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執 被「卡住」也沒關系

走到37歲，鄭執依然在追尋「更好」的生活和創作，只是，他不再執迷于「更好」。他覺得，人的一生，總是會遇到困難，會痛苦，會被卡住，關鍵還是放下對命運的掌控欲，找到一個平衡點，「平衡不是天平，而是一個自洽的過程」。

此刻，他對于「更好」的愿望是，能夠更心無旁騖地寫作，每天跟自己喜歡的人待在一起，把所有時間都浪費在自己覺得有趣的地方。怎么才算有趣？鄭執覺得，人要尊重自己內心的感受，要能在具體的生活中落淚，不要變得麻木不仁。有一天，當我們忘記思考怎樣變得「更好」，就說明生命狀態進入了一個真正更好的層面。

文｜蜉蝣

編輯｜楚明

當一個作家走向幕前

整個夏秋之交，鄭執都在為電影《刺猬》跑路演。9月初，《人物》拍攝前一晚，他剛完成最后一場路演活動。拍攝當天的間隙，他抽空和出版社編輯談了接下來的出版計劃。上一次電話溝通，穿插在他從北京趕往杭州的路演途中。這兩年，鄭執更多以編劇的身份亮相幕前。上半年另一部由他的小說《被我弄丟兩次的王斤斤》改編的電影《被我弄丟的你》上映。那天我們聊起這段時間的感受，他說了好幾遍「累」。

這種累，不僅是體力上的，更是心力上的。如果你在社交平臺搜索《刺猬》相關路演現場，拋給鄭執的問題常常是有限的幾個：「為什么將小說交給顧長衛改編？」「改編過程中經歷了哪些調整？」「你怎么理解小說和電影結尾的不同？」還有，「你怎么理解『卡住』？」鄭執渴望能跟觀眾有更多的深度交流，但更多時候，面對相同的問題，他只能「車轱轆話反復說」。

《刺猬》改編自鄭執的短篇小說《仙癥》，講述的是精神病人王戰團和他被「卡住」的一生。2018年，《仙癥》在「鯉·匿名作家計劃」比賽中拿了首獎，作家蘇童稱贊他「貢獻了一個新的人物形象」。其實這個人物有原型，是鄭執的一位親人，生前患有精神疾病，曾教會童年的他下象棋，是家里讀書最多的人。故事在他心里兜轉了很多年，用了三天構思，又花了兩天寫完。

很長一段時間里，鄭執被歸為「東北文藝復興」的一員，但他始終拒絕歸類和標簽。幾乎每一次被問及筆下的邊緣人和失敗者，他都會條件反射般地反問：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邊緣？這些邊緣人物就是我生活中的主流。

他曾描述過這種「主流生活」：出生在沈陽，在一個圍繞菜市場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棚戶區長大。同棟樓里，一起玩的小孩，家里就是賣豬肉的，賣菜的，殺魚的。上世紀90年代初，父親從工廠辭職后開了一家抻面館，他是被一碗一碗面養大的。

直到今天，空的時候，鄭執還是習慣一個人去街頭巷尾的小胡同里找一家小面館，越破越好，點一碗面，喝一個下午，這樣的環境帶給他一種親近感和安全感。最近，他搜到位于北京草房的一家雞西刀削面，打了十四五公里的車，只為對比看看和自己常去的那家飯店，哪家的好吃。還有一次，他找到一家沈陽口味的燒烤店，那里有他心心念念的沈陽雞架，常年居住在北京，鄭執有時候「確實挺饞這口」，但嘗完之后，他還是覺得一般，主要是「雞瘦了點」。

身為作家，鄭執不習慣人群，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宅著，看書，健身，寫作，陪孩子和做飯，最拿手的是一道東北名菜「鍋包肉」。被問到最近印象最深的一個時刻時，他不假思索地講起女兒。前段時間，鄭執的眼角膜不小心受傷了，有好幾場路演都不得不戴著墨鏡。有一天，不到兩歲的女兒忽然爬到鄭執面前，對著他的眼睛吹了一口氣，輕聲說，「爸爸不疼」。鄭執想起自己也曾對女兒做過同樣的動作，那一瞬間，他「又感動又想哭」。

