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案檢索：最高院關于停工損失十二條裁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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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803條規定：“發包人未按照約定的時間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設備、場地、資金、技術資料的，承包人可以順延工程日期，并有權請求賠償停工、窩工等損失。”第804條規定：“因發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緩建的，發包人應當采取措施彌補或者減少損失，賠償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窩工、倒運、機械設備調遷、材料和構件積壓等損失和實際費用。”這是解決停工損失爭議的基本法律根據。

對于停工損失認定和責任承擔問題，法院或仲裁機構首先查明停工原因，確定承擔主體，其次根據當事人舉證情況，確定損失范圍與數額，數額無法確定的，可以根據承包人申請，啟動造價鑒定。對當事人而言，承包人向發包人索賠停工損失，應當舉證證明由于發包人原因導致工程停工，工程停工期間實際支付了建筑工人工資、機械設備租賃費等款項，工程停工與經濟損失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

就停工損失爭議，北京和銘律師事務所整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條裁判規則，以饗各位讀者。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終字第9號判決

裁判規則：南北公司未按照合同的約定全額支付進度款，導致環宇公司停工，因而環宇公司存在停工、窩工損失。雖然環宇公司在2011年5月18日收到800萬元進度款時承諾，此前和今后不論因何種原因導致該項目停工、誤工等一切損失由環宇公司單獨承擔。但根據雙方往來的函件可以看出，環宇公司的上述承諾系在迫于南北公司的壓力下作出的，不是環宇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而且此后南北公司仍然未能及時支付工程款，因此，南北公司不能免除賠償環宇公司停工、窩工損失的責任。

關于賠償數額問題，其中，環宇公司提供的法律文書和付款憑證證明其向各施工班組賠償的損失共計9040650元，且沒有證據證明上述費用包含在工程造價中，故該部分損失應予支持。對于未完工程的安全防護、文明施工費，經鑒定機構測算為1829917.26元，應予支持。環宇公司提供的證據證明機械設備等的租賃費損失為5922143元，該部分亦應予支持。鑒此，一審法院判令南北公司賠償環宇公司停工損失16792710.26元并無不當之處，本院對南北公司關于不支付停工損失的上訴請求不予支持。

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497號判決

裁判規則：中建四局中標后簽訂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于2002年6月8日進場施工，同年7月31日國際會議中心下達暫停施工《通知》，未提出解除《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停工至2006年3月31日國際會議中心與中建四局簽訂《協議書》，期間，中建四局未能再行實際施工，對暫停施工期間產生的待工損失，是國際會議中心單方違約行為所致，故國際會議中心應當對暫停施工期間產生的實際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待工損失11692906元及資金占用費。該待工損失數額是中建四局單方委托貴州省新時代工程咨詢有限公司所作的建黔造資字第088號《貴州省政府八角巖飯店會議中心工程停工損失咨詢報告》，以2005年12月28日為時間截止點計算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所涉工程的損失，結論為：由于該工程長期停工等待，造成工程停工損失費共計11692906元，其中已造成機械設備費、管理費、人工費等損失共計6575544元，臨時設施、利潤等損失共計5117362元。一審法院以國際會議中心收到中建四局《貴州省政府八角巖飯店會議中心工程停工損失咨詢報告》后，未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條款36條約定：“工程師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賠報告和有關資料后28天內未予答復或未對承包人作進一步要求，視為該索賠已經認可”的約定期間內答復，視為對索賠數額的認可，本院認為并無不當。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335號判決

裁判規則：關于本案一審對停工、窩工損失費用的認定及承擔是否正確的問題。本案中，案涉工程兩次停工，根據已生效的西安市長安區人民法院（2017）陜0116民初1399號民事判決的認定，第一次停工的主要原因是佑利公司施工手續不全，被政府叫停。第二次停工的主要原因系佑利公司未及時支付工程款。佑利公司主張因治理霧霾導致案涉工程第一次停工，以及對停工期間的窩工人數有異議，未能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明，本院不予采信。

案涉鑒定意見認定停工期間的停工損失為4764145.80元，一審法院依照鑒定意見書的鑒定標準，根據設備實際拆除的時間，認定塔吊和腳手架、扣件等材料的停工損失分別為104772.8元和28325.77元，本案停工、窩工損失共計4897244.37元，該認定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

