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滿紅 | 世界是個有機體：拿破侖、拉美獨立運動與鴉片戰爭

學者多半認為是中國的茶、絲及其他商品出口與中國對銀的強烈需求，是16到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的主要原因。不過，有關19世紀初期開始的白銀外流，及其進一步引發的銀貴錢賤，乃至1839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學界則多半認為是鴉片進口所造成。在本章里，作者將說明鴉片進口并非19世紀初期白銀外流的唯一原因，相對的，中國的出口反而在白銀的流動與銀錢比價上，扮演著主要角色。是因為拉美白銀供應的減少，才導致中國出口品的世界市場蕭條。全球銀供應的短缺使銀在中國較在其他地區昂貴的套匯基礎消失，也刺激鴉片的輸入中國，這些將被視為造成19世紀初中國白銀外流的重要背景因素。

除了白銀外流，一些清代學者官員的討論和歷史研究，也認為銅錢供給過多或銅錢品質低劣是造成銀貴錢賤危機的原因。但曾于1848—1849年間在“國史館”工作的王慶云（1798—1862）、曾為地方官員幕友的繆梓（1807—60）都指出，19世紀前期白銀和銅錢的供應都在減少。1844年，戶部也稱：“銀之貴非由錢之多，只以日趨于少，即日形其貴。”1846年廣東巡撫也說：“銀價日昂，固由于銀少，而不關乎錢多。”盡管關于銅錢方面對危機的影響仍存在著不同看法，但只有極少數研究全面否定銀貴錢賤現象與白銀外流間的關聯。

先前關于白銀外流的研究主要依賴馬士（H.B.Morse）建立在1833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資料基礎上的研究。而本書作者將說明尚未被研究的1833年以后的銀貴錢賤危機其實更為深重。不僅如此，東印度公司的資料也并未涵蓋同樣影響中國白銀進出的私商貿易（港腳貿易）及中美貿易。銀貴錢賤危機從1808至1856年，約持續了48年。白銀外流在時間、空間和數量上的確切變化，以及它與銀貴錢賤危機的關系，有待較為細致的討論。

白銀外流的時間、空間和數量

許多學者根據馬士的研究來確定白銀外流開始的年份，但他提供的資料是零散的，且時有出入。在馬士的研究中，關于白銀外流開始的年份有1825年、1826年，或1827年、1828年多種說法。一些學者又以1830年或19世紀30年代為中國白銀外流之始。

1799年兩廣總督在答復朝廷詢問時尚稱沒有紋銀流往海外。根據印度方面數據，印度年平均從中國進口白銀，在1801—1813年間為4，260盧比，1808—1809年達5，717盧比，1809—1810年更達到高峰9，620盧比。兩廣總督在1809年開始禁止白銀出口。戶部侍郎在1814年提議嚴禁銀兩走私國外，而1822年，一名御史也指出由于白銀外流，中國白銀的供給減少了。根據倫敦海關檔案，從1814年起到1856年止，中國持續向印度輸出白銀（見表2.1）。

與表2.2馬士主要用以說明中國貿易收支的數據相比，表2.1印度白銀進口的數據更為可靠。馬士的主要資料來源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報告。由于當時由中國出口白銀系屬非法，而這些白銀進口到印度卻是合法，因此印度方面的記載包括了廣州的東印度公司檔案中所沒有涵蓋的通過走私或經由私商（港腳商人）輸出的白銀。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方面的資料甚至還包括了中國西北地區出口的白銀，盡管其數量遠遠少于從中國東南地區外流的白銀數量。

表2.1 中印貿易收支（1841—1856）

資料來源：根據Messenger, India and China，p.11制成的表格。原始資料以呈現，作者換算成了銀元

一些零星的記載顯示銀貴錢賤危機是在嘉慶晚期的若干地方發端，然后于1820年后才逐漸擴展到全國。1808年，一位御史在官方報告中表示，江、浙商民正深受銀貴錢賤之苦。不過，1819年，也就是嘉慶時期的倒數第二年，一道上諭指出各省銀錢比價并不一致，訂定固定比價并不可行。直到1820年，清朝的學者官員才明確注意到銀貴錢賤引發的危機。就如同清代學者梁廷枏（1796—1861）在說明白銀外流時指出，“其始猶以洋銀買貨，今則盡以歸國矣；始則專收光面，今則兼用碎花紋銀矣；始則英咭唎之銀不來，今則花旗港腳之銀亦少來矣。”這里要注意的是，中國內陸地區多用銀兩，而沿海區域多用銀元，銀兩的外流表示銀漏已從中國核心地區擴展到邊陲區域。這一期間，英國（包括印度）和美國是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19世紀初，中國與英國的貿易在多數年份（不包括印度，見表2.2、2.3）呈現順差，而與美國的貿易通常也為順差（表2.4）。然而，對印度的逆差（表2.1）遠遠大于對英、美的順差。如梁廷枏所注意到的，美國和英國私商的銀元不再流入中國，與1830年代開始的“三角貿易”有關。因為英、美商人在這個貿易關系中，以從印度鴉片商購入的匯票來支付給中國商人，然后中國商人又用這些匯票支付其購買印度鴉片的部分款項，不足的款項則由中國支付印度白銀。

表2.2 中英貿易收支（含印度）（1818—1826） 單位：銀元

資料來源：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p.91.

