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宏 | 網絡侮辱誹謗案件的界定、程序與法益平衡

網絡侮辱誹謗案件的界定、程序與法益平衡

文/趙 宏

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5年第10期

近年來網暴案件頻發，也一再挑動和刺激著大眾神經，有關網暴的法律懲戒問題也受到廣泛關注。2024年6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聯合發布《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明確網絡暴力信息“是指通過網絡以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形式對個人集中發布的，含有侮辱謾罵、造謠誹謗、煽動仇恨、威逼脅迫、侵犯隱私、以及影響身心健康的指責嘲諷、貶低歧視等內容的違法和不良信息”。這一定義大致從三個層面勾勒出網暴類信息的基本特征：其一，內容表現為侮辱謾罵、造謠誹謗、侵犯隱私、道德綁架、貶低歧視、惡意揣測；其二，造成嚴重影響當事人身心健康的客觀結果；其三，在傳播形式上表現為通過網絡對個人集中發布。這一定義吸納了刑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規范對于網絡侮辱誹謗行為的描述，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對網絡流行的道德綁架、貶低歧視、惡意揣測等行為的打擊。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23年聯合印發《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其中亦指出，網暴與現實世界侮辱誹謗行為的不同之處就在于，“網絡暴力往往針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實施”。《指導意見》雖未對網暴本身進行界定，卻也提出了三類典型的網暴行為：其一，在信息網絡上制造、散布謠言，貶損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的網絡誹謗行為；其二，在信息網絡上采取肆意謾罵、惡意攻擊、披露隱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的網絡侮辱行為；其三，組織“人肉搜索”，在信息網絡上違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公民個人信息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

雖然距離邊界明晰的法律概念尚有一定距離，但“網絡暴力”的意涵在上述兩部規定中逐漸明晰。典型的網暴主要包含侮辱謾罵、造謠誹謗、侵犯隱私、惡意攻擊、道德貶低等行為，其所指向的主要是公民的名譽權、榮譽權、個人隱私權、個人信息權等法益，而網暴言論的傳播當然是在網絡進行，具體表現為針對素不相識的人集中發布貶低歧視和惡意揣測類信息。上述定義和分類已勾勒出網絡暴力的典型樣態，但更精準細致的界分還有賴于司法實踐累積更多的案例和素材，如何區分網暴言論和普通言論又是此處的關鍵。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期刊登的案例首先對網絡侮辱和誹謗案的界定給出了實踐答案，同樣也對如何避免打擊泛化以及如何展開公訴程序都進行了相當有益的探索，可以說也為這一領域的刑事治理提供了珍貴素材。

一、網絡侮辱誹謗的界定

在本期刊登的“網絡侮辱的罪責刑評價及公訴條件的把握”一文中，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人民法院（2024）蘇0613刑初86號判決認為，“出于提升網絡流量及關注度、謀取經濟利益的動機目的，在信息網絡上采取肆意謾罵、惡意詆毀等方式，公然貶損他人人格，經公安機關批評教育后仍不悔改，情節嚴重的，以侮辱罪定罪處罰”。對是否構成網絡侮辱誹謗罪的界定，首先涉及罪與非罪的問題。《指導意見》第7條規定，“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行為。實施網絡侮辱、誹謗等網絡暴力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定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不僅將“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以及“將信息網絡上涉及他人的原始內容篡改為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同樣認定為刑法中的“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行為，還明晰了網絡侮辱誹謗犯罪基本的入罪標準。但僅對“情節嚴重”的網絡誹謗進行了界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一）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五百次以上的；（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的；（三）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的；（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并未對構成網絡侮辱罪的“情節嚴重”進行界定。雖然《解釋》已大致提示“情節嚴重”的考慮要素，具體包括：傳閱數量、嚴重后果、行政再犯和其他情形。是否可直接將網絡誹謗罪的入罪標準引入對網絡侮辱罪的認定，一種典型的意見認為，考慮到手機等移動網絡終端的廣泛普及，以及當前互聯網海量信息的實際情況，單純依據相關信息的被點擊、瀏覽次數或者被轉發次數等入罪應當特別慎重。事實上，在《解釋》發布“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入罪標準后就曾引發諸多爭議，原因在于，“點擊、瀏覽、轉發”都是上網的慣常操作。一般情況下，只要行為人在網絡上散布捏造的信息，就會預知該信息有被他人點擊、瀏覽或轉發的可能。此時將入罪標準界定為這一信息被他人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本質上是將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的條件依賴于是否有他人的行為推動。這無疑會引發“他人助罪”的可能，即他人為了使行為人被追究刑事責任而故意點擊、瀏覽5000次或者轉發500次。還有學者指出，這種“點擊、瀏覽5000次、轉發500次”的數字化入罪標準使網絡誹謗“情節嚴重”的認定呈現形式化，忽略了對網絡誹謗法益侵害性的實質審查。此外，這種數量化標準也未回應聚集性網絡侮辱誹謗案件中，那些利用特定的時間節點或特定事件，借網絡侮辱誹謗煽動群眾負面情緒，以及煽動、組織或者聚眾對個人實施侮辱誹謗等情形下的入罪標準問題。據此，就有人提出，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除數量化標準外，還要加入“實質侵害性”作為填補，對于侮辱誹謗的首發、多發、煽動發布行為，以及為賺取流量等牟利目的實施的網絡聚集性侮辱誹謗行為，均可考慮納入情節嚴重的范疇。但“實質侵害性”標準在《解釋》第2條第（2）項“造成受害人或者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中已有表達，而不考慮數量標準就將“首發、多發、煽動發布行為”均列入犯罪行為，亦有擴張刑罰適用的問題。

