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已經(jīng)有了國際標準英文名稱，譯成“Lunar new year”是錯的

#頭條深一度#

中國“春節(jié)?”已經(jīng)?申遺成功?。

《春節(jié)——中國人慶祝傳統(tǒng)新年的社會實踐（Spring festival, social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elebration of traditional new year）》，作為2024年中國申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作名錄》的唯一項目，于2023年8月申報。申遺文本指出：“‘春節(jié)’項目由全體中國人共享，在全國廣泛實踐。”

春節(jié)?申遺成功?，由此?也確定了“農(nóng)歷新年”和“春節(jié)”的英文名。

以往把中國傳過去的春節(jié)，譯成“l(fā)unar new year”是錯誤的。

“l(fā)unar new year”是什么意思？直白地說，就是“陰歷新年”。

英文的“l(fā)unar”，含義是“月球的”“月亮的”。如“l(fā)unar month”，即“太陰月”或“朔望月”。

而“l(fā)unar calendar”，是英語中的“陰歷”歷法。

國際上公認，巴比倫人曾使用“陰歷”歷法。古希臘也曾使用“陰歷”歷法。羅馬人在實行“儒略歷”之前，使用的是從古希臘人那里學來的“陰歷”歷法。

現(xiàn)在，猶太教歷仍然使用“陰歷”歷法，以公元前3760年零3個月作為歷元。伊斯蘭歷（回歷）也是“陰歷”歷法，歷元為公元622年7月15日。

即便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不列顛百科全書》，也不把中國農(nóng)歷歸入“陰歷”歷法之列。

因為中國古代自有歷法以來，就是“陰陽合歷”。

所謂“陰陽合歷”，其實是融“太陽歷”和“太陰歷”為一體的復雜歷制。

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的一段話，很精辟地詮釋了中國自古形成“陰陽合歷”的原因和過程。其云——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

他說，“生民”也就是人類產(chǎn)生之后，即開始觀測天象。根據(jù)天上的日月，確定了地上的陰陽。根據(jù)天上五星，形成了地上五行。根據(jù)天上的列宿，分野了地上的州域。

原始人類就已經(jīng)觀測天象，這個說法有些夸張。但毫無疑問，中國作為世界“農(nóng)業(yè)革命”的三大發(fā)源地之一，自一萬年前先民開始觀測天象，是必然的事情。

農(nóng)耕離不開太陽。古人最初關(guān)心的，一定是陽光照射所帶來的季節(jié)變化。

有考古證據(jù)證明，距今七八千年前，先民已經(jīng)對“二分二至”有了清晰的認知和觀測。

安徽蚌埠雙墩遺址出土器物上的“+”符號，顯然是當時的人們通過觀測太陽，對“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時間點的準確表達。“+”后被稱為“二繩”。

不僅如此，“+”之“二繩”，又準確指示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如此，先民便將時空、季節(jié)有機地完美結(jié)合在了一起——即“四時”“四氣”和“四方”。同時也表示，他們對太陽回歸年的長度，已有了相對精確的掌握。

由對太陽的觀測，古人有了“日”的概念，以致后來造出了“日”“旦”“昏”等反應太陽運行和時間之具體時刻的漢字。

因為太陽回歸周期與農(nóng)耕有著太緊密的關(guān)系，于是，又有了以表示“谷熟”“禾熟”的“年”字，作為一個太陽回歸周期的漢字。

所以，中國原始歷法的基礎和主體框架是“太陽歷”。

自然，先民日觀太陽，夜間也不會閑著。這樣，就又發(fā)現(xiàn)了在夜空中最醒目的月亮的運行變化——由圓至缺、由明至暗。月亮的運行規(guī)律，先民大約先稱之為“霸”，后稱之為“朔望”或簡稱為“朔”。

“朔”是晚上看不到月亮的那天，“望”是月亮最圓的那天。一個周期，便是“月”，或稱為“太陰月”。

先民發(fā)現(xiàn)，太陽運行會帶來氣候、季節(jié)變化，便稱之為“氣”，后來發(fā)展為“二十四節(jié)氣”。

“氣”，是古人觀測天象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和重要概念。先民繼而發(fā)現(xiàn)，月亮的“霸”或“朔”，也與“氣”緊密相連。通過“氣”，表示太陽運行周期的“年”和表示月亮運行周期的“月”，便結(jié)合在了一起。

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原始 “陰陽合歷”歷法的形成過程。

中國的“陰陽合歷”，至少可以前推至距今五千年前。

河南鄭州大河村出土的五千年前的仰韶時期彩陶上，所畫的太陽都是十二個。此圖像，不僅具有太陽回歸年的含義，同時也暗示著十二個月的存在，表明了“陰陽合歷”的古老傳統(tǒng)。

