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居家賦閑也不忘干大事，“古代京廣線”就是他主修的

中國詩人故事：一代賢相張九齡（二）

乘槎自有適，非欲破長風。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01

與大多數盛唐名家一樣，張九齡也有一個驚才絕艷的童年。

據說他九歲就能寫文章，13歲就敢給廣州刺史王方慶寫信推薦自己，得到王刺史“此子必能致遠”的褒獎。關于張九齡入仕的年份素有爭議，徐浩為張九齡撰寫的神道碑稱其：

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

上文的徐浩是張九齡同時代人，比他年小25歲，但兩人同為張說掖進，應該對張九齡比較熟悉，所以其碑銘的準確性非常高。從內容來看，張九齡應該是弱冠之年鄉試及第，赴京考進士試時，又得到了當時的考功郎沈佺期的青睞。不料當年這一屆科考的公正性受到了非議，朝廷下令重試，由時任中書令的李嶠擔任主考官。

結果張九齡“真金不怕火煉”，依然拔得頭籌。

02

從沈佺期任考功郎、李嶠任中書令的時間點來看，張九齡中舉年限大概在703-704年左右。但另據張說貶黜嶺南得閱張九齡文章而厚遇之的情況來看，703-704年張九齡應該還在廣州。又結合張九齡丁父憂的情況，我們可以基本推斷出他的初仕過程：

圣歷元年（698年）左右，二十歲的張九齡舉鄉試；

長安二年（702年）前后赴京舉進士第，一舉中第，不幸遭遇質疑風波，朝廷為了表示公正下令二試，二試又中。但是唐朝的進士只是一個“資格憑證”，就相當于我們現代的大學文憑，真正要步入公務員職場還需要通過吏部的銓選試。張九齡還來不及參加吏部銓選就收到了父喪的噩耗，只能匆忙趕回老家奔喪，而后丁憂三年。

丁憂期間他與張說相識，深受對方賞識，為自己日后的騰達埋下了一段伏筆。

三年丁憂期滿之后張九齡再次赴京參加吏部銓選試，授秘書省校書郎，這才開始了他的大唐公務員生涯。

03

在張九齡任校書郎期間，張說恰逢母喪，丁憂在家待時而飛。日子不咸不淡，張九齡不知不覺就做了三年的校書郎，眼見看不到調遷的希望，便萌生了歸鄉的念頭。

也是時運相濟，景云元年李旦一脈成功誅滅韋后一黨，睿宗繼位。張說作為睿宗一黨，丁憂期滿以后就出任中書侍郎，繼而為太子侍讀，職位以火箭速度提升。

張九齡作為其欣賞的后輩，自然也跟著魚躍龍門。太子李隆基當時為圖謀天下而大肆招攬人才，便舉天下文藻之士，親自策問。張九齡應試道侔伊呂科，對策優等，升為右拾遺，李隆基坐上龍椅后，改任他為左拾遺。

之后張說受姚崇排擠，出任相州刺史，張九齡作為張說的親信，雖然沒有受到職務上的牽連，想必在京中的日子也并不好過。

開元四年（716年）秋，張九齡又以“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招致了姚崇不滿。骨子里的恬淡性格讓他再度萌生退意，是年秋天，他以秩滿為辭，去官歸養，回到了故鄉。

04

退居故鄉的張九齡并沒有閑著，反而做了一件功利千秋的大事。

江西和廣東之間有一道天然的屏障——大庾嶺山脈，為南嶺中的“五嶺”之一，介于江西贛州市和廣東韶關市之間，山體大致呈北東一南西走向。自秦漢以來大庾嶺便是出入嶺南的交通要塞，張九齡的前輩宋之問景云年間被貶欽州，途徑大庾嶺時曾寫下他的名篇《度大庾嶺》。

遺憾的是由于大庾嶺山路險峻，難以行走，到后來逐漸被廢棄，極大地阻礙了中原到嶺南的交通。張九齡在其《開鑿大庾嶺路序》中就有詳細記載“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夤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嵥，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袁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不光山路險峻行路艱難，更因為懸崖峭壁無法容納車輛通過，人們日常運貨都只能借助人力背負。

回鄉后張九齡立即向朝廷申報開鑿大庾嶺項目。

開元年間，唐王朝經過近百年的勵精圖治，呈現出一派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盛世風貌。此時的廣州雖仍屬未完全開化之地，但它以沿海之利，借助海外貿易發展的東風，早已成為中外海上交通門戶的大商港。在這種情況下，重開梅關古道，改善南北交通便非常迫切。

想必張九齡在請示狀里面也將這本貿易帳算的一清二楚，“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開鑿大庾嶺路序》）。

朝廷的批示也來得很及時，接到批文后他馬不停蹄地開啟了大基建之路。張九齡任開路主管，并且親自到現場踏勘，緣磴道，披灌叢，不辭勞苦，指揮施工。

05

歷時兩年，新路修筑完成，因為漫山遍野的野梅樹，遂將道路命名為梅嶺。梅嶺古道全長幾十公里，路寬近17米，路兩旁遍植松樹，成了連接南北交通要道，被后人譽為“古代的京廣線”。

宋代時期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嶺路成為當時最快捷便當的通衢大道。宋靖國元年（1101年）正月，64歲的蘇東坡自永州赦歸，再一次踏上了大庾嶺。他這一生起起落落屢登梅嶺，垂暮之年重訪故道，感慨萬千，寫下了“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的悲涼之句，同年8月，蘇東坡病逝于常州。

蘇大學士仿佛已經感知時日無多，一路上賦詩多首，跟弟弟和好友以詩為別：“應笑來時無一物，手攜拄杖卻空回” （《北歸度嶺寄子由》）；還有”從此西風庾梅謝，卻迎誰與馬毿毿 ”（《過嶺寄子由二首 其一 》）。

他還偶遇一賣茶老翁，兩人相談甚歡，蘇大學士興起贈詩一首“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贈嶺上老人》）。兩鬢蒼蒼的蘇大學士就這樣拄著拐杖走向生命的終途，幸好有大庾嶺漫山遍野的寒梅，一路為他送行。

06

在家鄉賦閑的這幾年，張九齡深藏功與名，一邊總領修路，一邊與縣里文士結交唱酬，日子過得很是悠閑自在。開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間，他與王履震相約到廣州游玩，在津亭等待行舟之時，有感而發寫下《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一詩，在詩中，他恬淡自適的心境一覽無遺。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明發臨前渚，寒來凈遠空。

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

景物紛為異，人情賴此同。

乘槎自有適，非欲破長風。

夏末初秋的天空澄澈高遠，水面倒映著蔚藍，即將浮出海面的圓日將天邊染成緋紅。絢爛的秋色像極了此時的心情，他說蕩起小漿只為了愉悅心情，而非乘風破浪濟滄海。

靜水流深，日腳的閑適并不代表內心的安寧。

在開元四年到開元六年不過兩年的時間里，張九齡寫下了近30首詩歌，他以一個守拙文人的視角，對自己十年為宦的生涯作了回顧和反思。他一方面享受幽居鄉里的閑適，一方面又背負著遠志不伸的惆悵。素不知，這般糾結和矛盾的情緒伴隨了曲江公一生。

張九齡從來都不是一個野心家，正如他自己所言，就像一只自由翱翔的海燕，無意之間飛入廟堂。但他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實干家，從他坐上拾遺這個位置起，便將“家國天下”背負在肩上，至死都不曾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