《指導意見》除規定“情節嚴重的情形外”，還明確具有以下情形的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應從重處罰，其中包括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組織“水軍”“打手”實施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技術發布違法或者不良信息，違背公序良俗、倫理道德；以及由網絡服務者發起、組織的網暴行為。將網暴對象指向涉世未深、并無防御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通過編造涉性話題對他人進行人格貶損，或者通過普通公眾難以辨識的深度合成技術發布不良信息等行為，不僅體現了施暴者更大的惡意，且其危害后果也較其他案件影響更重。這些標準是對既往已發生的典型網暴案的歸納。其既然是刑罰從重處罰的標準，也同樣可被用來作為界分網絡侮辱誹謗違法行為和犯罪的標準，即只要存在上述情形的，《指導意見》已傾向于認為會對法益造成更嚴重的損害，也因此屬于刑罰而非行政處罰的范疇。

此外，在性質界定上還要區分侮辱罪與誹謗罪的區別。雖然二者所侵犯的法益相同，但侮辱罪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侮辱的方式包括肆意謾罵、披露隱私、惡意詆毀等，而誹謗則是捏造事實、制造和散布謠言。二者的主要區別就在于有無捏造事實。如果只是空洞的謾罵、詆毀就會構成侮辱罪；如果捏造了事實就會構成誹謗罪。

二、如何避免網絡侮辱誹謗罪打擊泛化

在懲戒網暴案中的施害者時，總會面臨如何調和法律的保護不足與過度介入的矛盾問題。這一問題在如何避免網絡侮辱誹謗犯罪打擊泛化時表現得最為突出。

毋庸置疑，言論自由對開放理性國家的構建至關重要。而在打擊網暴的刑事案件中，常常又涉及言論自由和個人人格權之間的法益平衡。為避免對個人人格權的保護傷及言論自由，《指導意見》還嘗試劃定言論自由與網暴之間的界限，并提示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違法違紀行為的，以及針對他人言行發表評論、提出批評，即使觀點偏頗、言語過激的，也不應被輕易定義為侮辱行為。據此，公民就公共事務發表的言論絕不可輕易就被認定為網暴言論，更不能輕易被歸入犯罪，否則，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就會落空。德國刑法就明確規定，如果一種言論涉及“公共辯論”，那它就是法治社會應當允許的危險，即便其侵犯了他人的名譽，也不構成犯罪。除就公共事務發表的言論外，公民對公眾人物的評論也不應被輕易歸入網絡侮辱誹謗。因為選擇成為公眾人物，本身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能夠藏匿于公眾圍觀之外的生活方式”，放棄了法律對自己名譽的部分保護，也同時意味著法律必須降低對其的保護，這種降低保護并不違背憲法的平等原則。而公民對公眾人物尤其是政治官員的批評和評論，也不意味著必須要以正確的事實指控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開放社會對官員名譽的不經意損害和報道中信息的偏差都會給予一定寬容。

而如何避免打擊泛化，在本刊2024年第30期刊登的“網絡失范言論的審查及誹謗罪情節嚴重的判斷”一文中，上海市徐匯區法院（2022）滬0104刑初681號以及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23）滬01刑終478號判決書中也進行了積極探索，該判決要旨明確指出，“網絡失范言論的審查根據言論內容區分事實陳述和意見表達，事實陳述應以合理查證后的基本真實為限度，意見表達應以不損害他人人格尊嚴為尺度。對不法結果審查，應結合該言論的傳播廣度（公然性）和傳播深度（可信度）綜合判斷，具體可考察閱讀量、點擊量、轉發量、IP訪問量、留言或跟評內容等因素”。對于事實陳述而言，因其并不涉及捏造和歪曲，因此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實而故意散布的，就不應認定為誹謗違法犯罪。本案源于張某某在抖音平臺實名舉報某國企領導違法違紀，并自稱遭公司報復辭退，后舉報內容經紀檢監察部門查實，并向社會通報。此舉讓張某某在抖音平臺上贏得了眾多支持者，包括本案被告人陳某某。后徐某某在抖音平臺上發表“百問實名舉報人張某某”系列視頻，公開質疑張某某的舉報動機、辭退原因等等。對此，陳某某在抖音平臺發表“張某某實名舉報內容”“關于張某某網絡實名舉報某某公司相關問題調查情況的通報”“徐某某是被舉報人民事案件的代理律師，是被舉報人的幫兇”以及“徐某某是騙子、網絡暴力團伙”等言論以支持張某某。上述言論所涉事實除官方查證通報的真實事實外，大部分是經陳某某合理查證后基本真實的事實，比如徐某某與被舉報人之間存在民事代理關系等。即使是陳某某捏造徐某某是被舉報人“幫兇”“騙子”“網絡暴力團伙”等不實信息，雖系基于查證事實的主觀臆斷，但因缺乏描述具體時間的基本要素，不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故法院認為不宜認定屬于對徐某某的誹謗言論。而對意見表達，鑒于其是公民實踐言論自由和行使批評監督權利的重要形式，只要未超出合理評論的范疇就應受到法律保護，而對新聞時評、學術批評、知識探討和思想交鋒等意見表達也理應受到更大的寬容。

