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哈佛的倒掉

青島姑娘蔣雨融代表哈佛畢業生演講，引發了不少爭議，隨著她的公開回應，又進一步激活了輿論熱度。我不想評論蔣姑娘的家庭出身，而是想簡單評論一下她背后的哈佛大學在今天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筆者認為，特朗普的刁難固然麻煩，但真正的挑戰是以哈佛為代表的現代大學正在失去回應社會議題的能力，其引領社會觀念、政策走向的能力急劇式微。

對哈佛大學，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叫作《哈佛瑣記》的小書，作者是現臺灣中研院院士、歷史學家黃進興（筆名吳永慧）。

吳 1977-1983 年在哈佛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其時文科的危機那時候已經十分明顯，歷史學專業+博士階段疊加，幾乎處在哈佛各專業鄙視鏈底端，不過文中記錄了多位哈佛人文社科的教授，則很讓人印象深刻。

譬如寒冬臘月一襲白衣，道骨仙風的哲學系教授、《正義論》作者羅爾斯；比如幽默風趣、古靈精怪的哲人桑塔耶納，還有《后工業時代的來臨》作者、被譽為社會學領域最后一位大師的“丹尼爾·貝爾”以及從大西洋彼岸前來講學、做出“槍擊”姿勢發出挑戰的青年才俊安東尼·吉登斯。

哲學、社會學、歷史學乃至文學，上世紀七八十年的哈佛大師云集，而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大師，在于他們在沉入精深的學術問題的同時，擁有感知社會劇變、回應社會問題的不可替代的能力。

這樣的能力，一直到延續到 2000 年左右，諸如邁克爾·桑德爾以《公正》、《幸福》的公開課影響社會，也包括斯蒂芬·平克這樣的心理學家積極參與社會討論，以及《獨自打保齡球》、《我們的孩子》等暢銷書作者羅伯特·帕特南對美國社會變遷的敏銳洞察；更不用說為了回應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說而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約瑟夫·奈，后者上個月剛剛去世，曾長期擔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有意思的是，約瑟夫·奈最后一篇文章于近期刊發在Project Syndicate網站，他警告特朗普政府忽視軟實力的做法，將導致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失利。

更巧合的是，蔣雨融就是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得了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并代表畢業生發言。筆者不知道她是否聽過約瑟夫·奈的課程或講座，但她至少應該讀過約瑟夫近年的文章，從而感受到這位現實主義理論大家的無奈與無助———面對特朗普上臺，學術精英們幾乎失去了影響力和回應力。而公共管理專業被設置的最大目的，本身就是為了培養公共部門的領導者，但現在理論與現實的巨大鴻溝，令專業本身充滿了尷尬。

值得一提的是，蔣雨融所就讀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培養的第一位中國籍公共管理碩士，是 1946 年是畢業生夏書章，夏書章從 1947 年開始任教于中山大學，并憑借 1978 之后復辦行政管理專業，被稱為“中國公共管理之父（中國 MPA 之父）”。

1919 年出生的夏老于去年 7 月仙逝，享年 105 歲，他對中國公共管理事業的貢獻有很多，其中很大一點在于推動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本世紀初，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專業曾經開設過“牛津班”“瑞典班”“芬蘭班”等眾多學習國外先進政府管理經驗的在職官員 MPA 班，培養了大量中青年官員，這與廣東官員視野開闊、理念先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不作展開。

上文提到的到哈佛訪問的社會學巨匠安東尼·吉登斯，后來成為長期擔任英國首相一職的工黨領袖托尼·布萊爾的精神領袖，他提出的“超越左與右——第三條道路”雖然未能真正成為現實———現實恰恰是左右對立和激化了。

但不管怎么說，在 2008 年以前，無論中美歐，大學對社會的牽引作用是非常顯著的，大學里有前沿的知識、開放的氛圍、廣泛的社會關系，大學教授既可以安坐在象牙塔內聚焦學術問題，也可以進入公共領域發表進行公共表達，媒體專欄、公眾論壇、政府決策咨詢，那是大學教授們的黃金時代。

直到 2008 年之后，事情開始起變化了，一直到 2016 年前后，整個局面開始變得不可扭轉，大學開始越來越封閉/固執，老資格教授們退回學術本身，在新型游戲規則的激勵下，原本應該銳不可當的青年教師開始熱衷于“螺螄殼里做道場”，做一些既沒有學術意義，也沒有現實意義，僅存晉升意義的文章。假大空是其主要特色，正確的廢話是其基本特征，就像蔣雨融被批評的演講內容，毫無現實感，缺乏穿透力。

現實中，蔣雨融是個優秀的孩子，這是毫無疑問的，就像哈佛培養了大量華爾街的交易員與分析師，清北培養了潮水般的選調生和公務員，從個體角度都是令人羨慕的。畢竟，今天這個時代，以創業環境寬松、優渥著稱的“六小龍”之都杭州，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社區工作者（非公務員）都吸引來 1950 人成功報名競爭，遑論更加有前途的崗位。

很多人不清楚在文科式微的當下，為什么法學和中文的競爭反而更激烈了，這是因為這兩個專業恰恰是報考公務員選項最多的兩個專業。筆者很早將之形容為“通道型專業” 即專業本身的學習是次要的，將專業作為考公的手段則是主要的。

今天，假定公務員考試放棄學歷要求，比如高中畢業即可，也不考慮學校是否位列 985/211， 還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去讀這個大學或研究生？

大學在今天之所以依然占據重要地位，是因為勞動力市場依然需要一種可分級的“信號”，一本二本，985常青藤，這些就是明確信號，而一旦用人單位招到的學生開始培養，學歷高低、名校與否的影響因子就會越來越弱，你能不能發揮作用、創造價值才是最重要的。

馬云、馬化騰，他們畢業的院校都不是 985/ 211，但他們比北大清華的互聯網創業者顯然要更加成功，這是因為互聯網是一個高度競爭的行業，學歷除了早期招聘有所價值，之后便再無機會決定一個人的未來，至于創業的價值更是次要。

筆者的一位老朋友曾開玩笑，自己交過三個藤校畢業的女朋友，她們最大的優勢在于更熟悉英文菜單，而對中國社會的理解深度，遠遠不如一些普通學校的畢業生。

從教授到學生，以哈佛、清北為代表的名牌大學正在與社會愈來愈脫節，并淪為精英階層鍍金、攀比和維持現存秩序的一種手段，與此同時，底層越來越難以通過就讀大學改變命運，他們由此產生的困惑、憤懣和聲討，從而有了深層的合理性。

最后，我沒有給哈佛建議的能力，也沒有同情蔣雨融同學的資格，我唯一想說的是對自己內心的不斷重復：不要迷戀學歷和學校，也不要太過依賴平臺與體制，你必須時常將自己的外在光環卸下，于清零之后審視自己，究竟能創造出多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