表2.3 中英貿易收支（不含印度）（1818—1857） 單位：銀元

注：1818—1826年的數據乃是將表2.2包含英國、印度的數據扣除表2.1僅有印度的數據；1814—1817年間的貿易乃是根據1818年數值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根據Messenger，Indiaand China，pp.8—9制成表格。原始資料以鎊呈現，作者換算成了銀元。

表2.4 中美貿易收支（1814—1850） 單位：銀元

資料來源：1815年資料根據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9;1814年與1816—1833年間的資料，根據小竹文夫《明清時代における外國銀の流入》第67—70頁，其乃依據美國統計資料、馬士研究與R.S.Latourette.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vol.1，p.176三方面數據計算而成。而1834—1841年間的資料則根據美國商務部門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Statistics of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Times to 1970，pp.904，907所提供的1835年與1840年的數據平均而成。最后，1842—1856年間的數據，則是依據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p.403，Table 4，其來源是英國國會文書（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與the U.S.Bureau of statistics，Commerce of Asia and Oceania。

表2.5較之馬士的數據涵蓋的時間范圍更廣，并顯示自1814年起，中國的貿易大多呈現赤字。1814到1823年間，中國年均白銀外流301萬銀元，1824—1833年間為506萬銀元，1834—1843年間為580萬銀元，1844—1856年間為1，760萬銀元。這些趨勢與銀貴錢賤現象之日趨惡化相一致，每一兩白銀可換取的銅錢數量不斷增加，從1808年的1，040文到1849年的2，355文。1849到1856年間，比價又跌回至1，810文。直到1858年，比價才降至1，200文至1，500文之間，這個比價一直延續到1911年（見表2.6）。

表2.5 19世紀初中國每年白銀外流的數值（1814—1856） 單位：銀元

資料來源：印度、英國與美國資料乃根據表2.1、2.3、2.4;新加坡資料依據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35頁，其數據取自英國國會文書（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新加坡當時是鴉片貿易中心，白銀主要用來支付從新加坡進口到中國的鴉片所需費用。

1820年代，時人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白銀外流與銀貴錢賤間的聯系。1822年，監察御史黃中模在奏章中首次正式指出，白銀相對銅錢的升值是由于“廣東洋面偷漏依然如故”。同年，道光帝也意識到銀貴錢賤的危機，并且以白銀相對銅錢的升值為由，允許各省鑄局停止鑄造銅錢。不過，直到1829年他才將銀貴錢賤與白銀外流聯系在一起。1830年代，魏源記載，“至近日十余載間，文銀每兩由千錢至千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千有三百錢。人始知鴉片內灌透銀出洋之故。而其驟漲，尤在道光七至十三年”。

如表2.5所示，1814至1856年間，中國總共約有3.52億銀元的貿易赤字。1808—1813年間，中國流入印度的白銀量是3，904萬盧比，等同于1，560萬銀元。雖然中國與其他各國的貿易資料無法完全掌握，但若將上述數值加上3.52億，則為3.68億。它可以粗略地代表1808—1856年間中國外流白銀的總量。

清朝當時有人認為19世紀上半葉的白銀外流導致中國財富損失近半。與此相對，馬士卻認為當時外流白銀僅占總供給的7.4%。由于缺少一些重要數據，如通過朝鮮半島和琉球群島輸入的日本白銀的可靠數據，仍在流通的前朝銅錢的數量，沒有白銀、銅錢作準備的私票幣值，私鑄銅錢的數量，決定貨幣流通速度的依據等，因此，作者無法估計1850年前夕中國的貨幣總供應量。這也表示，我們無法計算那3.68億的銀漏額在中國整個貨幣供應中所占的比例。不過，英國國會文書估計咸豐年間（1851—1861），每年流通的白銀數量大約是16.7億銀元。如果這個估計值可信，那么1808至1856年間外流的3.27億白銀，約占1814年前后中國白銀總供給的16.4%（將3.68億除以16.7億加上外流的3.68億銀元之和20.38得出）。這個數據高于馬士估計的7.4%，但比中國當時的人所認為的要少。