對于不得不做的工作，年輕時候的鄭執會選擇對抗，現在他開始習慣，強行找回自主性。他把每一場路演當做一次旅行，「花兒與少年」，每到一個城市，一家電影院，一個活動現場，就像開盲盒，看看這一場里坐著怎樣的觀眾，他們會提出什么樣的問題。甚至每一天進到休息室，鄭執也會好奇，今天的外賣吃什么。

《人物》見到鄭執時，正是秋分時節。在他的印象中，秋分就像一個分界點，一年之中最旺盛、最向上生長的氣質已經結束了，但一切事物都還在那里，只是有了明確的底色的變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短暫地在此刻共存。

鄭執今年37歲，快要到達老話說的「不惑」之年。這一年，他有收獲，也開始新的耕種。6月，他憑借《刺猬》獲得了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編劇獎」。新的長篇小說也正在寫作中。但他覺得自己離「不惑」還很遠。面對生活，他依然有很多困惑，依然會被各種各樣的問題「卡住」，只是相比以前，他學會了平衡，「人不能永遠一根弦那么繃著」。

被「卡住」的十年

鄭執曾經笑稱自己是個「過山車」式的作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鄭執是寫青春文學出身。19歲，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浮》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對于一個初出茅廬的創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很高的起點。很多人都把他視為韓寒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少年作家，他對自己也有很高的期許，「有一種驕傲在」。那時他就下定決心以寫作為生，做一個職業作家。

但驕傲抵不過現實。接下來幾年，整個出版環境、寫作環境和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他的第一本書出版之前，青春小說有著龐大的閱讀群，韓寒、郭敬明正火，青春文學很好賣。很快，電商起來、微博火了，大家開始在網絡語境里寫作、閱讀，純文學讀者萎縮，作家被拋向市場，傳統出版社的推書模式不再奏效。

等到鄭執出版第三本小說，銷量極差，生活越來越困難。從19歲到30歲，鄭執一直被一個問題「卡住」：如果照這樣寫下去，生活還能不能繼續？

為了生存，鄭執開始面對市場寫作，寫了一些無法被他稱之為文學的東西。很多評論家和讀者都感到困惑，鄭執到底在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后來短篇小說《仙癥》發表時，鄭執曾收到過兩條留言，一條是「浪子回頭」，另一條是「奪舍」，后者是一個道家詞匯，意為「借別人的身體還魂」，鄭執反應了幾秒才笑了出來，他覺得，這位朋友一定是被他過去寫的「那種東西」傷害太深。

回頭來看，他將那幾年稱之為「謀殺文學階段」。市場上有什么內容能賣錢，能賺到稿費，他就寫什么。在《仙癥》的后記中，他描述過這段經歷：「『文學』被我親手殺死，兵不血刃，頭也沒回過，眼皮底下只剩『文字』。喪失了敬畏，自然就無愧疚可言。我甚至公開調侃所謂的『嚴肅文學』，不過是故步自封的小圈子笑話。今再憶起，那種心態就跟一個苦情少女在初戀慘敗以后，放話『男人沒一個好東西』差不多邏輯，天真又可笑。」

「兩眼一抹黑式」的寫作確實讓他的生活得以維系下去，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困惑。從2013年到2016年，他經歷了低谷中的低谷。他又花了三年時間自問：我能寫什么？我想寫什么？我的下一步到底該怎么走？

直到寫下《生吞》。這是一個在鄭執心中轉了很多年的故事，從沒想過有一天會變成寫作的素材。18萬字，鄭執只寫了7周，「坐塌了一個沙發」。在這本書之前，鄭執對于小說這個門類并沒有一個清醒的認知，這本書是他在經歷三年痛苦和糾結之后做出的抉擇，「我是覺得我需要讀者，我需要被人看到這個人寫的小說」。

鄭執將自己的憤怒、困惑、從小到大看到的不公，以及曾經那些無力改變的東西全部放進了這本小說里。2022年由《生吞》改編的影視劇《膽小鬼》殺青。當著所有主創的面，鄭執說，今后我對青春題材無話可說了，關于青春這個主題，我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完了。