三、網絡侮辱誹謗罪自訴轉公訴的程序要件

侮辱誹謗罪在刑法中屬于自訴罪，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前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這里的“除外”，此前公安部在《關于嚴格依法辦理侮辱誹謗案件的通知》中已作了相關規定。2013年《解釋》也通過界定何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明晰在網絡侮辱誹謗案中自訴轉公訴的情形包括：“（一）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二）引發公共秩序混亂的；（三）引發民族、宗教沖突的；（四）誹謗多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五）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六）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七）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的情形”。最新的《指導意見》又擴張了自訴轉公訴的范圍，《指導意見》除規定“對于網絡侮辱、誹謗是否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當綜合侵害對象、動機目的、行為方式、信息傳播范圍、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外，還增加了5類“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具體包括：“（1）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影響惡劣的；（2）隨意以普通公眾為侵害對象，相關信息在網絡上大范圍傳播，引發大量低俗、惡意評論，嚴重破壞網絡秩序，影響公眾安全感的；（3）侮辱、誹謗多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4）多次散布誹謗、侮辱信息，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大量散布誹謗、侮辱信息，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5）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其中，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的，侮辱、誹謗多人或是多次散布誹謗、侮辱信息的，可說是此前相關司法解釋的延伸，而隨意以普通公眾為侵害對象則是《指導意見》的新增。

此前就有刑法學者主張，刑法中的侮辱、誹謗等罪應一律認定為公訴案件。其理由在于：利用信息網絡服務系統犯罪的特點就在于，只要犯罪行為人使用異地的IP地址或者借用他人的服務器，不使用偵查手段就很難找到犯罪行為人。在自訴案件中，自訴人要負擔舉證責任，由此，此類犯罪的受害人就會因舉證困難而難以維護其合法權益。但將網絡侮辱誹謗犯罪一律轉為公訴犯罪，一方面未充分考慮被害人是否有追究施害人法律責任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未顧忌受害人的隱私保護需求。據此，究竟應將多大范圍內的侮辱誹謗案件納入公訴案件范圍，就需要在化解被害人舉證困難和考慮案件情節輕重以及被害人的追訴意愿之間進行妥適平衡。但《指導意見》擴大自訴轉公訴的范圍，其實已在部分程度上回應了刑法對網暴受害人保護不足的問題。

而本期刊登的“網絡誹謗犯罪的司法認定及程序適用”一文中，浙江省遂昌縣人民法院（2024）浙1123刑初9號判決書同樣在判決要旨中明確，“故意捏造不實信息并在網絡上散布，廣泛傳播且對他人名譽造成惡劣影響，妨礙他人開展正常生產生活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構成誹謗罪。若隨意損害多名被害人名譽，并引發公眾對特定群體、特定行業、特定領域、特定地域的廣泛質疑，影響社會活動正常開展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可適用公訴程序依法裁判”。這一判決同樣旨在應對實踐中公訴程序啟動的困難。本案的犯罪樣態雖不符合《解釋》所列的6種情形，辦案機關仍依據兜底條款啟動了公訴程序。此案的程序適用也為之后的相關案例提供了思路。本案中，被告人張某亦是對素不相識的具有傳道授業解惑職責的10名中學教師進行誹謗，捏造的信息經互聯網迅速傳播，輿論也從涉案教師所在地擴散到全網，一度登上微博熱搜，造成惡劣影響。同時，被告人張某誹謗對象的隨意性、后果的嚴重性，讓普通民眾產生了“老師尚且有此遭遇”的自危感，其行為已嚴重危害社會秩序，辦案機關啟動公訴程序，恰當地實現了打擊與保護并重的目的。

從理論和實踐來看，網絡侮辱誹謗案的具體認定不僅面臨規范的灰色地帶和因果關系認定的嚴重困難，且在處理上也要時刻面對言論自由與個體人格權保護的法益權衡。這種精細化操作很多時候都需倚賴大量司法案例的累積，而非簡單的立法就能解決。故從這個角度而言，上述三則案例都提供給我們寶貴的實踐素材，也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有益的理論探索。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編者注

為方便閱讀，已隱去注釋，如需引用，請查看紙版雜志原文。

責編：沈榮

審核：劉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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