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特工生涯

在克格勃那樣的特殊單位，重要任務輪不到一個單身年輕人，這個規矩估計到哪兒都一樣，因為光棍掙多少花多少心里無牽無掛，對金錢和美女的抵抗力遠不如身背房貸和奶粉錢的中年人。這個觀點的弦外之音，就是一個人想要在特殊部門有長遠發展，起碼得結婚、最好是有個娃，組織上才放心。普京娶柳德米拉就有這方面的考慮，這可不是局勢君的猜測，而是普京在克格勃的同事安東諾夫的觀點，相信他比一般人更了解普京。

在結婚前的9年多里，普京在克格勃的主要工作是監視外國游客和當地意見領袖，發現異常后記錄在案并向上級匯報，等待下一步行動指示。這些還是他工作中比較有趣的部分，更無聊的是填報表寫心得之類的案牘工作。然而在他結婚的第2年，乏味的過去就向他揮手告別，組織升他為少校，并派他到莫斯科郊外的“紅旗學院”進修，這所學校專門培養情報人才。如果這次變動不是巧合，那就證明結婚發揮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雖然他爹老普京疑似克格勃成員，但相比其他同事，普京這個家庭背景基本等于零蛋，以他這條件原本不可能進入紅旗學院，因為多年來紅旗學院的入學名額都被官僚子弟瓜分殆盡，普京這樣的平民子弟根本沒門。1980年之后克格勃總部發現，那些嬌生慣養的二代們學習不行畢業后也難堪大任，于是強行空出一些名額，招募忠誠于蘇聯并且有外語愛好的平民子弟，于是大學期間選修過德語的普京被選中了。

（2000年的普京）

普京在“紅旗學院”學了很多東西。比如怎樣招募一個靠譜的線人？如何發送和接收摩爾斯電碼？如何跟蹤而不被發現？被發現后如何擺脫跟蹤？如何成為一名優秀的臥底？另外還學習喬裝打扮，偽裝成記者、外交官或貿易代表，模仿跟隨政府官員外出時的言談舉止。紅旗學院畢業的人一般都被派往國外，至于去哪里完全看在校成績。由于普京的平時成績和期末考試加起來幾乎墊底，所以他畢業后被派往一個不是國外的國外：東德。說不是國外吧畢竟在德國，說是國外吧那里歸蘇聯管。

彼時的東德被蘇聯官方稱作“共產主義紅旗下的工人天堂”，但以現在的標準看，不過是個被意識形態腌透了的畸形國家，籠罩在壓迫和恐懼的氛圍里。制造恐怖氣氛的東德“國家安全部”規模龐大，正式工和臨時工加起來超過9萬，還招聘了17萬線人，分散在東德1700萬蕓蕓眾生中。國家安全部在德累斯頓圈了一大片地方，解決了這些人的餐飲、住宿、教育、醫療、體育、娛樂等一切需求，如同上個世紀國內有些省份存在的超級國企。

1985年8月，普京來到德累斯頓，理論上他實現了自己兒時的夢想：做一名跟敵國作戰的情報人員。但嚴格意義上他不是情報人員也不是臥底，而是克格勃海外分部的一名行政人員。忘了交代，克格勃在東德的分部只是一棟2層的小樓，總共十來個人七八條槍，跟龐大的東德“國家安全部”既合作又競爭，單位2樓的角落有普京的半間辦公室，另外一半歸其他同事。

（80年代的東德）

1985年的秋天，大概是普京抵達東德的兩個月之后，懷揣圣彼得堡大學畢業證書的柳德米拉抱著大女兒瑪莎抵達德累斯頓，為此單位給普京分了一間20平米的公寓房，兩口子從此蝸居在那里。這是普京人生中第1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之前兩口子擠在父母家，與那時候相比雖然住房面積下降了，但是沒有婆媳關系，柳德米拉對此也比較滿意。

普京和他十多名同事的工作，是收集和分析情報。事實上任何收集整理工作都很乏味，在那個年代收集情報，要么是混在人群里打聽，要么查看外國報紙或收聽外國廣播，然后逐字逐句搜索，觸發關鍵詞后就剪貼或抄寫。這種事做一次兩次還比較新鮮，一年到頭做那是真痛苦。除此之外，普京還跟蹤過到東德的商人和外國人，但這些活兒干了上頓沒下頓，他們另外一份乏味的工作，是尋找并培養線人。

每一位去西德旅行的市民，都是潛在的發展對象，因為人一旦去了西德，就可能繼續前往歐洲或美國，而歐美從過去到未來都是蘇聯的敵人。普京和同事們仔細調查這些人的社會關系，看他們是否有美國的舅舅，有沒有住在北約軍事設施附近的大姑，如果有再進一步溝通轉化。可以想象找一個合適的人希望多么渺茫，篩選500人也不一定有一個人合適，如同電銷人員打500個電話也未必有1個人愿意聽他講完產品介紹。假如撞大運真找到這樣的人，他們就以發放簽證為條件說服他們與克格勃合作。