一審法院基于前述生效判決及案涉合同系無效合同，雙方均存在過錯等本案事實，認定佑利公司對停窩工損失承擔主要責任，承擔停窩工損失3917795.5元，海天公司對停窩工損失承擔次要責任，自行承擔停窩工損失979448.87元，該認定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

案例四：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724號判決

裁判規則：《施工合同》專用條款第35.1款約定，如應支付的工程進度款超過2期以上發包方未足額支付的，承包人有權進行停工處理，由此造成的損失由發包人負責，并且工期相應順延。如前所述，金匯公司至2017年1月23日才支付完畢3000萬元工程款進度款。因此，案涉工程2017年1月23日之前的停工是金匯公司延遲支付工程款導致，金匯公司應賠償裕達公司在此之前的損失。

如前所述，金匯公司應對案涉工程自2016年11月13日至2017年1月23日之間（71天）的停工損失承擔賠償責任。一審判決依據《鑒定意見書》“金匯城停工造成施工單位直接經濟損失一覽表（至2019年3月1日止）”的記載，認定管理人員工資、塔吊停置損失費、臨時水電費損失按實際使用天數計算為580848.16元，模板支撐架、扣件、配件延期增加費以及室外腳手架延期使用費損失按比例計算為（3357173元+377046元）÷828×71=316383.71元，未支持因裕達公司未恢復施工而發生的鋼筋費用、模板延期損耗費、木方延期損耗費，并無不當。

案例五：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265號裁定

裁判規則：因案涉工程停工后，澇壩灣煤礦、神華公司未告知馬志有工程不再施工，亦未通知其撤離現場，導致馬志有組織的人員、機械設備等長期處于窩工狀態，澇壩灣煤礦、神華公司具有過錯，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同時，馬志有作為工程實際施工人，在案涉工程應復工未復工的情況下，應及時采取措施減少損失，但其未盡審慎注意義務，導致遺留現場的物品擱置多年損失擴大，對此馬志有亦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關于各項損失的具體數額問題，雖馬志有提交了監理單位蓋章的《機械租賃費和庫存材料、辦公設施盤點表》、證明材料、勞動合同、工資表等證據予以證明，但無證據證明上述證據所涉費用已實際發生，《機械租賃費和庫存材料、辦公設施盤點表》上雖加蓋了監理單位項目部的公章，但缺少具體監理人員的簽字，其部分內容亦超出監理工作范圍，據此馬志有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損失的具體數額。

在馬志有損失客觀存在的情況下，綜合考慮其2009年施工期間的工程量造價、案涉工程的實際情況、合理的等待期間以及各方的過錯程度，一、二審法院酌情判決澇壩灣煤礦、神華公司賠償馬志有人工、機械窩工損失、材料損失、設備損失共計110萬元，符合本案實際情況，并無不妥。

案例六：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47號裁定

裁判規則（二審）：本案中，《鑒定報告》根據盛源公司提供的工資表計算停工時間為2014年9月至2017年8月及人工停工損失，并根據《建筑機械設備租賃合同》、《結算協議書》、《租賃明細表》、《頂賬協議》等計算得出機械租賃費用。對此，萬吉公司雖主張機器設備撤離日期不實及該證據與機械設備是非真實停駐在案涉施工工地無關，但并未提供相反證據予以證明。原判充分考慮各方意見、社保費等費用支出以及冬季非施工期等因素，酌情折算機械設備費停工損失及人工費停工損失并無不當，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七：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144號判決

裁判規則：河北建設一審提交的雙方所簽《協議》、云南建工鋼結構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設報送的《工作聯系函》、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終7304號民事判決、《工地例會紀要》等證據，可以證明停工事實客觀存在，但不足以證明實際停工天數或具體損失金額。因雙方所簽《協議》中載明項目停工系“因世邦公司未按時支付工程款”，停工至承包人撤場前因機械設備租賃等必然產生費用，故世邦公司應當支付河北建設一定的停工損失。由于河北建設無法舉證證明何時退場，其主張的243天又顯著超出確定無法復工后及時退場止損的合理期限，故本院酌定河北建設應在30天內退場，世邦公司支付河北建設停工損失180萬元（6萬元/天×30天）。

案例八：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383號判決

裁判規則：關于鋼管、扣件、油托等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的租賃費698312元。根據查明事實，案涉工程于2013年1月1日起停工。2013年12月，中服公司與通州建總公司對施工現場已加工及未加工材料數量進行清點確認，2014年1月15日，通州建總公司同意杰信公司對案涉工程造價進行審定。通州建總公司應知案涉工程復工困難，應采取適當措施降低損失，原判決認為通州建總公司負有減輕損失的義務，對于擴大的損失不能要求賠償，據此認定鋼管、扣件、油托等租賃費應計算至2014年12月底，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的租賃費不應計入工程款，并無不當。

