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平臺企業為騎手上社保這件事

這幾天網絡上對騎手上社保這個事情，關注熱度一直不減，前天在香港，也有本地朋友談及此話題，說明大家對這個社會問題的關注度的確很高。不過筆者覺得輿論上對這個問題討論的質量不太高，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建設性建議不多，最后又成了攻擊某一方的道德批判會，筆者想進一步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1） 筆者上篇文章講了美團為騎手上社保的來龍去脈和具體方案，很多讀者留言說這是被京東逼出來的，很多自媒體文章和小視頻也都這么說。 其實據我了解，美團一直在醞釀推動這件事，并且是人社部推進新型就業人員社保改革的重點試點單位，為全職騎手上社保早有周全謀劃，并不是說被友商逼出來的。

我們看美團發布時間只是比京東晚5小時59分而已，并且美團社保方案覆蓋面超百萬人（遠遠多于京東外賣的3萬全職騎手），完全落實的話，預計保費需要一二十億，是公司支出的一個相當大部分。像這樣關乎公司基本財務狀況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幾個小時內就拍板推出來的，肯定是之前就做足了準備。

對于平臺企業給騎手上社保的這個事情，我們應該用鼓勵、歡迎的眼光去看，沒有必要捧一個、黑一個。但是發網絡流量財的人，特意喜歡無限褒揚一個，同時無限抹黑一個，這樣才能帶動社會情緒，產生輿論效應，比如當年一些網絡大V為了捧華為，非得拉一個同行墊背，為了捧娃哈哈，也非得拉一個同行墊背。公平而論，京東雖然是第一個官宣者，但是真的付出巨大真金白銀投入的是美團，畢竟外賣不是京東主業務，而是美團的唯一主業。

但凡能夠做大做強的企業，都是經過社會道德篩選的，經過億萬人民考驗的，如果一個損害公眾利益、缺德的企業能夠做成世界知名企業，首先不是這個企業有問題，而是我們社會有問題。所以，我們要對我國的企業有信心，不要動不動就去制造對立面，這是一種不好的風氣，對經濟良性發展很不利。

（2）有人說你們這些企業才給騎手上社保，早干什么去了，說明你們一直是逃避責任的無良商家。其實呢，筆者認為我們應該首先理清這個問題發生的順序或機制。這個問題產生的基礎是，數字科技企業或新型服務類企業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根據全總剛剛做過的職業調查，新型就業形態人員大概有8400萬，其中多數是它們創造的。

等于是說，平臺經濟的產生，讓全社會城鎮就業擴容，讓這些中青年從過去的農業、建筑業或制造工廠轉移到服務業中來，從低收入或高生產風險的領域轉到一個相對高收入和安全的行業（有人說當騎手也不安全，但是至少比在工地或鋼爐下工作安全），這本質是一個進步，是平臺為社會創造的一個貢獻。當然我們不否認平臺企業管理有問題，功勞是功勞、問題是問題，有功勞不代表可以有理由拒絕改正問題。

正是因為平臺企業為讓勞動力進入城市，進入待遇標準更高的服務業，大家才對新型就業人員的社會福利問題關注起來。如果他們繼續當農民或建筑工，躲在城里中產關注不到的角落里，大家可能會繼續漠視這個問題。

所以，這本質是在一個更高發展階段，產生的一個新的問題—平臺企業基于技術給社會帶來福利的同時，又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如果平臺企業能在創造了就業機遇同時，又解決了福利問題，那它們將很偉大，畢竟這是惠及幾千萬人及其背后一兩億人口規模的家庭。我們應該用發展和實事求是的眼光看這問題，而非是站在道德制高點去倒推企業原罪。

（3）有人說不是騎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騎手，筆者也并非完全同意。最新的數據是，2024年6月底全國社保累計結余8.8萬億元，全國社保基金2000年成立以來平均收益率是7.3%，在全球屬于較高水平，高于美國的 CalPERS和日本的GRIF。當然我國社保市場化運營起步很晚，資金管理規模跟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經營了上百年的社保基金沒法比，但是增長情況還是不錯。

從國家層面講，如果大家都不繳納社保金，它永遠不需要承擔養老負擔，也就不會擔心社保虧空問題——封建王朝或非洲窮國都不會有這個問題。所以，對任何國家的政府而言，納入社保人群增加，大概率是壞事，因為它需要承擔更多風險和義務，要把養老金做大做強。

