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從《黃花崗外》看廖書蘭的三種情懷

文丨楊流昌 中聯(lián)辦前臺務部部長

楊流昌在分享會上發(fā)表讀后感。錢勝昔 攝 / 廖書蘭供圖

日前喜讀廖書蘭博士在內地出版的作品《黃花崗外》，這是一部富有深度和內涵的文論專著，不但讓我們認識了一位史書甚少記載的早期國民革命作家黃世仲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更把我們的關注視線引向一百多年前那個影響中國命運的關鍵人物和關鍵事件——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

《黃花崗外》是廖書蘭博士的一部舊作，早于14年前，即香港回歸祖國12周年的時候就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作者選取研究的課題，是我們非常陌生的早年革命黨作家黃世仲及其代表作《黨人碑》。翻查內地各種版本文學史書，我們很難找到有關黃世仲及其作品的介紹和論述，因此《黃花崗外》的出版，既填補了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交集時期一個空白，也給予我們研究討論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真實歷史以新的視角和新的啟示，很有歷史意義。

《黃花崗外》簡體字增訂版。 廖書蘭供圖

廖書蘭是知名的居港臺胞作家、詩人，并擔任新界鄉(xiāng)議局議員26年，對香港社會和文化多有研究，也是香港知名文化學者和社會交往活躍分子。我曾兩度在中央政府駐港聯(lián)絡辦臺灣事務部工作，與她因共同參加港臺活動而相識，又緣于共同的詩文藝術愛好而相知，交往一晃已有20多年。書蘭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她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我們曾一起議論當今臺灣民進黨當局推行“去中國化”問題，書蘭非常痛心，她說，抗戰(zhàn)勝利臺灣光復后，臺灣社會非常重視愛國教育和中華文化傳承，她從小在臺灣所受的教育是：“我是中國人，我熱愛中國，我以中國為傲！”在這樣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大環(huán)境下，她那一代臺灣同胞的中華家國情懷根深蒂固，尤其是對中山思想和辛亥革命精神的認識更為鮮明深刻，認為這就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集中體現(xiàn)。

因此，后來她定居香港的幾十年里，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堅持奔走于內地與香港、澳門、臺灣地區(qū)甚至海外，應邀到各地學校與社會團體開辦講座，致力宣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為弘揚中山思想與辛亥革命精神鼓與呼。書蘭還有一個性格，就是特別同情那些被歷史所忽略的人與事，正是懷抱著這樣一股子沖勁、這樣一腔熱忱和這樣一種難能可貴的同情特質，去研究黃世仲，一位不為人知、已被國民革命歷史淹沒了的革命報人、革命作家、革命宣傳活動家；去研究黃世仲的代表作《黨人碑》，一部已找不到完整原文、卻是世間第一部以孫中山革命事業(yè)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當然，也正因為有了廖書蘭對黃世仲及其文學作品的深入研究，讓我們深刻認識到那個特殊時代，那些有名與無名的辛亥革命英雄們，如何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自由民主拋頭顱、灑熱血；讓我們深刻理解孫中山艱苦卓絕領導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它不僅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更為我們今天的獨立自主和民族振興奠定了基礎。

《黃花崗外》繁體字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廖書蘭供圖

《黃花崗外》一書，也從側面展現(xiàn)了廖書蘭深切的愛港情懷。書蘭是生在臺灣的外省人，常年居住在香港。像她這樣的外省二代臺灣人，心中常有一種漂泊之痛，是香港的豁達與包容，才使她有了家一樣的溫暖。她曾著文說，我在臺灣被說是大陸人，回大陸又被說是臺灣人，只有到了香港，似乎才找到人生的歸宿，體悟到根脈的傳承，漂泊之痛由之釋然。所以她深愛香港，作為一位學者、作家、詩人，她筆尖下的人和物，總帶著親情、鄉(xiāng)情，作為居港臺胞，對回歸后“一國兩制”的香港，越來越有扎根的認同。所以她每每與人談起香港，總帶著已是地道港人般的驕傲與自豪，尤其身為20余年的新界鄉(xiāng)議局議員，更對新界地方社會文化情有獨鐘，奔走守望，服務不遺余力。書蘭對香港的這種熱愛，也深深地體現(xiàn)在她寫作《黃花崗外》之中。正如她在書中所言，一般人對香港的看法是世界金融中心，凡事以經濟掛帥，其實這只是香港社會多元化的一面。

在研究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歷史中，她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近代革命中，香港人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過程中，香港居民起了關鍵作用。她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辛亥革命的精魂在香港！的確，我們通過閱讀此書，真切地了解到香港與辛亥革命的深厚淵源，香港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fā)軔地、武裝起義策劃地、革命事業(yè)后援地，孫中山等革命先驅以香港為基地，聯(lián)絡海外僑胞，募集革命經費，運輸起義軍火，聚合革命志士，策動武裝起義。從1895年至1911年的16年里，孫中山在香港直接策動了10次武裝起義，其中6次在香港發(fā)動，香港人民給予了辛亥革命以堅定無私的支持，感謝書蘭的研究揭示。我是臺灣事務工作者，讀了《黃花崗外》，也讓我聯(lián)想起多年來香港在發(fā)展兩岸關系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更為推動兩岸和平統(tǒng)一率先垂范。今天，我們在香港繼承弘揚中山思想和辛亥革命精神，就是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把個人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堅決貫徹“愛國者治港”，堅定不移把香港的事情辦好，不斷推進“一國兩制”，不斷豐富“一國兩制”，為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融合發(fā)展，促進兩岸和平統(tǒng)一作出更大貢獻。

當然，書蘭歸根結底是一位才女學者、詩人作家，濃濃的文人情懷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文人情懷是一個讀書人的風骨，她治學嚴謹，分析理智客觀，作文卻主觀感性，行云流水，充滿詩人特有的情與愛。書蘭為寫作《黃花崗外》尋找和收集黃世仲個人資料、《黨人碑》背景材料和革命黨史料，居然不惜用十年時間，寒冬酷暑奔走于內地與香港、臺灣地區(qū)眾多圖書館，甚至遠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美東美西國民黨支部尋找資料，通宵達旦一遍又一遍撰寫、修改本書，可謂“十年磨一劍”，其嚴肅認真、孜孜以求的精神，感天地泣鬼神。她用詩人的敏感和激情，生動地描繪了辛亥革命那個時代的英雄們如何在歷史的洪流中奮勇前行。她的文字如同詩歌一樣，富有韻律和感染力，讓人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受到強烈的情感共鳴。《黃花崗外》不僅僅是一部文學研究著作，它更是一部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文學作品。書蘭用詩的筆觸，讓我們重新審視了那個時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讓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同時，也通過她的研究，傳達了她對歷史、對家國的深深熱愛和關注。

我再次祝賀廖書蘭博士的大作《黃花崗外》在內地出版，感謝團結出版社慧眼識珠。這部專著不僅是我們研究認識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歷史的重要窗口，也是我們感受居港臺胞家國情懷、愛港情懷和文人情懷的重要途徑。我相信這部作品一定會在讀者中產生良好的影響，并激發(fā)我們對歷史、對家國、對未來的更深思考和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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