就表2.5來看，1827年是白銀持續外流的起始年，與馬士提過的1826年相當接近。就表2.6中1808到1826年間主要以河北寧津為基礎的銀價上漲而言，將如清朝的文獻所說，是若干地方的現象，而非全國性的現象。而表2.5及印度方面數據所顯示，1808到1817年中國銀外流的情況在1818至1826年間有過改變。表2.5中，中國白銀外流量由1824—1833年間的847，670銀元增為1834—1843年間的9，254，525銀元，再增為1844—1856年間的18，138，543銀元，則為馬士所未論及。能解釋表2.6中從1820年代以后轉為全國性的銀貴錢賤現象，而其銀錢比價，由1826年之約為1，300增為1836年之約為1，500，再增為1846年之約為2，300。

表2.6 清朝的銀錢比價（1644—1911） 單位：文/兩

國際收支中的白銀和鴉片

自1808至1856年間外流到印度的白銀，是用以抵付中國的國際貿易收支逆差。19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國際貿易是“以貨易貨”進行的。

白銀既是一種商品，也是一種貨幣，它既可以用于與其他商品交換，也可以發揮扺付中國國際貿易逆差的功能。如1814年吏部尚書英和（1771—1839）所言：“天下大計……以貨易貨固多，而以銀易貨者亦不少。”王慶云亦指出：“顧昔以洋錢易貨而來，今以貨易銀而去。”白銀如此用于中國的國際貿易使白銀對中國的國內經濟有所沖擊。

由表2.1可見，1814—1856年間，與印度的貿易赤字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國際收支。其中，除了有兩年棉花出口居主導地位外，鴉片是印度對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如圖2.1和表2.7所示，鴉片從印度進口到中國的數量持續增長。鴉片年均進口量，在1801—1810年間為4，000擔，1811—1820年間為4，600擔，1821—1830年間為1.04萬擔，1831—1840年間為2.6萬擔，1841—1850年間為4.05萬擔，1851—1860年間為6.8萬擔。

圖2.1 鴉片進口到中國的數量（1800—1911）

資料來源：1795—1839年間的數據，參考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pp.209—210;1840—1860年間的數據，參考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330頁；1861—1866年間的數據，參考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9，p.217，Report from Hankou;而1867—1916年間的數據，則參考Liang-lin Hsiao，ForeignTrade Statistics，pp.52—53，馬士采用的單位是箱（chest），而這個單位已經被換算成擔。一箱約140磅重，不過這有時依季節與類型而有所減少，見Hsin-pao Chang，Commissioner Lin，p.19。一擔則是133.3磅。而Richards，“The Opium Industry”，pp.62—64.曾以盧比（rupees）表示1839—1935年間的印度鴉片出口；不過，這并不必然與出口到中國的量一致，但他的數據也有參考價值。

表2.7 鴉片每年進口到中國的數量（1799—1916） 單位：1799—1860:箱；1861—1916:擔

資料來源：同圖2.1。

鴉片系昂貴商品，19世紀初其單價與生絲接近，且約等于同重量之白銀價格的五分之一。除了1820年因前一年（1819年）道光皇帝頒布鴉片進口禁令和鴉片戰爭期間有所下滑外，鴉片進口總值從1810年代至1850年代快速增長。其年均在1814—1823年為310萬銀元，1824—1833年增長至580萬銀元，1834—1843年為910萬銀元，1844—1856年更達2，070萬銀元（見表2.1）。與此同時，中國年均白銀流入值在1814—1823年仍有258萬銀元，之后則轉為外流，年均外流值，1824—1833年為84.8萬銀元，1834—1843年為925萬銀元，1844—1856年更達1，814萬銀元（見表2.5）。在19世紀上半葉，無論是鴉片進口數量和價值的變化與白銀外流都在1820年代到1850年代早期呈現增長趨勢。

馬士和金恩（Frank H.H.King）都認為鴉片進口主要是沿海地區的現象。張馨保提供的一份地圖也顯示鴉片主要在長江以南流通。然而，作者根據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官方報告，重建了19世紀前期鴉片進口的流通狀況，發現鴉片市場事實上已經延伸至內陸地區（見地圖2.1）。

地圖2.1 1840年代鴉片進口到中國的貿易路線

資料來源：林滿紅，《清末社會流行吸食鴉片研究》，頁70—79。

沿海省份可經由海上貿易或由口岸延伸到內地的貿易路線取得鴉片。至于內陸省份，小商販可以從廣東和福建通過陸路挑擔運送鴉片。運送到北方沿海省份的鴉片也以手推車運送方式輸入內地。資料顯示，山西在1821年就已有鴉片輸入，云南在1822年，北方五省（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與湖北、湖南和廣西在1838年，奉天和貴州在1839年，西藏和新疆在1840年，蒙古在1842年都已有鴉片輸入的記載。我們從一份1829年的官方報告就可以看到鴉片已遍及全國各省：

