版字體工整雋秀,印刷清晰,裝幀雅致,深得同志們稱贊,大家親切地送給他一個雅號:“油印博士”。
周恩來對這位“油印博士”很欣賞,給予他很多關心和鼓勵。
鄧小平更是把周恩來看作兄長,虛心向他學習,增長了許多見識和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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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周恩來和鄧小平負責為中共旅歐支部籌措活動經費。他倆經過調研,發現巴黎市場上很少看到豆腐,是個冷門食材,于是便與趙世炎、李維漢等人商量,決定在巴黎開設一家“中華豆腐坊”,以解決支部活動經費問題。
在設計店鋪門面時,大家覺得需要有一副充滿中國文化氣息的對聯,懸于店堂內,以展現中國特色。李維漢請周恩來先出個上聯,周恩來眼盯著豆腐磨,未加推辭即脫口而出:“旋輪磨上流瓊液”,大家齊聲叫好。
正在考慮由誰撰下聯時,鄧小平搶先和出下句:“煮月鐺中滾雪花”。
大家一齊鼓掌,認為這一下聯對得很妙。
鄧小平具體負責豆腐坊的日常營銷工作,他熱情好客,很有組織能力,加上豆腐坊具有東方風味,很快吸引了法國人,一時聞名巴黎,大有供不應求之勢。
在鄧小平和同學們的努力下,豆腐坊的品種由單一的豆腐擴大到豆漿、豆腐腦、豆腐干、凍豆腐、臭豆腐等。豆腐坊不但解決了留法同學的伙食費和學費,還為中共旅歐支部提供了活動經費。
回國后,鄧小平再度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黨中央工作。那時,鄧小平和周恩來幾乎每天都在一起,共同處理日常事務,周恩來是中央日常工作的總管,鄧小平是他的助手,比起在法國,他們的工作環境更加險惡,而責任更加重大,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刻。
鄧小平被周恩來認真而沉穩的工作態度、大智大勇的作風氣度和高尚的革命品格所折服;周恩來對鄧小平處理事務中表現出的率直干練、機智果斷也很滿意。
他們不僅工作關系十分密切,個人關系、家庭關系也相當親密。
1928年春,鄧小平與張錫媛喜結良緣。
中央的同志們為他們在飯館操辦酒席,周恩來和鄧穎超高興地參加了他們的婚禮,真誠地向他們祝賀。
鄧小平和張錫媛結婚后,曾有大半年時間與周恩來、鄧穎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相處得像一家人。
建國以后,鄧小平先是在西南工作,1952年調至中央,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從此,重新開始了與周恩來的長期合作,他們在中南海一起工作,共同為國家大事操勞,結下了更加深厚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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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鄧小平與夫人卓琳、繼母夏伯根去了南昌生活,三位老人的年齡加起來將近兩百歲。
為了照顧好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周總理親自給當地的領導同志打電話,告訴他們,鄧小平已經是六十幾歲的人了,身體也不好,不能當勞動力,要照顧一下。
周總理還特意叮囑,要保護他們的安全。要多關心,多幫助他們!
最后,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當地部門準備將鄧小平安排到贛州,住的地方裝暖氣,再配一部小車,并保證絕對安全等等。 周總理在電話里聽了匯報后,還是否定了去贛州的方案。
他指出,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區,生活條件很差,將鄧小平一家安排在這里不妥,他提出應該安排在南昌附近。
周總理還具體地說:“房子應當是一棟兩層的樓房,樓上為鄧夫婦居住,樓下為工作人員住。最好是獨門獨院,這樣既能在院里活動,又能保證安全。”
最后,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當地負責同志將鄧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縣望城崗的原南昌步兵學校校長的住所,并安排鄧小平夫婦到離此處不遠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
1973年2月,在周總理的安排下,鄧小平一家回到北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 《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當天,辦完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總理才正式向中央請病假兩周。
1973年4月初,周總理、鄧穎超夫婦在玉泉山與鄧小平、卓琳夫婦促膝長談,并共進晚餐。
鄧小平恢復工作以后,病魔纏身的周總理終于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
1974年3月底,周總理致信毛主席,希望由鄧小平率代表團出席聯大會議,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4月6日代表團離京時,病重中的周總理專門驅車親往首都機場為鄧小平一行送行。
4月10日,鄧小平不負戰友之重托,圓滿完成任務。
同時,身在異國的鄧小平也時時牽掛著病重中的周總理。
據當年陪同鄧小平出訪的工作人員回憶:
回國前,鄧小平在一次散步時,詢問附近有沒有法式面包鋪子,工作人員便將他帶到一家標準的法式面包店。鄧小平高興地把他十幾美元的零花錢全部買了剛出爐的法式棍子面包,并說,總理愛吃這種面包,帶回去請他嘗嘗。
在場的陪同人員聞聽此言,無不為之感動。
4月19日,鄧小平載譽而歸,周總理再度抱病赴機場迎接并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為老戰友“接風洗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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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周總理的病情越來越重,鄧小平幾乎全面擔負起了周總理的工作。
為了全面支持鄧小平的工作,1975年2月1日,周總理親自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一開始,他便開門見山地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后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隨后,他鄭重宣布了各位副總理的分工,明確提出: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
常務會議結束后,周總理接著召集由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說:
根據毛主席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于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毛澤東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鄧小平沒有辜負戰友的重托和全國人民的殷切期望,開始大刀闊斧地對各方面的工作進行全面整頓。
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各個方面的工作大有起色,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明顯的好轉。
1975年10月下旬,周總理的病情越來越重了,癌細胞已向全身擴散,處于病危狀態的周總理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術。
這天,進入手術室之前,周總理示意讓擔架停下來。
他以微弱的聲音問:“小平同志來了嗎?”
鄧小平立即奔到擔架車前,俯身問候周總理。
周總理凝視著這位幾十年風雨同舟、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吃力地握住他的手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5個小時的手術結束后,醫生發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了。
鄧小平內心極為悲痛,他此時只能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2月20日清晨7時,醫院醫護人員給鄧小平打來電話請示,說周總理要找羅青長談臺灣問題。鄧小平沉痛地說: “總理病成這個樣,他要找誰就找誰。”
12月28日午夜,醫療組對周恩來進行了搶救。
鄧小平被從睡夢中叫起,緊急趕到醫院,陪同鄧穎超一起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榻前,直到凌晨2時10分,看見周總理從死亡的邊緣轉回來,方才離去。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不幸病逝。
1月15日,鄧小平他強忍住巨大悲痛,高度評價周總理偉大、光輝的一生和他為中國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回憶: “周伯伯病逝后,父母親帶領我們全家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隆重的追悼會。當最后走到周伯伯的遺像前,我們每個人都禁不住失聲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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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訪。
談起周總理,鄧小平深情地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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