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何要發明文字——大概很難想到，最早極可能是這個原因

現在世界上的人們，不識字的很不少，但不知道有文字存在的未必還有。

關于文字的產生，尤瓦爾·赫拉利在著名的《人類簡史》中，認為源于上古先民“記憶過載”——需要記住的事太多，人腦裝不下，結繩又記不清，于是不得不“另辟蹊徑”。

“結繩紀事”， 是全球不少民族經歷過的“史前”階段，不僅多見典籍記載，田野調查亦能證明。

“新大陸”被“發現”之前，分布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一帶的安第斯文化，雖被公認已進入“文明”階段且人口不少，但仍廣泛使用復雜的“結繩語（quipu）”——甚至用數百條繩子，打數千個結——以記錄相當復雜的信息。

看來，“記憶過載”，并不一定是解釋文字必然產生的能夠令人信服的因由。

（安第斯文化的“結繩語”）

一位英國學者在其所著《字母：人類歷史的鑰匙》中說：“要確定像文字體系這樣的包羅萬象的概念形成的原因是極其困難的”。 另一位法國歷史學家于其《文字》一書中也說：“即使我們掌握大量的古文字史的文獻材料，恐怕我們也不得不放棄深入探究它起源的奧秘。”

中國古籍講到“圣人作書”的很多，但何以“作書”，似也語焉不詳。

《莊子·胠篋》：“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莊周說，在這些古賢時代，民眾“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而“則至治已”——生活得很好，且社會治理到極致——然而似無發明文字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

問題仍然是，后世之圣干嘛非要發明文字，以書契代替結繩？！

《荀子·解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

荀卿說，發明文字有好多人，唯獨倉頡將其傳了下來。這就如同發明稼穡也有不少人，唯獨后稷將之傳了下來；發明音樂有很多人，唯獨夔傳了下來；注重義也有不少人，唯獨舜傳了下來。

所謂“好書者眾矣”，荀卿所指，應如《世本·作篇》所載“沮誦、倉頡作書”——“沮誦”即“祝融”，創造了東夷文字；而倉頡創制了華夏文字。

荀子所云，只映射了他豐富的民本思想，對解答文字何以產生亦無實質幫助。

蘇聯時期的文字學家伊斯特林，在其《文字的產生和發展》一書中，倒是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

他認為，世界上的早期文字之產生，“原始巫術的需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說，“世界上的早期文字”，是由“圖畫文字”為主的“句義文字”發展而來的“表詞文字體系”。 還說，這種文字體系，“幾乎每一個這樣的（表詞文字）符號都逐漸地開始表達單個的詞”，“確切些說是表達語言的單個的表意單位”。 他接著說：“大多數這種文字體系（蘇美爾、埃及、中國的文字），更晚時期的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的文字體系，都是由于古代埃及人、蘇美爾人、中國漢族人（注：原文如此）、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在他們的文字體系形成時期有相似的社會條件和相同的發展水平而獨立產生的。”

概括他關于“世界上的早期文字”產生的觀點——

第一，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有了文字產生的某種客觀需要。

第二，國家一類的社會組織的形成，對文字產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保障作用。

第三，此時，形成了祭司、官員、書吏這樣專門“研發”、使用文字的社會特權集團，文字只掌握在這些集團手中為其所用。

第四，“表詞文字”，轉換成我們的說法，就是不表音的“象形”“象意（會意）”字。

第五，這類文字的產生，“原始巫術的需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當代中國的文字學學者，依據大量、豐富且延續性極強的考古成果，可以從更恢弘的歷史觀視角回答下面的兩個重要問題——

文字究竟是為了怎樣的目的而創造的？究竟是誰或哪些人創造了文字？

（良渚文化出土玉器上的天神像）

氏族社會，包括發展到后期的氏族聯盟，內部溝通和交流，完全可以通過語言實現。

即使記錄族群內或聯盟內的各種事物，使用類于安第斯文化的“結繩語”應亦不難完成。

這對應的，大約就是莊子所說的古賢時代——安居樂業，結繩紀事，且無促成“作書”的緊迫和必要因素。

請注意，一旦原始宗教產生并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哪怕僅如氏族這樣的社會組織膨脹壯大，情況則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原始宗教形成，源于人們面對自然和自身有了更多的不解之謎，由此產生了衷心敬畏和精神依賴的對象——超自然的神祇或稱為圖騰崇拜。

其次，神祇或圖騰，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是無所不能、至高無上的主宰——個人和族群的生息、存滅、福禍以致日常的一切，皆靠神祇的賜予和庇佑——膜拜和順從一定是完全徹底的。