鴉片流行內地……皆由番舶裝載鴉片，駛到澳門、廈門等處附近關津停泊。或勾通書差，暗中抽稅，包庇進關；或巡哨兵役，游奕往來，私為奸夷夾帶，代為發販；或得規容隱，任聽奸夷分銷各省商船，載往各處售賣。行銷之路既多，來者日眾。……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轍。

鴉片貿易所帶來的利益，創造了一個廣大的流通網。光是在廣東北部一個交通要道，每天就聚集了數千名鴉片商販。由于鴉片貿易利潤很高，運輸成本所占比例相對較小。煙商有足夠的利潤去賄賂政府關津胥吏，而小販也有能力向占據山間隘口的土匪繳納被勒索的費用。由此，鴉片貿易事實上擴大了中國的區間貿易網絡。1838年，河東河道總督就注意到，“從前北五省（山西、陜西、河南和內蒙南部）賣廣貨者尚少。近來各府州縣多有外來奸民，借賣廣貨為名，開張鋪面，私售煙土”。同年，河南巡撫也指出，“今粵省廣貨挑擔，不下數千人，分出各省。名為零賣呢羽，而實則皆系興販鴉片之徒”。

由于廣東與其他省份區間貿易網絡擴展，廣東從中國的其他省份吸納白銀。福建巡撫1846年寫道：“西北之富商大賈，貿遷百貨于東南，亦輾轉推移，如水趨壑。”當林則徐經過江蘇蘇州和湖北漢口繁榮的市鎮時，向商人詢問市場狀況，商人回答說：“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數。”林則徐追問道：“其一半售于何貨？”答曰：“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由是可見，鴉片吸納白銀遍及長江中游的漢口及下游的蘇州。

上引林則徐的觀察，顯示出白銀外流和增長的鴉片消費同時存在。不過這里卻引發一個問題：為什么在白銀不斷外流時，卻又有更多的鴉片消費？事實上，不管是作為藥品還是毒品，鴉片的價格都是非常高的。雖然古代中國也存在著奢侈品消費可以創造就業的觀念，但這通常被認為是異端邪說。有證據表明，鴉片消費確實創造了不少就業。當時的文人蔣湘南（1796—1854）就認為嚴禁鴉片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將會影響到太多人的經濟利益，包括那些因鴉片貿易而獲得各種非法收入的官員。窮人借貸、富人變賣家財以從事鴉片貿易，而英美商人也決不會放棄他們因之獲得的巨額利潤。蔣認為，禁煙將會引起戰爭或其他災禍。現代學者往往引用林則徐的道德述說，而不用經濟原因解釋鴉片戰爭。但是，當我們認真閱讀林以及其他人當時的著述，發現林則徐早在1833年就成為第一位提出生產土產鴉片以阻止白銀外流的官員。事實上，朝廷主要也由經濟考慮而非鴉片對健康的沖擊討論本土鴉片問題。

表2.8 鴉片每年進口到中國的數值（1868—1906） 單位：百萬銀元

資料來源：計算自Liang-lin Hsiao，pp.52—53。

截止到這里的證據似乎更加證實了鴉片進口是造成中國白銀外流的主要因素的傳統看法。不過，當我們重新審視表2.7就可以注意到，1852年以前中國年均進口鴉片量不超過6萬擔，在1853到1895年的43年里，除4年外，年均輸入鴉片量卻都在6萬擔以上。其中有22年達到7萬擔以上，1879到1888年甚至超過了8萬擔。表2.8顯示，1868到1906年，每年鴉片進口額都在3，893到5，555萬銀元間，39年中年均4，562萬銀元。這數值約是1814—1856年間年均1，040萬銀元的4.4倍（見表2.1）。然而，在1808—1856年間白銀外流3.68億銀元后，在1857—1886年間，盡管鴉片進口遠遠高于前一時期，卻流入白銀6.91億銀元（見表2.9）。

表2.9 清朝白銀流入與外流估計總值 單位：百萬銀元

資料來源：1721—1740與1752—1800年間的數據，參考余捷瓊《中國銀貨輸出入》第36、83頁；1808—1856年間的資料，見表2.5;1857—1866年間的數據，計算方式為以1850—1866年間的2.2億流入的銀元（見余捷瓊《中國銀貨輸出入》，第25—27頁）扣掉1850—1856年間的3，300萬銀元的估計值，因為余的1850—1856年間的數據并未包含中印及中美貿易；而1868—1886年間的數據，則是計算自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p.268—269。