但是以上這些工作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全單位的人都沒那么忙，蘇聯體制下的政府單位，要么很閑要么瞎忙，所以普京整體上比較安逸，他暫停了過去一直堅持的柔道訓練，隔三差五開車載著柳德米拉四處自駕旅行，曾經滴酒不沾的他也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德國啤酒，時不時約同事在酒吧里暢飲，年底一過秤好嘛長胖了十幾斤。

（1986年的柏林墻）

1987年普京從少校晉升為中校，軍銜上升行政級別也跟著水漲船高，他開始給機構負責人做助理，案牘工作變得比過去更多，曾經盯梢調查的一線工作也不再分配給他，他也就進一步遠離了兒時的夢想。或許在某個下班回家的無聊黃昏，普京也意識到自己活成了小時候最不喜歡的樣子。

1989年東歐巨變，曾被蘇聯拿捏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反水，各種散步活動層出不窮，蘇聯人被趕出所在國回老家。東德街頭當然也出現了散步的人群，他們最初的訴求只是“西德旅游自由”，所以柏林墻前每天聚集著大聲叫嚷的人群，蘇聯的警衛們持槍阻擋，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

1989年11月9日，東德政府終于扛不住壓力，派發言人說允許東德民眾自由前往西德。此言一出上萬群眾拎包沖向柏林墻，守衛們根本擋不住。墻的另一邊是前來迎接的西德市民，他們起哄喝倒彩唯恐天下不亂，最后兩邊一使勁就把柏林墻給拆了。墻倒后外強中干的蘇聯統治也跟著坍塌了，嗅到這個強勢政權的蒼白無力后，更多東德市民跑上街頭圍攻蘇聯政府機構，他們沖進了龐大的”國家安全部“，普京所在的克格勃分部自然不能獨善其身。

（柏林墻上的蘇聯士兵）

1989年12月5日，一批人圍住了普京所在的那棟辦公樓，高喊著放他們進去打雜搶燒。當時單位其他領導早已提桶跑路，普京中校是那棟樓里級別最高的官員。門口的警衛偷偷告訴普京，咱這兒現在包括警衛總共4個人，待會兒外面的人要是往里沖，可咋整啊？4個人當然搞不定外面的上百人，普京立刻打給俄羅斯總部請求支援，掛掉電話后他焦急地等待回電，窗外躍躍欲試的人群讓他坐立不安。

后來普京確實搞定了外面那幫人，保住了辦公室里的同事和大量機密文件。在不同版本的傳記里，對當天的情景有不同的描述。有些傳記說好幾百名暴徒沖進了房間，普京舉起手槍聲色俱厲地喝退了那些人，接著他迅速往焚燒爐里塞文件，以至于爐子都發生了爆炸。這個描述確實很有戲劇性，但真實的情況并非如此。

蘇聯的官僚機構臃腫而僵化，普京打去的求援電話要層層傳達，抵達有權做出支援決定的人那里后他們再開會討論。但是那時候大人物們實在太忙，每分鐘好幾個電話等他們做決定，根本輪不到普京的那通電話。在最后的緊急關頭，普京穿上制服，沒戴帽子也沒拿抽屜里的手槍，推開門故作鎮定地站在臺階上，用一口流利的德文對抗議人群說：這里戒備森嚴，我的士兵們荷槍實彈，我已經對他們下令，如果有人硬闖他們就會開槍。

（普京和柳德米拉）

說完普京端著氣勢回了屋，后背全是汗。外面的抗議者碰到這樣一個人，既覺得無趣也覺得沒必要冒險，于是跑去圍堵別的地方了。善于聯想的同學們會意識到，這不就是普京版的空城計嘛！普京確實嚇退了抗議者，但不是拿著武器面目猙獰地嚇退的，而是故作鎮定地讓抗議者以為他身后是一間武器庫。

1990年是一個告別的季節。東德的克格勃在關門歇業之前，決定燒毀整整12卡車文件，工作量太大他們特地找工廠定制了一批焚燒爐，期間確實有爐子被燒壞，但不是普京用的那個爐子。臨走時普京把舍不得燒的文件打包，連同個人行李一起運回了莫斯科。那次普京還帶走了一臺鄰居送的洗衣機，這說明俄羅斯人老早就喜歡從國外往家里帶家用電器，而不是俄烏戰爭中俄軍士兵的新近發明。

1990年2月，普京和柳德米拉回到故鄉圣彼得堡，掐指一算，兩口子在東德已經生活了4年半。彼時的蘇聯到處在排隊搶購，隊伍的最前面卻是一個貨架空蕩蕩的商店，柳德米拉為此很焦慮很頭疼。由于歐洲的絕大多數情報人員都返回了俄羅斯，以至于克格勃總部一時無法安排工作，普京不但沒有工作安排，甚至兩個月沒領到工作，他一時間不知道自己還能干啥，難道在圣彼得堡開出租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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