關于停工后管理人員遣散費工資、看護費損失6612570元。根據查明事實，通州建總公司提交的中宇廣場一、二標段管理人員、保安人員工資表系單方制作且未提交付款憑證等證據。針對停工后的看護費問題，中服公司提交的呼和浩特市大禹水文勘測有限公司證明、內蒙古建筑勘察設計研究院勘測有限責任公司見證單、現場人員簽到表，證明現場僅有兩名看護人員。通州建總公司主張賠償損失6612570元，依據不足，原判決未予以支持，并無不當。

關于一標段D號樓人員遣散費65萬元。通州建總公司提交的遣散費結算單及收據等不能充分證明是涉案工程的遣散費損失，通州建總公司請求該項損失的證據不足。

案例九：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24號判決

裁判規則：關于澳派公司應否支付現場設備、停工期間人員工資、鋼筋降價抵用工程材料款、項目部辦公生活用房及設備閑置、輔材、室外景觀、房建安裝工程材料等損失共計5104066.13元的問題。經查，上述損失的證據來源主要為明輝公司制作的統計表、與其他勞務公司簽訂的協議、收條和銷售清單等復印件。人員工資損失、工程款降價損失、輔材損失等為明輝公司單方制作；項目部辦公生活用房及設備閑置損失為云南乾勝建筑勞務有限公司提供，明輝公司并未提交有效的付款憑證。一審中，經人民法院釋明后明輝公司不同意對案涉工程進行鑒定，故二審法院關于明輝公司承擔該部分損失舉證不能的認定并無不當。

案例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802號裁定

裁判規則（二審）：關于建宇集團的損失計算和責任認定問題，包括樁基窩工、設計費損失和工人工資損失。關于樁基窩工損失，建宇公司提交了其與天津市盛泰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樁基停工補償協議一份，但沒有提交是否實際補償的相關證據，不予支持；樁基設計費建宇公司僅提交了《建設工程設計合同》，但沒有提交是否實際支付的相關證據，不予支持；關于工人工資損失部分，建宇公司提交了2015年5月、6月和7月1-3日的工人工資表和勞動合同書，勞動合同書中約定的勞動合同期限是2015年7月1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止，與5月、6月工人工資表時間不一致，且工人工資表僅為單方制作的職工工資表，證明力較弱，不能證實其主張。原審法院不予認定并無不當。

案例十一：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716號裁定

裁判規則：關于古典建設公司申請再審所稱的工作面待工影響造成的損失。工作面待工是由于施工工序及進度安排產生的誤工。《分包合同》第22條“暫停施工與補償”約定“由于施工工序、施工工藝及進度安排的暫停施工引起的誤工已包含在合同價格中，甲方（中電建公司）不再另外承擔暫停施工的施工人員、設備停工補償。……本工程引起的暫停施工，業主及監理確認同意補償部分按80%給予乙方補償，其余均不予補償”，據此雙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經預見到誤工損失發生的可能，而且對該損失的承擔進行了約定。根據該22條的約定，工作面待工及征地延期造成的誤工損失，中電建公司不再另行承擔，除“業主及監理確認同意補償部分”外，其余部分不予補償。因此原判決將該部分損失中未有引洮管理局確認同意的部分未列入損失，并無不當。古典建設公司關于此項損失的申請再審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十二：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547號判決

裁判規則：針對中興公司二審提交的上述證據，本院認定如下：勞務班組工資表系中興公司自行制作，無證據證明所涉工人系案涉工程施工人員，且無領款人簽字，中興公司稱通過轉賬方式支付工資，但未提供相關轉賬憑證；材料租賃合同及結算清單系中興公司與案外人簽署及結算，無支付憑證，且中興公司認可案涉工程于2014年11月15日停工，但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2015年復工，故對第一組證據不予采信。

中興公司對案涉工程于2014年11月15日因冬季無法施工而停工無異議，且未舉證證明此后其曾復工或因秀天公司的原因不能繼續施工，因此一審判決對其主張的第4項、第5項、第8項所涉停工材料租金、誤工費、租賃費、留守人員工資等損失不予支持并無不當。（編輯/北京和銘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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