清代文人和現代學者都認為整個晚清時期中國白銀持續外流。直到鄭友揆在詹米森（G.Jamieson）和雷默（C.F.Remer）洞察的基礎上，才提出在1857年到1886年間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的看法。這里必須提到的是，在計算國際貿易收支時，進口應使用到岸價格（FOB，free on board），而出口應使用離岸價格（CIF，cargo，insu-rance，and freight included）。然而，1887年以前，中國海關使用市場價格計算中國貿易收支。比如說重慶進口的商品，它的市場價格包括從上海到重慶的保險費用和運輸費用，這應使得計入中國的收入算入中國支出的進口值；相反地，重慶出口商品的市場價格，并不包括從重慶到上海的保險費用和運輸費用，這原應算入中國的出口值。因此，海關原來使用市價的估算，高估了中國的進口額而低估了中國收入的出口額。在經過適當調整后，中國在1856—1886年間的貿易收支明顯地由赤字轉為盈余。

19世紀晚期鴉片進口的趨勢與白銀流動的趨勢并不相符，這就促使作者追問：鴉片進口是否是造成1814—1856年間白銀外流的根本經濟原因？就總值來看，1834至1850年間，鴉片約占大英帝國對中國出口總值的46.9%—69.4%。在1850年代，比重穩定地增加至71.1%，1860年之后鴉片仍是進口大宗。在不能只憑鴉片解釋在1856年前后從白銀外流到白銀流入的轉變的情況下，要解釋上述1856年前后貿易收支的變化，我們必須討論兩項主要出口商品——茶、絲的出口變化。

中國茶葉與生絲的出口（1850—1886）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出口的總值中，茶葉出口值所占比例，1780年代至1830年代，約是90%（見表1.4），這在1830年代后期、1840年代初期和1860年代后期也是一樣。此一比重，由1840年代后期到1850年代早期，在37.6%—72.2%間波動。1872至1887年間，由于絲出口的增加，茶葉所占比重從53%落至35%。而從1872到1895年，絲出口值占總出口值的30%—40%。

在圖2.2—圖2.5和表2.10—表2.12中可以看到中國茶葉、生絲出口量的波動。1857—1886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茶葉、生絲的總出口數值，然而，1825—1856年間的數值只顯示了占中國出口主體的出口到大英帝國的數值。表2.14與圖2.6也指出了中國在1857—1886年間鴉片的總進口數值與中國在1825—1856年間從大英帝國進口的鴉片數值。就此基礎論，中國對英帝國年均茶葉出口量1857—1886年間是1825—1856年間的4.5倍（見表2.10），而年均生絲出口量則是6倍（見表2.10）。

圖2.2 中國茶葉出口量（1825—1886）

資料來源：1825—1858年間的資料，引用自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7;1859—1886年間的數據，參考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第324頁。

圖2.3 中國生絲出口量（1825—1886）

資料來源：1825—1858年間的資料，引自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7;1859—1866年間的數據，參考Eng，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p.31;而1867—1886年間的數據，則參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02。

表2.10 中國茶葉出口量（1825—1886） 單位：磅

資料來源：1825—1856年間的資料，參見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7;1857—1886年間的數據，參考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第324頁。

表2.11 中國生絲出口量（1825—1886）

資料來源：1825—1858年間的資料，引自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7;1859—1866年間的數據，參考Eng，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p.31;1867—1886年間的數據，參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02。

中國對大英帝國年均茶葉出口值，1867—1886年間是1825—1856年間的2.5倍（見表2.12和圖2.4），而生絲出口值則是12倍（見表2.13和圖2.5）。與之相對的是年均鴉片進口值，1867—1886年間為1825—1886年間的3.5倍（見表2.14和圖2.6）。的確，1857—1886年的茶葉、生絲出口快速增長，不僅抵消了鴉片和其他進口品的增長，而且也使白銀在1856年前后回流中國。19世紀中國士人馮桂芬、《北華捷報》、英國藍皮書以及其他西方觀察者都注意到1853—1856年后的白銀回流。一位海關稅務司將中國茶葉、生絲的大量出口與白銀回流聯系在一起：“由于其他國家對中國茶葉和生絲需求的增加，導致1838年使中國政府禁煙的白銀外流現象，有了極其有趣的轉折。”不僅如此，白銀外流問題和銀貴錢賤危機也同時結束。當咸豐中期，白銀回流中國時，銀錢比價亦從1855年的2，100文降至1864年的1，190文（見圖I.1和表2.6）。馮桂芬對此表示驚奇地說：

迨咸豐五六年，泰西諸國大水，桑盡仆。中華絲市驟盛，一年中買絲至六七千萬兩。各貨及雅（鴉）片不足抵，則運銀償之。銀遂驟賤，以迄于今，是為中外通市一大轉關。

這表明1814—1856年間的白銀外流和銀貴錢賤危機是高度相關的。表2.3顯示中國對英（不包括印度）的貿易收支在1852年起由赤字轉為盈余。就如同白銀外流和銀貴錢賤危機發生之初，白銀回流和銀貴錢賤危機的緩和，也并非在各區域間同步發生，而是不同時間在不同地區發生。