上海博物館所藏一件二里頭文化青銅鉞上，以綠松石鑲嵌歷數(shù)圖案，有內(nèi)外兩個同心圓組成，以象圜天，其間布有以“二繩”構(gòu)成的記時“甲”字，外周十二“甲”內(nèi)周六“甲”。這應該即為古籍記載的歷月各配陰陽律呂，六陽六陰的體現(xiàn)。

另外，二里頭遺址還出土了一件銅質(zhì)圓儀，內(nèi)外兩層記時“甲”字，均為十三個。學者們認為，當時的人們，不僅創(chuàng)造了“陰陽合歷”的歷制，而且懂得了通過置閏來協(xié)調(diào)“太陽年”和“太陰月”之間的“歲差”。這面銅質(zhì)圓儀的外周，鑲嵌有六十一顆綠松石片，使人不得不聯(lián)想到《尚書·堯典》所說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六十一乘以六律呂，得出的恰好是三百六十六這個數(shù)字。此時距今約四千年。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箔飾上的太陽有十二芒，象征十二月；太陽四周有四鳥，象征“四時”或“四氣”。此時距今三千多年。

這樣的圖像，一直延續(xù)到兩周時期。湖北棗陽兩周曾國墓葬出土的“槷（圭）表”上，青銅柱飾以陽鳥，陽鳥雙目裝飾十二芒太陽圖像。顯然這是金沙遺址出土器物的內(nèi)涵傳承。

戰(zhàn)國時期的楚歷法，屬于“陰陽合歷”已確定無疑。湖北發(fā)現(xiàn)的公元前五世紀初的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蓋面星圖，依然明確體現(xiàn)了這一特征，此畫面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紀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古墓中的圖案。

春秋至戰(zhàn)國，“四分歷”已經(jīng)越來越普遍地被采用。

所謂“四分歷”，就是當時古人根據(jù)對太陽“冬至點”的觀測，總結(jié)出了羿年冬至時間會推遲四分之一日，經(jīng)過四年，“冬至”時刻又回到原點的規(guī)律。據(jù)此，古人將一個太陽回歸年的長度定為365又1/4日。按照這個“太陽年”長度，古人安排十二個“太陰月”與之協(xié)調(diào)包括置閏，于是得出了十九年七閏的辦法。

就是說，“四分歷”，仍然是“陰陽合歷”，而且以“太陽年”的時長為基礎和歷法框架。

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朝廷下詔改行《太初歷》。一方面，漢代之前沿用秦歷法，實際“朔望”與歷法日期偏差已大；另一方面，當時的天文學家們預測到，當年的冬至時刻恰在夜半子時且日月合朔，是頒行新歷法最優(yōu)時刻。

“日月合朔”，是指日月運行到天空同一“宮度”。冬至日的子時，是古代天文學家們確定“陰陽合歷”的最佳起始點。

至少自漢代“太初歷”開始，以后歷代的改歷，都是經(jīng)觀測確定冬至日的子時恰逢“日月合朔”而頒行新歷法的。

“冬至”，是太陽運行于太陽黃道距離地面最遠之處，古人將次作為理論上的新的回歸年的開端。子時，又是“冬至”日的開端。“日月合朔”，則是“陰陽合歷”歷法的最佳開端。

《隋書》和《唐書》，都記載了當時的“新羅”按照中國歷法迎接“新年”的祭祀儀式。這天一早，他們的統(tǒng)領(lǐng)都要舉行盛大的“日月同祭”活動。

“日月同祭”，正好反映的是“陰陽合歷”的特征。

總之，將中國農(nóng)歷譯成“l(fā)unar new year”是錯誤的，不能體現(xiàn)“陰陽合歷”的本質(zhì)。“陰陽合歷”不是純“陰歷”。

何以會形成把中國農(nóng)歷說成是“陰歷”呢？

或曰，這與民國實行公歷有關(guān)。公歷是“陽歷”，與之相對，農(nóng)歷便被不懂中國天文學傳統(tǒng)的人，包括“l(fā)unar new year”一詞的譯者，說成了“陰歷”。直到現(xiàn)在，如王姓網(wǎng)絡大V還在犯這樣的錯誤。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自漢代以后得農(nóng)歷，所因循的古歷基礎，都是“殷歷”。

古時，有“古六歷”之說，即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實際上，“古六歷”為東漢人托偽。真正最久遠的，就是司馬遷在《史記·歷書·歷術(shù)甲子篇》中，保留下來的“殷歷”歷法。《漢書·次度》，則保留下來“殷歷”歷法的天象依據(jù)。

正因為“殷歷”真正繼承了中國古天文學的精髓，又吸收了“四分歷”之后的新觀測成果，所以對以后歷代歷法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所謂“陰歷”，不過是“殷歷”的字訛而已。關(guān)于中國農(nóng)歷，其實世界上是有標準譯法的，就是“spring festival”。此譯名，收錄于《英漢天文學名詞》一書，且通過了中國天文學會天文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