「大家總是把理想和現實對立起來，好像所有的痛苦都來源于此。」繞過那條彎路后，他意識到，理想和現實并不是對立的，理想永遠是現實的一部分，是割裂不開的，關鍵是能不能找到那個平衡點。他慶幸自己沒有走得太遠，還是能回得了頭，「最怕的是當你想回頭的時候，卻發現你已經遠離自己熱愛的東西太久了」。

直到今天，《生吞》依舊是鄭執作品序列里最暢銷的一本。因為《生吞》，鄭執確信自己可以靠寫作生存下去，才有了后來的《仙癥》和其他作品。今年6月，鄭執憑借《刺猬》獲得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編劇獎」。上臺領獎的時候，除了感謝主創團隊和家人，他鄭重地對現場的寫作者說了一句：還是要堅持住內心的小驕傲。

這些年，經常有年輕寫作者向他請教寫作意見，他總是會把這個問題化為另一個更實際的建議：你現在寫作能養活自己嗎？你覺得你還能寫幾年？鄭執覺得，所謂理想與現實的平衡，這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問題，「用一點自己的智慧也好，生活給你的反思也好，加上一點點運氣，找到那個平衡點，不要過度傾向于某一邊，再也回不了頭」。

《生吞》出版的那年，鄭執正好三十歲，在人生的另一個分界點上，他找到了平衡。但正如他曾經說過，人生是一個無限反復的過程，就像一張擰皺的紙，你只能暫時捋平，有一天它還會再皺起來，還會有新的問題。

生命的本質，就是面對失衡時的「平常心」

兩年前，《刺猬》劇組殺青時，鄭執做了一個決定，暫停編劇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小說創作中。

鄭執第一次成為編劇，是在2015年。當時他在臺大讀戲劇系的研究生，原本還差一個學期就能拿到畢業證了，但《我在時間盡頭等你》那本書賣了電影版權，資方希望他能擔任編劇，因為著急想要多掙一點錢，鄭執辦理了退學，回到北京。

最初幾年，鄭執有過很多不適應。寫小說是一個人的創作，編劇是一群人的創作，鄭執以為編劇就是把劇本寫好，等到真的進入這個行業后，他發現編劇只是一個配合性甚至服務性很強的工種。鄭執的個性強、脾氣急，遇到創作理念不合的時候，他會激烈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有段時間，他甚至被外界傳言脾氣不太好。

除了創作層面的磨合，編劇的時間完全跟著劇組走。每年跟著劇組拍戲，幾乎完成了鄭執一年的社交量。《刺猬》北京路演的第一站，飾演大姑的演員說起拍攝時期，劇組開了一個房間，每天拍完戲，同組的演員、導演和編劇都會在里面聊角色，聊明天的劇情。在她的表演生涯里，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會碰到的情況。

但對于鄭執來說，因為這間屋子，他經常是劇組收工最晚的那個人。等演員、導演聊完戲，鄭執回到房間，把它們敲下來，再發給副導演，就到了凌晨3點。所幸的是，鄭執在劇組有一個特權，愛幾點起就幾點起。

鄭執很難同時做好兩件事。做編劇的這幾年，他一直沒有辦法寫出自己的滿意的小說。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會煩悶，也會不平衡，「這些時間花在寫作上不好嗎？在家陪陪孩子、看看書、看看電影不好嗎？」

后來，他經歷了一個想通的過程，既然同時只能做一件事，就不想其他的事，只把眼前的事做好，不去做更多長遠的打算，反而是最好的計劃，「可能一個劇本用了一年、兩年，寫完之后再安安靜靜關起門來，再寫一年、兩年小說，接下來再進入劇組改劇本」。

他進入了一種更職業的狀態。過去，遇到對方聽不明白或者不理解、不認同的時候，鄭執會堅持，會沖撞，現在他更清楚行業的規則，哪怕是導演本人，也要面對來自市場、資本的壓力，不可能完美地呈現自己的藝術審美，「其實大家都面臨一樣的問題」。