太平天國運動主要發生在浙江、江蘇、廣東等出口絲的主要產區，并嚴重沖擊到福建、江西、安徽、湖南以及湖北等茶葉產地。1850年代茶葉、生絲出口大增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何這些經濟作物的貿易沒有被太平天國運動所摧毀呢？原因如下：①只有部分茶葉、生絲產區被破壞；②由于國內戰爭，一些原本賣到國內市場的絲轉賣到國外市場；③產這些經濟作物，是讓那些因戰爭大幅減少人口的區域的人民重回土地后的求生基礎；④盡管一些城市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慘遭破壞，但鄉村地區仍在種植經濟作物；⑤以閩北為例，不再將茶葉轉運到被戰爭威脅的上海或廣州，轉由福州直接出口，并利用新的快速帆船與國際市場聯系；⑥清朝與太平天國的領導們都鼓勵生產這些作物出口，以獲得致勝所需的軍援。

表2.12 中國茶出口值（1825—1886） 單位：銀元

資料來源：1825—1856年間的數據，參考John A.Messenger，Indiaand China，pp.7—8;1867—1886年間的資料，參見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17。原始數據的單位都已換算成銀元。

茶葉、生絲出口的增長還有其他一些原因。1847年后，由于缺少白銀，一種以茶、絲換取鴉片的“以貨易貨”貿易模式發展起來，促進茶葉、生絲出口的增加。1870年以前，日本現代絲工業尚未發展，中國在世界絲市場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在1871年日本、印度和錫蘭這些國家茶葉出口崛起以前，中國提供了全球85%的茶葉。1873年，中國為了提高生絲的生產，又引進了蒸汽繅絲技術。

圖2.4 中國茶葉出口值（1825—1886）

資料來源：1825—1856年間的資料，引自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p.7—8;1867—1886年間數據，參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17。原始數據中的單位都已換算成銀元。

圖2.5 中國生絲出口值（1825—1886）

資料來源：1825—1856年間的資料，引自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p. 7—8;1867—1886年間的數據，參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p.102。原始數據中的單位都已換算成銀元。

圖2.6 中國每年鴉片進口值（1825—1886）

資料來源：1825—1856年間的數據，參考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11;1867—1886年間的數據，參考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52。原始數據中的單位都已換算成銀元。

然而，如果沒有一個興旺的國外市場，茶葉、生絲出口也不會大量增長。中國海關報告和英國國會文書進一步舉例說明，一個有利的世界市場是19世紀中后期中國茶、絲出口貿易快速擴張的重要因素。一個記載指出：“即使在當下的1843至1858年期間，中國爆發了極其可怕并且有高度破壞性的內戰，但對外貿易仍有明顯的發展。”1863、1864年間，當太平天國運動在主要絲產區的江浙所造成的混亂和破壞達到頂點時，絲出口下跌了三分之二。但是，從1865—1873年，這些區域就已恢復了生絲生產的能力。在1860、1870年代，英國領事屢次提及，由于市場非常活躍，即使生產技術沒有改進，臺灣茶葉也有很好的銷路。中國主要茶葉產區福建也有類似的情況。

這些發展提示我們，不能僅僅考慮19世紀前期鴉片進口對中國白銀的吸納，也應注意到何以1814—1856年間中國的茶葉、生絲出口不能如1857—1886年間迅速增長到可以抵消鴉片的增長。

與18、19世紀晚期相比，其實19世紀初期中國的茶葉、生絲出口相對不景氣。很明顯，19世紀初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出口的茶葉價格低于18世紀晚期。在英國市場上，每磅茶葉平均價格從1801年的36便士跌至1836年的19便士，又在1847年跌到13便士。而通過東印度公司出口的茶葉額，若以銀錠計算，在1760—1799年的40年間增長了400%，但在1817到1833年間僅增長了20%。從人均消費量來看，1850—1884年間，英國人均茶葉消費量（2.04—4.71磅）是1835—1849年間（1.43—1.69磅）的2.5倍。如果1820年代到1850年代初茶、絲出口和1850年代后期到1880年代一樣有利，出售茶、絲帶回的白銀將可以抵消用于購買鴉片和其他商品流出的白銀。然而，19世紀前期茶、絲出口增長的緩慢，與鴉片以及其他進口商品的快速增長無法相比。

表2.13 中國生絲出口值（1825—1886） 單位：銀元

資料來源：1825—1856年間的資料，見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p.7—8;1867—1886年間的資料，見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102。原始數據中的單位都已換算成銀元。

