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人，生活在“縣里”

“縣”，是基層，是大多數人一輩子生活的范圍和環境。在縣里，可以看舞臺上、廟堂上的帝王將相演戲，但不能因為入戲就忘掉自己身在何處。

中國歷史上有過數次群星閃耀的時候，比如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比如北宋時期文壇熠熠生輝，比如清末民初大師云集。

若從這個三個時代“優中選優”的話，當是北宋。北宋向來被一些研究歷史的人稱道，比如，陳寅恪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

最近讀宋史學者趙冬梅的新作《趙宋，如是我見》，發現她對北宋也頗為稱道。她認為，北宋不僅是華夏群星閃耀的時代，而且創造了中國帝制時代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績。對這個“最好成績”，我深表懷疑甚至有所質疑。

北宋當然群星閃耀。

以散文著稱的唐宋八大家，北宋就占了6個，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以及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北宋還有不少我們的中學語文無法忽略的人物，比如范仲淹、司馬光、程頤、程顥、黃庭堅、文彥博、周敦頤、張載、柳永等等。這些人給今天的中學生造成了不少“負擔”，他們的很多文章詩詞佳句需要背誦。

北宋為什么群星閃耀？原因主要在于北宋重文輕武、科舉制度成熟、社會相對寬松。

重文輕武，讀書人就多；

科舉制度成熟，給讀書人提供了上升通道，士紳子弟有機會進入廟堂，在北宋以前這是很難很難的；

社會相對寬松，創作積極性就高，成就也就輝煌。

然而，北宋璀璨的文星，除了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文化遺產外，并沒有解決當時的實際難題。

比如邊患問題，面對遼、金甚至西夏，北宋一直是委曲求全的；

比如財政問題，朝廷以用很高的待遇包養龐大的文官集團和大量的禁軍，導致財政難以為繼；

比如，軍隊雖多但戰斗力不強的問題。

這些弊病迫使朝廷不得不改革和變法。在宋仁宗的時候有慶歷新政，在宋神宗的時候有王安石變法，但這些變革也都沒解決問題。這才有了靖康之變的脆斷，大宋一夜之間就崩盤了。

如果北宋取得了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績”，為何在面對外敵的時候那么窩囊？為何在表面的繁榮之下財政卻難以為繼？為何只延續了160多年就崩潰于一夜之間了呢？

趙冬梅在稱道北宋政治時回避了這些問題，只是遺憾地表示，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績在北宋未能長久地持續。隨著王安石變法，北宋的政治文化向法家轉向，于是最好的成績就消退了。

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正是因為儒家解決不了問題，才有了向法家轉向。

宋仁宗時代向來以寬仁被稱道，所以廟號仁宗。

《趙宋》一書中引用的仁宗時代的一個故事不經意暴露了北宋的政治的真相。

故事發生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這一年歐陽修被貶到夷陵縣做縣令。由于這個偏遠的地方沒有什么書可讀，歐陽修就讀縣衙里積存的舊卷宗來解悶兒。這一讀讓歐陽修脊背發涼，他發現冤案比比皆是。

趙冬梅原本是用這個案例稱贊歐陽修善于為官理政，但一不小心透露了北宋政治的黑暗。一個縣里面，冤案比比皆是，既說明了歐陽修“善于為官”沒多大意義，也說明閃耀的群星難以照亮老百姓的生活。

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也有一個小故事。一位叫鄭俠的官員，向皇帝進獻過一幅《流民圖》，描繪當時老百姓流離失所的慘狀。宋神宗看后大為震驚。

上述兩個故事都說明，北宋時期老百姓的生活并不怎么好，群星閃耀跟老百姓的日常關系不大。

事實上，北宋短短100多年，發生過多次饑荒，甚至出現過“民力困乏，流亡滿野”、“人相食”的記載。

當然，趙冬梅說的“最佳政治”也并不是說當時國富民強，她說的是當時統治階級的關系比較“和諧”，所謂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這種和諧最突出的表現是，北宋基本上不殺士大夫，極少有官員因言獲罪——這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抹亮色。

帝制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權力不受制約。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為非作歹，必然帶不來公平正義。統治集團內部的和諧，并不能避免民不聊生、冤獄遍地。相反，官不聊生，老百姓可能才會好過一些。

北宋被稱道，很可能因為北宋的文人地位高、地位好，而文人是歷史的書寫者和解釋者，他們難免會向往這樣的局面，并在書寫和解釋歷史的時候，表現出對北宋的肯定、贊美甚至向往。

如果老百姓有資格書寫和解釋歷史，很可能把北宋描繪出政治黑暗、冤獄遍地的景象。

我一向不愿稱道歷史上的盛世。那不過是帝王視角里的盛世，是廟堂之上的短暫和諧，不可能是老百姓的盛世，帝制根本就不可能創造屬于老百姓的盛世。

無論以寬仁著稱的宋仁宗，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或則是傳說中的包青天，都不能創造出保障百姓尊嚴、富足的制度，都避免不了一個縣里冤案比比皆是的情況。

不能因為看多了宮廷戲，就以為廟堂是歷史的全部。須知，絕大多數老百姓，生活在“縣里”而非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