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

蘇秉琦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文明之所以獨具特色、豐富多彩、連綿不斷，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并在數千年來始終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都與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關系。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國的發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統的格局鑄就了中華民族經久不衰的生命力。”紅山文明在遼西地區的崛起，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實證。紅山文化歷時1500余年，分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中又可分出早、晚兩段。

赤峰紅山遠景（西—東）

早期階段：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紅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遺址數量偏少，早期早段的文化面貌更多地體現出對本地區文化傳統的延續；早期晚段，吸納中原地區文化因素，彩陶開始出現，文化面貌發生變化，紅山文化在遼西地區正式形成。

中期階段：距今6000～5500年左右，代表紅山文化全面發展階段，開創了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繁榮期。遺址數量增多，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長，出現大型中心性聚落、中型次中心聚落、普通小型聚落，組群分布特點顯著。社會組織結構發生變化，同一聚落內部出現不同等級的社區，社會分層加劇。手工業生產技術和農業生產技術提高，陶器的種類和數量增多，彩陶紋樣日漸豐富，出現了成組分布的陶窯址。石器的加工和制作技術水平明顯提高，以石耜為主的掘土工具的改進，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雙孔石刀作為主要的谷物收割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從而完善了遼西地區農業生產過程中用于谷物種植、收割和加工的配套農具，也由此確立了農業經濟在紅山文化中期以后的主導地位。同時也應看到，紅山文化時期的漁獵經濟依舊十分發達，紅山文化中期開始流行的三角形平底、凹底石鏃，代表了遼西地區細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水平。祖先崇拜觀念盛行，以小型陶塑人像和人頭像居多，女性特征突出。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傳統得以延續，玉雕工藝技術顯著提高，造型獨特的C形玉龍出現，崇龍禮俗形成。

遼西地區龍文化起源與形成

晚期階段：距今5500～5000年左右，紅山文化的發展進入鼎盛期，社會內部發生重大變革，晚期晚段，紅山文明形成。總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超大規模聚落出現，聚落內部出現高等級社區，社會分層更加明顯，出現特權階層及一人獨尊的王者式人物。牛河梁遺址主體分布范圍50平方千米，統一規劃，布局有序，建筑宏偉，出現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等標志性建筑。制陶業高度發達，除日用陶器外，還出現了數量可觀的專屬祭祀用陶器。積石冢內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邊緣墓之分，等級制度確立。玉器成為最主要的隨葬品，多為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用來隨葬，成為墓主人生前社會等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標志物，形成了具有唯一性的玉禮制系統。玉雕工藝技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出現了一批造型獨特、內涵豐富、具有明確專屬功能的器類。祖先崇拜、天地崇拜、以崇龍為主線的動物崇拜成為紅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不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為紅山文明注入了新的內涵，也擴大了紅山文明的影響力。

C形黃玉龍（翁牛特旗東拐棒溝遺址出土） 玉雕人像（牛河梁遺址出土）

紅山文明形成于紅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遼西地區率先跨入文明的門檻，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對中原地區的古代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紅山文化與紅山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紅山文明是在紅山文化基礎上的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其特點是出色傳承、發揮優勢、彰顯本色；博采眾長、融會貫通、凝聚精華；引領時代、開拓創新、文明典范。其主要標志：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為代表的高等級技術能力的出現；二是等級制度確立，玉禮制系統形成，特權階層出現，獨尊一人式的王權確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最具代表性。紅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會管理體系是神權和王權的統一。以種植粟、黍為主導的成熟的旱作農業體系和發達的漁獵經濟傳統助推了紅山文明的誕生。內蒙古敖漢旗境內分布有500余處紅山文化遺址，是整個紅山文化分布區內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見證了紅山文化孕育、形成、發展、興盛和衰落的整個過程，應為紅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經過人工栽培的炭化粟籽粒（興隆溝遺址第一地點出土

2012年9月5日，敖漢旱作農業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正式評選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因其悠久的歷史、獨特的價值體系和對人類文明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以種植粟、黍為主的旱作農業系統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興隆洼文化時期已經形成，至紅山文化中、晚期發展成熟，為紅山文明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龍文化在遼西地區的起源和發展與旱作農業息息相關。時至今日，內蒙古敖漢旗種植粟、黍的面積接近100萬畝，敖漢地區由此成為世界范圍內種植和食用小米歷史最悠久的地區，是世界范圍內小米的獨立起源區之一，也是當今中國縣（旗）域種植粟、黍面積最大的地區。

敖漢旗優質谷子種植基地

英國劍橋大學馬丁?瓊斯教授認為：“近十年來，中國的考古工作非常關鍵，打破了以前歐洲史前小米遺存的考古資料比中國乃至亞洲地區豐富的狀況，開拓了小米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研究的新局面。目前，通過實驗室培育、同位素研究、考古資料對比的三位一體的研究方法，已經獲得了非常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無論在日本還是歐洲，當地的小米都來自中國北部，歐洲的小米均是在興隆溝出土的炭化小米，并在其所屬年代的2000年之后從中國傳播過去的。在史前歐洲引入小米種植之前，已經擁有了大籽粒谷物的種植技術，推測歐洲引入小米的動機是因為小米產量具有相對更高的穩定性，同時小米更能適應貧瘠的土地環境來保證種植作物的總產量。現在，小米在世界范圍內的種植情況趨于縮減，但敖漢提供了一個先進的范例，敖漢的小米種植在穩步提升，這對全球視野下農作物基因多樣性的保護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中國小米傳入歐洲的年代始自紅山文化中期，該階段遼西地區旱作農業系統已經發展成熟，在東西方史前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進程中，紅山文化先民高超的智慧、豐富的經驗、領先的技術均發揮了積極作用，凸顯了紅山文明的價值和影響。敖漢旗作為紅山文化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旱作農業系統在該地區沒有中斷和消失，至今仍被傳承，可視為中華文明連綿不斷、生生不息的真實寫照。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高級客座研究員馬丁?雅克先生曾經指出：“中國人眼里的‘中國’實則是‘中華文明’的同義詞，包括諸如中國的歷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家族聯系和習俗、人際關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價值觀、獨特的哲學體系……簡言之，中國之萬物孕育于中華之文明。中國人并不像歐洲人那樣將國家視為民族國家，而更多看作文明國家。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而一般的民族國家就沒有一定的歷史積淀。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歷史悠久。對中國人而言，過去——遙遠的過去而非近現代的過去，與現在是如此息息相關而又意義重大。”上述分析透徹而精辟，現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結果表明，紅山文明的確與現在是息息相關而又意義重大，除旱作農業系統的出色傳承外，玉器的雕琢和使用、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的觀念一直延續到今天。由此可見，紅山文明的形成，奠定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根基。

本書作者劉國祥（左）與敖漢旗博物館田彥國館長（右）一起觀摩正在修復中的陶塑人像

本文由田媛、劉能摘編自劉國祥著《紅山文化研究》一書之結語。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978-7-03-046522-1

《紅山文化研究》一書系統梳理了紅山文化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材料，對紅山文化發現與研究歷程、類型與分期、聚落空間分布特點、布局特征、埋葬習俗、祭祀遺存、經濟形態、原始宗教信仰、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與社會分工、社會分化與等級制度確立、與本地區及相關地區考古學文化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最終確認距今5300～50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晚段，遼西地區進入初級文明社會，紅山文明最終形成，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原地區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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