表2.14 中國鴉片進口值（1825—1886） 單位：銀元

資料來源：1825—1856年間的數據，參考John A.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11;1867—1886年間的資料，見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52。原始數據中的單位都已換算成銀元。

福建作為一個重要的茶葉出口省份，特別是閩北的情況，可以清楚地證明茶葉出口的不景氣與白銀短缺的關系。由于福建是個多山的省份，加上銅錢笨重不便攜帶，商人至該省販運貨物皆是易銀而歸。1846年，福建巡撫就注意到茶葉市場所受的沖擊與白銀外流：“（閩省）本非產銀之地。惟茶木客商貿易，兼用紋銀，負載而來。然往返推遷，存留于本地者甚少。”在18世紀，其他省份尚未使用白銀時，福建就已普遍使用白銀。然而在道光年間，閩北土地買賣用銀的比例顯著下降。

世界白銀減產及其與中國的聯系

經濟史學家佛林和吉拉得指責其他學者過分強調西方國家對中國茶葉、生絲的依賴，而低估了中國對外來白銀的依賴——與其他地方相比，中國白銀對黃金價格更高。不過據清代文人鄭光祖的觀察，中國銀—金兌換率在嘉道年間與西方國家趨于一致，都是16∶1。1849年的英國領事也注意到，廣州的金銀比價與英國本土幾乎相同。因此，因中國白銀價值高而向中國出口白銀套取利益的空間消失了，與此同時，西方國家自身也開始需要白銀。19世紀前期全球白銀供應減少是造成這一現象的背后因素。

金與銀，作為19世紀世界上支持紙幣和直接作為貨幣使用的主要金屬，主要產于拉丁美洲和俄國，特別是拉美。1790—1829年，以銀元計的白銀產值分別如下：墨西哥，559，272，128;智利，7，291，696;阿根廷，124，830，272;俄羅斯，6，011，924，墨西哥占了世界總產值的83.9%。同期，以銀元計世界出產的金總值分別為：墨西哥，585，017，940;智利，18，365，648;阿根廷，124，830，272;俄羅斯，20，826，896，墨西哥占了世界總產值的78.1%。1796—1815年間由于拿破侖戰爭和，1810—183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使得拉美的地方政府無力維系銀礦開采，也就導致其金銀生產衰退和全球供應減少（見表2.15和圖2.7）。因此，1811—1850年間世界白銀供應比1781—1810年下跌了1，000萬盎司。而世界黃金供應也發生了相似的變化。根據1833年英國外交部的估計，與1790年代相比，19世紀頭10年，世界白銀產量減少了6.6%，1810—1819年間減少了49.5%，1820年代減少了56.6%。—若以17901799年間為基點，世界金銀總產量在1800—1809年間減少了4.8%，1810—1819年間則減少了49.7%。

表2.15 世界金、銀產量（1741—1910） 單位：1，000盎司

資料來源：Vilar，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p.331;早阪喜一郎，《銀價と銀為替》，頁53。

雖然在1810至1830年代的獨立運動后，拉丁美洲的白銀生產逐漸恢復。不過直到1860年，全球白銀供應才恢復到1810年以前的水準（見表2.15和圖2.7）。而且要等到19世紀下半葉世界金銀供應更為充足時，對中國的白銀投機才逐漸恢復。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亞、1851年在澳大利亞發現了金礦，而現存礦山增長了約三分之一的產量，使得世界黃金生產增長了大約4倍，從1841—1850年間的1，762，000盎司增至1851—1860年間的6，313，000盎司。白銀生產在1850年后也快速增長，到1900年已增至1820年代的10倍（見表2.15和圖2.7）。此外，隨著西方國家逐漸將其貨幣體系改為金—銀復本位制或金本位制，更多的白銀便從西方流入東方兩個主要用銀國家——中國和印度，以購買其產品。

圖2.7 世界每年銀產量（1493—1900）

資料來源：Vilar，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p.351;早阪喜一郎，《銀價と銀為替》，頁53—55。

確實，有很多因素影響了茶葉、生絲的出口，但最終都需要白銀來購買。而在1856—1886年間，我們看到有更多的白銀可以用于這個交易。

19世紀初世界范圍內的金銀減產，不僅減少了在中國的白銀套匯交易，而且也刺激了鴉片的輸入。根據英國藍皮書記載，1821年后鴉片的輸入開始增長；“獲得銀元的困難，對于鴉片入口的激增，大有關系。”換言之，由于英國人沒有足夠的白銀，鴉片被用于交換茶葉與生絲。