再次，正如中國古籍所載，曾經有過人人皆可與神溝通來往的階段，后被認為由此造成了世間的混亂，所以“先圣”要“絕天地通”——禁絕人人通神的權力，只能由少數人獨掌“人神交通”這種大事。

“絕天地通”，是“人神交通”的壟斷，也是“王權神授”之開端。

（蘇美爾表詞文字：王冠、宮城和權力之手）

被壟斷的人神“對話”，顯然僅靠包括手語在內的語言和結繩，是無法實現的——既不“神圣”，也連“溝通者”自己都不會信以為真。

很可能，于是便有了一種神人共享的“媒介”——“表詞文字”。

其實，舊石器時代末期的“圖畫文字”和逐漸演化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句義文字”，其主要反映的已經是與祈禱、祭祀等人神交流的內容。

從“圖畫文字”到“句義文字”，進而再到“象形”“象意”的“表詞文字”，則完整形成了文字演化、產生的邏輯閉環。

（1，賈湖遺址龜甲刻符；2和3、良渚文化器物上的刻符）

距今9000-7800年的賈湖遺址，出土了目前已知的最早刻符符號，均刻于龜甲。

其中的一個符號，與4000年之后的甲骨文“目”字十分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距今5000余年的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璧上，也發現了相同的符號。見上圖。

神龜通天，玉璧亦可天地通，這是古人的普遍認知。在龜甲和玉璧上刻畫的上述符號，若只以甲骨文的“目”字來解讀，大概率不是當時古人的本義——這個符號，當是古夷文的“吉”字。

五千年前的古中國，已是廣土巨族，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應是多種“早期文字”同時起源——有后來成為“大一統”的被稱為“漢字”的文字系統；還有古夷文和巴蜀文字。

這些“早期文字”或契于龜甲，或刻于玉器，還或雕于陶器，但基本與人神對話的占卜或祭祀有關。

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屬于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文化，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發現了11個刻符。以古夷文解讀，其自上而下、自右至左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意即：為祛除惡鬼諸邪而占卜，以雞骨卜卦，祈告始祖阿普瀆，保佑長吉……。

一部現在不很出名的古籍《孝經援神契》，透露了“早期文字”和占卜的關系。

其云：“倉頡視龜而作書。”

遺憾的是，巴蜀文字，至今還未被解讀，然而其屬于“圖畫文字”和“表詞文字”之間的“句義文字”，當無疑義。甲金文中也有這樣的情況，應為“表詞文字”之前的“句義文字”之孑遺。

（前為巴蜀的“句義文字”；后為金文銘文）

“表詞文字”，就是“象形”和“象意（會意）”文字。

此類文字的特點，恰如許慎所云“畫成其物，隨體詰詘（象形）”和“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會意）”。

在許慎的“六書”造字理論里，“象形”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指事”；“會意”排在第四位，第三位是“形聲”。

他的“六書”之前，還有班固的“六書”和鄭眾的“六書”。而鄭眾的“六書”，應該是最符合劉安、劉歆父子的“六書”理論原意的——鄭眾排在第一的是“象形”；排在第二的是“象意（會意）”——就是說，最先造出來的文字，應當是不表音的“表詞文字”。

（古埃及圣書體“表詞文字”）

正如伊斯特林所說，世界上如蘇美爾、埃及、中國的文字，以及更晚時期的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的“表詞文字”體系，恰恰都是“象形”和“象意”文字。

這樣的文字，只是作為少數巫史實現“人神交通”的“媒介”和“工具”，并非更廣泛的民眾使用的、用以溝通和交流的“媒介”和“工具”。

從而可以確定，最早創造文字的人，未必如古籍所載的倉頡或祝融這樣的個人，而是人數不會很多的巫史集團。

文字的傳承，一開始亦如是——只在巫史集團內部代代傳承。在中國的商代仍然如此。

隨后，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

一是隨著文字使用范圍的擴張，原有的“象形”“象意”文字不夠用了，于是有了“六書”的另外四種造字之法，特別是“形聲字”的產生，文字開始表音，這讓文字的傳播和傳承更加方便了。

而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壯大，“巫史”集團逐漸分化成了“巫”和“儒”兩個既交叉又分離的集團，“儒”集團的功能抓緊“溢出”至占卜之外，這是文字的傳播和傳承的范圍和速度也大大增加。

中國之外，就是在中東一帶，由原來的“早期文字”，逐漸發展成表音的字母文字，以致發展成跨大洲的、形形色色的各種此類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