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俄烏戰爭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普京的結束

《外交政策》雜志刊文分析了擺在我們眼前的殘酷現實：俄羅斯很可能從戰爭中脫身，雖然變得更為貧窮和好斗，但普京仍在執政。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是將一連串不可想象之事付諸實施：從令人震驚的野蠻入侵本身，到沖突出乎意料的發展軌跡，再到大西洋兩岸長期以來所建立的國家安全規范和底線的搖搖欲墜。

戰爭將如何結束的圖景，就像頓巴斯黑土地上的泥濘戰壕一樣模糊。與此同時，烏克蘭戰后的未來輪廓已經被勾勒出來：需要數以十億計美元的重建援助，以及烏克蘭未來加入北約和歐盟的前景。

判斷沖突結束后的俄羅斯會是什么樣子更加困難。

除了克里姆林宮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也許是最不可能發生的情況，長期觀察俄羅斯的專家和前美國政府官員描繪了一幅暗淡的畫面：俄羅斯很可能從失敗的戰爭中走出來，變得更加貧窮、更加怨恨、更加不穩定。

在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中，俄羅斯仍將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一個主要的核大國。一旦芬蘭加入北約，俄國與北約的邊界里程將增加一倍以上。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俄羅斯，將對歐洲、美國和全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譯注：英國史上首位非裔外相）在上個月訪問華盛頓時說：“俄羅斯之后可能發生什么，那當然是我們需要仔細考慮的事情。我不認為看到俄羅斯變成失敗國家或發生崩潰，會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俄羅斯或烏克蘭，都不可能無條件投降。排除這一點之外，最可能結束戰爭的方式是達成某種和平協議。協議的性質，可能在塑造未來的俄羅斯方面，以及普京的政治壽命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正如愛沙尼亞對外情報局最近指出的那樣：普京政權，現在既處于上任以來最強大，也是最脆弱的狀態。

在入侵烏克蘭的過程中，這位俄羅斯總統撕毀了俄羅斯的社會契約，即為俄羅斯人民帶來相對的繁榮；而這種契約在他執政的24年里一直支撐著他的人氣。數百個深受俄羅斯人民喜愛的西方品牌撤出了俄國，而制裁則給經濟帶來了沖擊波。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蒂莫西·弗萊說：“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普京失去權力寶座的風險可以說比以往更高。他執政20多年的主要成就是為俄羅斯帶來穩定。”

這場戰爭使普京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這位俄羅斯領導人顯然將征服烏克蘭視為一個事關存亡的問題。專家們說：一場驚人的失敗可能會對他的統治構成嚴重挑戰，但普京在戰爭結束后離任絕不是一個定局。

曾擔任特朗普政府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高俄羅斯問題顧問的菲奧娜·希爾說：“我認為，我們必須在普京于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仍然是俄羅斯總統的前提下，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

即使普京離任，繼任者也很有可能以類似的形象出現。曾在去年10月之前擔任愛沙尼亞對外情報局局長的米克·馬蘭說：“我想強調的是所謂的普京主義，在俄羅斯各種圈子里都很普遍。”

獨立的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意調查，還有克里姆林宮自己的內部調查（由美杜莎“Meduza”獲得）表明：俄羅斯民眾對和平談判的支持率越來越高，這可能為普京提供一個途徑，使戰爭通過談判結束，而不會冒公眾憤怒的風險。

譯注：Meduza（俄語：Медуза，直譯：水母），美杜莎是一個專門報道俄語和英語新聞的獨立新聞網站，總部位于拉脫維亞。

然而，這可能是一個很難穿過的針眼。列瓦達中心的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人堅決反對將任何俄羅斯占領的領土歸還給烏克蘭。

智庫機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歐洲研究員利亞娜·菲克斯說：“有機會，特別是在有談判結果的情況下，并且談判的結果不會威脅到普京政權的生存問題。但前提是普京愿意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戰爭反而演化成一種難以解決的僵局。

軍事分析家認為：沒有跡象表明普京在最終目標上有所退縮，而他的最終目標就是奪取整個烏克蘭。即使俄羅斯軍隊為此承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傷亡率。據美國官員最近的估計，在一年的戰爭中俄軍傷亡人數接近20萬人。

這種驚人的損失很快就會讓許多領導人感到沉重，但從普京的角度來看：不把戰爭繼續打下去的代價就是失去俄羅斯本身。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塔蒂亞娜·斯坦諾瓦亞（Tatiana Stanovaya）說：“在普京眼里，另一種選擇是失去1.45億俄羅斯人。這是一個關乎俄羅斯存亡的問題。”

戰爭，無論是輸還是贏，都很少能推翻像普京這樣的強人。學者薩拉·克羅科（Sarah Croco）和杰西卡·威克斯（Jessica Weeks）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自1919年以來，高度個人化政權里的領導人，基本上安然度過了他們所打的仗，而無論這些仗打得多么糟糕。

kremlin.ru,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中情局的高級分析師安德烈·肯德爾-泰勒說，戰爭甚至可以提供對精英層發動政變的保護，加強了“要么一起被絞死，要么逐個被絞死”的心態。

塔蒂亞娜·斯坦諾瓦亞表示：俄羅斯精英們仍然認為普京，才是防止制度發生完全崩潰的最佳機會。他們懂得并得利于這個制度。

斯坦諾瓦亞補充說：在俄羅斯高層官員眼中，對現狀的兩個最直接的威脅來自于新起的外來者，比如雇傭軍瓦格納集團的創建者普里戈津，或者是俄羅斯社會的民眾反抗。

她說：“俄國精英們對一切都將崩潰的恐懼是如此的突出，以至于他們寧愿普京繼續掌權也不愿意面對任何變化。”