漸漸地，拉美白銀的短缺也促使更多商人從事對中國的鴉片輸入。舉例來說，一家自1565年就已經在馬尼拉以美洲白銀換取中國絲或英屬東印度棉布的西班牙公司，由于美洲金銀的減產，削減了它的貿易。這家西班牙公司的很多股東都在1827年后轉向鴉片貿易，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怡和洋行。這些長期壟斷中國貿易的西班牙貿易商，在失去亞洲商品在拉美銷售的特權后，便協助在中國沒有這種特權的英美商人運營鴉片貿易。1820年代，在西班牙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貿易停止后，拉美便通過大西洋輸出更多的白銀到歐洲和美國，而中國在廣州和香港輸出更多的茶葉以換取花費最多的鴉片，并取代了以絲易銀為主的大帆船貿易。

1863年，英國國會關于印度通貨狀況調查委員會在加爾各答完成了調查，他們注意到白銀從西方流向東方，特別是印度。這個調查也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的情況：

上世紀（18世紀）末本世紀初，（從西向東的）白銀流動達至頂峰。此流動在1808年后逐漸減少，在1814年明顯下降，并于1832—1833年間平衡。而1833—1849年間，除1843—1844年外，沒有太大變化。從1857年起，白銀進口又迅速增長并達到相當大的數量。

值得注意的是，1808與1814年不僅是中國方面的資料記載白銀外流的起始年份，也是西方開始減少向印度輸入白銀的一年。從1814年到1849年，英國政府以棉花交換印度白銀。1833年，英國完全停止向印度輸入白銀，直到1850、1860年代貴重金屬的新發現才逐漸恢復。由于鴉片稅約占1789—1839年間英屬印度整個稅收的6%，此對英國購買印度洋區域、美國和中國產品至關重要，因此當西方減少對印度出口白銀時，便可能刺激了印度鴉片對中國的銷售。1856年后的六七年里，超過5，000萬英鎊（2億銀元）由英政府擔保為建設鐵路和其他設施的資本和2，500萬英鎊（1億銀元）的貸款流入印度。

盡管獨立后的墨西哥政府于1823年起即鑄造墨西哥銀元，但這些硬幣并未來到中國。相反地，在中國流通的銀元仍然是原本的西班牙銀元。墨西哥銀元在1854年首度進入中國前夕，因西班牙銀元不復輸入，中國各省西班牙銀元市價不斷上漲。直到1856年，以旗昌洋行為首，在上海的36家外國公司才開始以墨西哥銀元代替西班牙銀元作為記賬的通貨單位。1856年后銀貴錢賤危機也因此得以緩解。

小結

一位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官員以“勢”來描述嘉道年間由于白銀外流所造成的難以理解和前所未有的銀價騰貴現象。從本研究的分析看來，“勢”應包括從18世紀后期起中國幾乎完全依賴于拉丁美洲白銀，19世紀初中國茶葉、生絲在全球市場的蕭條以及拉美貴重金屬的減產。事實上，在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結束其壟斷后，直到1868年中國海關開始統計期間，我們缺乏直接研究中國外貿史的統計資料。如果沒有倫敦海關的數據和中國海關出版品及英國國會文書中豐富的經濟資料，我們將很難理解1808—1856年間中國白銀外流背后的全球聯系。學者戴密微（Louis Dermigny）與張榮洋（W.E.Cheong）曾簡短提及，美洲白銀的供應減少是中國19世紀初白銀外流的原因，但他們并未估算這個時期的貿易收支，更沒有提及19世紀末期的狀況。

19世紀初期中國茶葉、生絲出口的不景氣減緩了白銀的流入。確實，此時如果沒有鴉片的流入，也不會有白銀的外流。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已經從鴉片深入中國內陸和鴉片進口與白銀外流時間的關連性兩方面，證實了鴉片對中國白銀外流的影響。不過，假使輸入鴉片這項事實沒有和中國茶葉、生絲在全球市場的不景氣同時發生，那么結果也許會和19世紀晚期的情況相似。意即19世紀末，中國通過茶葉、生絲的出口所得彌補了鴉片和其他商品的進口損失。不僅如此，世界金銀減產，也刺激了1820年以后中國鴉片輸入的激增。因此，事實上，并非印度鴉片的輸入，而是中國茶葉、生絲在世界市場的蕭條和世界金銀減產，才是導致白銀外流的根本因素。

與此前建立在馬士研究基礎上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認為白銀外流的數量大約占當時中國流通白銀數量的16.4%。而每年白銀外流量，大約等同于1808—1856之48年間的每年國家總所得的0.19%。本研究重建的白銀外流趨勢與銀貴錢賤危機相聯系，兩者都是于1808至1820年代在若干地區零星發生，至1820年代到1850年代，波及全國，并日益惡化。意即，馬士研究未涉及的1833—1856年間，實際上才是白銀外流與銀貴錢賤現象最為嚴重的時期。約在1856年，當白銀重新從西方流入印度或整個亞洲時，白銀外流與銀貴錢賤危機才告結束。

本文選自《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林滿紅 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