回頭來看，鄭執覺得，沖撞也并非壞事。在集體性的藝術創作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每個人的個性都是無法摘除的。有時候，因為這種激烈的碰撞，鄭執和對方有了更深的交流，戲拍完后，兩個人反而處成了生活中的朋友。

也正是因為每個人的不同，鄭執在合作中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對于電影創作而言，文字始終是流動的。當他把文字作品交到一群人的手中，導演是不是認同？演員進來的時候，要怎么表現？會提出怎樣的意見？所有的不愉快產生其中，也會有奇妙的共識。

《刺猬》的合作是他這幾年比較滿意的一次。電影在上海放映的時候，鄭執混在觀眾里，當葛優飾演的王戰團在廣場上旁若無人地唱起《愛江山更愛美人》時，他落淚了。這首歌是鄭執提議加進去劇本的。原因也很私人，這是他父親生前唯一唱過的歌。

鄭執向我們講起這段故事。

那是上世紀90年代，父親開了一家小面館，經常很晚回家。有一天深夜，父親喝醉了，鄭執和母親攙著他上樓。喝過酒后，父親的心情很好，他左手摟著母親，右手摟著鄭執，嘴里哼著「東邊兒我的美人啊/西邊黃河流……」那時他們住在東北特有的赫魯曉夫樓，剛安上聲控燈，往上走的時候，黑暗的樓洞在歌聲中一盞一盞亮起來。這個畫面從此印在了鄭執的記憶中。

親眼目睹記憶照進現實，看到私人情感在那一刻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現在眼前，鄭執覺得，這是電影創作的另一重樂趣，也是小說創作無法取代的部分。

但是最終，他還是決定停下編劇的工作，回歸一個作家的本分。文學始終是他最熱愛的事情，他想要寫出更好的作品。

最近這段時間，鄭執正在構思一篇新的長篇小說。寫小說是個體力活，當寫作開始，鄭執會把自己關到書房里。只是，他不再不分晝夜地熬，而是更有意識地把它當成一份工作，「6小時上班制，爭取再給自己安排一個周末」。有時他也會卡住，幾個月前可能已經寫了幾萬字，突然有一天覺得不對，全部推翻重來。被問到進度時，他苦笑說，單從字數來算的話，動態歸零。在他看來，這是創作小說最痛苦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又到了一年秋分。這一天，萬物等長，晝夜均分，是天地萬物最接近平衡的時候。但鄭執覺得，平衡總是短暫的，「生命的常態就是失衡」。

過去幾年，「失衡」也是很多年輕人的普遍情緒。鄭執感同身受，也仍然身處其中，但他認為，人不能每天都在這種糾結和內耗中度過。

「有時候這種痛苦就是因為想太多，過度思考每件事的意義。」經歷過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工作中種種的磨合、不適應后，他分享了一個有點兒「混不吝」的人生智慧——拒絕思考。與其把時間花在不斷地自我提問和內耗上，不如專注做眼前的事情，放下掌控欲，有一天，改變自然會發生。

在鄭執看來，生命的本質，就是面對失衡時的那顆「平常心」。

「更好」，是忘記思考什么是「更好」

鄭執對「秋分」最深的記憶，來自童年的一場叫做「拔皮狗」的游戲。「皮狗」是東北俗語，形容梧桐葉落下之后的葉梗。男孩兒們流行比誰撿到的葉梗更粗、更大、更強勁，「一般要拿醋、酒精泡，磨礪它好久，然后從鞋窠兒里掏出來，讓大家來拔」，獲勝的葉子被稱為「狗王」。

直到今天，他都記得，小學的時候，也是這樣一個秋天，有一堂課，他借口上廁所，跑到操場上，秋風卷過梧桐樹，第一批落葉在操場上漫天飛舞，他獨自一人在操場上追著葉子，遠處是教室里朗朗的讀書聲。那是他人生中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間。

秋分，也像是他當下的人生階段。

兩年前，鄭執有了一個新的身份：父親。女兒出生后，鄭執花了大把時間帶孩子、陪孩子。但他不再感到時間花得不值，也不再因為被擠壓的創作時間而失衡。他記得有一天帶著孩子出去玩，忽然發現自己跟女兒的親近感遠高于別的父女。有了親身對比，他意識到，人是不可能拿工作價值的大小來對比生活中跟真正愛的人認真相處的價值。