俄羅斯的未來確實存在著微弱的希望之光，這種希望之光存在于其人口中，而不是精英階層中。蒂莫西·弗萊在他的書中指出：俄羅斯人民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

在民意調查中，俄羅斯的年輕一代顯示出他們對西方更加開放。最近的調查表明，俄羅斯的年輕人比他們的長輩對戰爭持有更強的懷疑態度。

眺望著克里姆林宮圍墻之上，無論戰爭如何發展，經濟烏云看起來都是黑暗的。美國及其盟國對俄羅斯實施了一波又一波前所未有的金融懲罰，俄羅斯超越了伊朗，成為世界上受到制裁最多的國家。但到目前為止，制裁的效果與入侵前預測的“焦土”效果相去甚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俄羅斯經濟今年將勉強實現0.3%的增長，而俄羅斯中央銀行訪談的經濟學家預測，俄羅斯經濟將出現1.5%的收縮，這一數據雖然不那么樂觀，但遠非災難性的。菲奧娜·希爾說：“只要俄羅斯繼續能出售石油、天然氣和商品，俄羅斯國家就會繼續產生收入。”

制裁專家指出：懲罰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讓俄羅斯經濟崩潰，而是為了讓莫斯科的戰爭機器癱瘓。美國官員確實認為這一點正在發生。美國財政部去年估計：俄羅斯獲得先進半導體的能力已被削弱了70%，使復雜的高超音速彈道導彈的生產幾乎停滯不前。

然而事實證明：莫斯科能夠利用伊朗制造的、技術上并不復雜的無人機在烏克蘭造成破壞。

同時，俄羅斯多年來一直在努力使其經濟免于受到制裁影響，具有令人驚訝的韌性。

菲奧娜·希爾說：“世界上有一些國家設法以某種方式保持穩定，繼續擁有顯著的脅迫能力。”

西方談論的另一種情況是：普京可能（并非有意地）已經啟動了俄羅斯聯邦的解體，因為其組成共和國可能會尋求脫離莫斯科，而其中許多是在過去幾個世紀內，在俄羅斯帝國的擴張中被占領的。

俄羅斯行政區劃地圖。俄羅斯是一個聯邦國家，共由85個不同大小的聯邦主體（俄語：субъекты）組成。聯邦主體分為6類，黃色為46個州，是最常見的行政區劃，通常以州府（行政中心，又是最大城市）命名，綠色為21個共和國（此外，克里米亞共和國不被國際繼承認），名義上自治，擁有自己的憲法、總統和議會，也擁有地區語言的法律地位，但實際上聯邦政府擁有絕對主權。橙色為9個邊疆區，類似于只是位置偏遠，深藍色為4個自治區，自治程度比州高，但低于自治共和國；紅色為3個聯邦直轄市，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塞瓦斯托波爾不被國際承認；紫色為1個自治州。Red_cz,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關于俄羅斯少數民族在戰爭中被不成比例地用作炮灰的報道，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猜測。大多數專家認為俄羅斯不太可能完全崩潰，因為莫斯科一直在穩步推進工作，剝奪其21個組成共和國的權力。

愛沙尼亞的前對外情報局局長馬蘭說：“我不認為這些地區有太多的力量可以脫離俄羅斯。我認為這種可能性相當低。”

其實，也很難設想俄羅斯在不陷入血腥混亂的情況下發生分裂。可參考的前例就是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事情，發生在俄羅斯的話規模要大得多。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打了兩場引人注目的血腥戰爭，試圖平息車臣這個小小的山地共和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研究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專家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說：“如果你想象一個擁有6000枚核彈頭的國家就像（前南斯拉夫）那樣解體，那是一個相當可怕的前景。”

不到兩年前，即2021年6月，普京和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在日內瓦湖畔一座建于18世紀的別墅中會面。華盛頓當時試圖與俄羅斯建立一種“穩定和可預測的”關系。不過，這次接觸對遏制莫斯科的修正主義野心作用不大。

僅僅幾個月后，美國情報官員就開始發現俄羅斯走向戰爭的最初期跡象，而美俄關系自那以后就急劇下滑。

由于普京，或者至少是普京主義，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堅持下去。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在戰后不太可能改善，烏克蘭將繼續受到威脅。讓莫斯科對在烏克蘭犯下的罪行負責的努力，將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

菲克斯說：“俄羅斯的失敗可能會產生很多積極影響，盡管有全部這些積極因素......這也不意味著會是一個穩定的黃金時代。我們應該為俄羅斯的失敗做好準備，正如我們應該為俄羅斯的回歸做好準備一樣。”

任何期待俄羅斯會像德國在二戰后的經歷那樣重建自身的想法，都忽視了改造德國是如何發生的。菲克斯補充說：“并不是說德國人突然良心發現了，從心中主動涌現出他們需要民主和（反思）自己的歷史。其實是美國為首的占領國迫使德國去納粹化，迫使德國建立民主結構。”

雖然整個西方國家的情報官員和政策規劃者，將繼續密切關注和分析俄羅斯，以尋找俄國走向的線索，但是，在俄羅斯境內實現變革的現實選擇仍然非常有限。

斯坦特說：“在蘇聯解體后的30年時間里，我們學到的一個經驗教訓是，我們，西方也好美國也罷，對俄羅斯國內發生的事，其實影響力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