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不同于刪除，將屏蔽信息行為入罪值得商榷

今天圍繞屏蔽與刪除信息的法律定性爭議，從技術本質、規范解釋、刑事規制三個維度，闡明“文義解釋優先”與“立法明確性底線”兩大司法原則的實踐要求。

一、技術本質：不可逆性構成法律定性的分水嶺

（一）技術實現的核心差異

1.刪除：數據存儲狀態的終結

技術標準：需達到NISTSP80088規定的介質覆寫或消磁層級（如硬盤物理銷毀）。

法律后果：《民法典》第1195條規定的“消除”效果，對應《網絡安全法》第47條的“消除”義務。

2.屏蔽：數據可見性的控制

技術路徑：算法降權（如百度搜索排名調整）、權限限制（如微博評論過濾）。

司法鑒定：在（2021）滬0112刑初89號案中，法院確立“三級驗證法”——僅當普通用戶、開發者接口、數據庫均無法獲取數據時，方認定為刪除。

結論一：屏蔽與刪除存在不可逆性差異，技術本質決定法律定性不可混同。

二、規范解釋：文義優先原則的剛性約束

（一）法律文本的體系化要求

1.民法典的并列式立法

第1195條將“刪除、屏蔽、斷開鏈接”并列規定，表明三者法律效果互斥。若將屏蔽等同刪除，將導致法律概念體系自相矛盾。

2.刑法謙抑性的必然要求

張明楷教授指出：“當行政法未明確禁止某類技術措施時，刑法不得越位規制”（《刑法學》第6版）。這符合德國法“行政從屬性”理論，即刑事處罰需以行政法明文禁止為前提。

（二）司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

2013年《誹謗司法解釋》第7條起草小組明確：“刪除特指數據消除，不含搜索降權等技術干預”（戴長林，《法律適用》2013年第21期）。

結論二：突破文義解釋將破壞法律體系安定性，司法應作有利于被告的限縮解釋。

三、刑事規制：立法明確性底線的司法堅守

非法經營罪的規范層級缺陷

《刑法》第225條要求“違反國家規定”，但現行行政法規均未將屏蔽等同刪除。杭州中院（2019）浙01刑終123號判決明確指出：“技術屏蔽不符合非法經營罪構成要件”。

結論三：刑事規制必須恪守“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禁止類推入罪。

總結：我們既要擁抱技術革新，更要堅守法治底線。謹記兩點：1.技術措施的解釋不能脫離文義射程；2.刑事規制的邊界不可突破立法授權。唯有如此，方能在網絡空間治理中實現自由與秩序的動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