成為父親，也讓鄭執重新理解了自己的父親。有段時間，因為帶孩子，鄭執「累得像狗一樣」。好不容易到了深夜，他一個人枯坐在家里，周圍難得的安靜下來，恍惚間，他感到父親就坐在對面。也是在那一刻，他忽然就想到，自己出生的時候，父親才25歲，「我25歲的時候，連養活自己都成問題。父親這么年輕，還是在東北下崗潮的背景下，居然就擔起了一個家」。那一刻，鄭執覺得挺佩服這個男人的。

快到不惑之年，鄭執越來越感知到命運的力量。

曾經，父親希望鄭執不要像他那樣自我、孤僻，不善表達，要往他的反面走。這兩年，他發現自己身上越來越有父親的影子。不僅是跟父親越長越像，還有父親性格中不討喜的部分，也深深藏在他的骨子里。

焦慮也變得具體起來。過去，鄭執質疑自己能寫什么，該寫什么，做編劇的意義，現在他最焦慮的是健康問題，他開始很嚴肅地鍛煉身體，酒也比以前喝得少了。有了女兒以后，作為一個普通父親的責任感更強了。他希望自己的身體能夠更健康，陪伴女兒更久一點。

他將生活調成了孩子的作息，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上午寫作，中午睡個午覺，下午看看書、鍛煉身體，陪孩子玩一玩，晚上9點半睡覺。哪怕現在孩子大了一點，不用再隨時隨地跟著，早上到點他還是會自動醒來，「跟個老頭似的」。

對他來說，這就是當下最理想的生活狀態。

視頻拍攝當天，鄭執認真而松弛。開拍前，他會細致地詢問工作人員，上鏡的狀態好不好，自己需要說到什么程度。轉場的時候，等待的時間比預估的長，他也絲毫沒有不耐煩，想起剛才路過的小酒吧里有一場《黑悟空》的比賽，贏一局就能免費喝一杯，他興沖沖地跑了回去，打了一把，輸了。

「生命其實就是在一片混沌與無序當中，找到那么一點兒屬于你自己人生的樂趣。」他說。

走到37歲，鄭執依然在追尋更好的生活和創作，只是，他不再執迷于「更好」。人的一生，總是會遇到困難，會痛苦，會被卡住，在他看來，關鍵還是放下對命運的掌控欲，找到一個平衡點，「平衡不是天平，而是一個自洽的過程」。

此刻，他對于「更好」的愿望是，能夠更心無旁騖地寫作，每天跟自己喜歡的人待在一起，把所有時間都浪費在自己覺得有趣的地方。怎么才算有趣？鄭執覺得，人要學會感受，要能在具體的生活中落淚，不要變得麻木不仁。有一天，當你忘記思考怎樣變得更好，就說明生命狀態進入了一個真正更好的層面。

「更好」也是每個人最為樸素的愿望。多年來，特侖蘇一直致力于探索「更好」的不同含義，它可以是寄于未來的滾燙夢想，可以是立足當下的簡單快樂。「更好」從來沒有標準答案，認真地生活，踏踏實實地把自己要做的事情、要愛的人，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找到能讓生活自洽的平衡點就是一種「更好」。

更年輕、焦躁的時候，鄭執不會注意四季的流轉，也不懂得老人對于節氣的認真。鄭執記得，小時候每到春分、秋分，家里人總要和個春餅、包個餃子，他總是覺得既無必要，還浪費時間。現在，他突然理解了，儀式的背后其實是尊重自然規律，尊重常俗的力量。

常俗是什么？「常俗就是地球不是圍著人轉的。」

秋分時刻，鄭執終于重新開始過上小說家的生活。有的時候，他一覺醒來，覺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還停留在青春期，但另一部分好像在很多年前就已經老去。童年玩的「拔皮狗」游戲就像一個隱喻，不去過度追問意義，只專注地追逐一片落葉。這是生命提前教給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