所以，不是社保需要騎手，而是騎手需要社保，它們真地需要更長遠的保障，一兩百元的城鄉基本養老金不夠支撐他們的養老。

（4）消費者的責任不可回避。很多人鄙視平臺給騎手上社保，認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必然會提高外賣費用，最終由消費者買單。筆者認為，企業不能亂漲價，慷他人之慨，但是根據成本適當調整產品服務價格也是正常市場規律。

我們還應該看到，在平臺靈活就業經濟這個生態中，以城市中產為核心的消費群體也是主體受益者之一，他們充分享受了低人權、低福利紅利，以至很多人都認為做中國的中產性價比最高，我們享受的生活便利度都是因為支付了超低價格獲得的。既然中產關注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問題，適當為享受的服務增加一點支出，讓底層的勞動回到應該有的價格，也是改善勞動者待遇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消費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不能只愿意打抱不平，而不愿意有實際利益讓渡。

（5）對給靈活就業人員交社保的問題，一定要依照勞動相關的法律進行，以及參考國際新的判例經驗，不可搞無限道德加碼，以及竭澤而漁。人類近現代利益分配歷史表明，底層待遇或福利問題，最容易被群體無意識地道德化，社會情緒化，以及解決方案民粹化。平臺就業多數是靈活就業，不是勞動關系，根據全世界社保的權責原則，有且僅有勞動關系才能與社保掛鉤。很多人嫌平臺企業做的不夠，要求他們為所有就業人員都應該交社保，這是違背了法律的良好意愿。

一方面任何一個企業都吃不消，京東一年利潤兩三百多億，財大氣粗還好，像達達這種小企業，如果為騎手都交社保，一年社保費就需要兩年以上的利潤；另一方面，如果真地是把靈活就業轉化為強制性、約束性的勞動關系，這也可能違背了很多靈活就業者的初衷，它們就是為了逃脫約束、強制的工作模式而打零工的。企業該負的責任不能回避，它有義務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做貢獻，不過也不能無限延伸企業的責任。

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問題是個很嚴肅的政策科學問題，應該在尊重勞動者訴求基礎上，在人社部門及業內專家的指導下，有序進行。靈活就業勞動者才是這個問題的主角，媒體應該多關注他們的意見，最近一些非專業意見領袖和攪局企業，其言行難免有迎合網絡情緒或嘩眾取寵之嫌，不利于勞動者福利問題的最終解決。

（6）提高靈活就業參保率，以及擴充社保參與規模，筆者認為不能僅僅靠督促企業，還要改革社保機制，這個對于解決問題更有根本性。2023年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對1502名靈活就業者做了個調查，結果顯示，參保率過低的最大原因是繳納費用過高（55.7%），然后依次是增加個人收入（33.2%）、社保轉移接續手續復雜（32.4%）、用人單位不給辦理（20.8%）、純粹不想交（4.9%）。

我國社會總費率相當于工資收入的40%左右，而OECD國家在23%左右、金磚國家在26%左右，所以，無論企業還是個人都缺乏繳納主動性。比如按照北京人社局2024年的規定，靈活就業人員三險最低繳納標準是1882.02，如果靈活就業人員選擇自己參保，一年的話就要交22584元，這對于處于總體上處于中底層的靈活就業人員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當年全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才58692元，社保支出已經相當于工資的38.4%了。

人社部副部長李忠22日在第十一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也坦誠認為，目前一部分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從業人員，“參不起、不愿參、不便捷并存”，需要積極研究完善降低門檻，給予參保補貼等相關政策措施，盡可能地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險覆蓋范圍。

如果我國的社保繳納比例降到20%左右，也就是月繳費額降到1000元左右，我們相信企業和個人都參保意愿會大大提高。筆者認為應該加大國有資本化玻社保的力度，以及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對社保方面的補貼，以減少企業和個人負擔。

另外，我國社保碎片化，也是參保率不高的原因，過去社保都是縣市統籌，全國社保金被分割到2300多個單位，到2020年底才實現省級統籌，但是距離建立與市場經濟匹配的全國服務管理一體化的目標還很遠。繼續改變行政區塊之間的壁壘，化解在上海交了社保，回江蘇老家不能用的困境，也有助于靈活人員積極參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