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爾康：史學論著需要時間的檢驗

1934年4月我出生于江蘇儀征的農村，受日本侵略的影響，1946年才到北京受正規的學校教育，讀小學、中學，1955年就讀于南開大學歷史學系，1959年畢業后留校做助教，分配在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那時系里采取多種培養青年教師的辦法，讓我轉修研究生課程，師從鄭毅生天挺教授，學習中國古代史·明清史。1962年畢業后仍在古代史教研室，從事教學輔導和研究工作。“文革”后晉升為講師、副教授、教授，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課，并以相當的精力進行中國古代史、清史、社會史和史料學的研究。在校內外多次主持或參與明清史、社會史、宗族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前往香港、澳門、臺灣、韓國、德國等地區與國家出席學術會議。2002年退休。一度為臺灣暨南大學客座教授。現兼任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

我是一個木訥的人，怕在眾人面前出乖露丑，所以少言寡語，平日就不善于辭令，對從事教學很是不利：不善于表達。我講課不活潑，在開始尤其不懂得利用生動的事例引發同學的興趣，后來有所注意，然而改進不大。有時對同學的知識狀況把握不準，將自己認為他們知道的知識忽略交待，致使同學聽不明白，認為我的授課有“跳躍性”。不過我的講課內容多半是在研究基礎上提煉的，特別是選修課，講的多是我自己研究的東西，內容還算是充實的，多少給予同學一點知識。在教學中篤信“只有來學、沒有往教”的觀念，對學生要求較嚴，特別是對研究生從選取到學位論文的寫作從嚴掌握，當然也注意貫徹“因材施教”的原則，對有成材希望的就越發嚴格，希望能夠培養出人才。事實上已有幾位學生成為我國史學界、教育界教學與研究領域中頗有成就的學者，令我甚為欣慰。

史學觀念和方法方面，我受下述四種史學流派的影響，并力求綜合地取其長而棄其短。我國傳統的歷史編纂學和乾嘉考據學，令我懂得了掌握史料的重要性；20世紀20、30年代興起的實證史學，讓我明白了分析歸納法的道理，進一步認識到史料對于歷史學的價值，學會了從事微觀研究的手段；馬克思主義史學，教給我宏觀觀察歷史的方法，有益于“以小見大”微觀研究學術品位的提升，同時相對于英雄史觀，使得民眾歷史地位觀念在我腦海中樹立，然而肆虐多年的教條式的研究，致使獨尊一說為我所不取；西方年鑒史學和新史學，令人開闊了視野，擴大了我的研究領域，啟發了我對多學科的思維意識和方法論的運用。對于歷史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我大約是不拘一家，不拘一法，綜合汲取，于是歷史形成的多元觀念、研究的多元視角，為我所崇尚。所以總括我的史學研究，可能是：重視史料的實證，在“以小見大”的微觀研究中不忘宏觀的旨趣；研究的領域，以斷代史的清史為根基，而隨興之所至，不限于某一方面；深入而嚴密的論證文有之，通俗讀物亦相伴而生。

歷史學，從古代的高貴的廟堂之學，到今日，地位日益式微，所謂“史學危機”頻生。我習史治史50年，從經驗出發，對歷史學有個人的理解，近日清理一下，概括出《“說故事”的歷史學與歷史知識大眾文化化》(刊于《河北學科》2004年第1期),略謂：史學是陳述之學，是說故事，講人物、事件、制度及其發生的時間、空間，以及產生這些故事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說故事的史學，不以明了故事為限，要講道理，講歷史運動、歷史發展軌跡，講故事的當代意義，只是講道理有兩種方法，即“寓論于史”和義理的“宏觀敘事”;歷史學既不屬于社會科學，也不歸屬于藝術學科，而是界于二者之間，研究成果力求接近于科學，而表達方法應當是藝術的；歷史學不同于文學、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有其思維方式，需要保持“說故事”的本色，才能有立足之地，而不必有被社會邊緣化、被拋棄之感；新時代，史學從帝王之學走出來，應為民眾所接受，這就需要歷史研究成果的大眾文化化，為大眾分享，因此應有相應的表述方式。我說這些話，有的似乎是老生常談，不過都是有針對性的：作為“軟科學”的歷史學，要不被時代拋棄，只有轉變社會功能，從資鑒的政治功能轉向社會文化功能，給人以智慧的啟迪和增加生活情趣的歷史知識；強調實證研究和寓論于史，警惕空談史學研究法和空疏之學，尊重歷史模式論之類的提出，但不希望它泛濫；繼續前人對歷史學“科學說”的質疑，以利史學的發展。

在史學研究方面，我自身進行社會史的研究，并致力于推動它的研究的開展。70、80年代之際，我對史學研究中的惟階級論狀況甚為不滿，認為它把歷史搞得像個小癟三，讓人只見骨架，而看不到血肉，令人索然無味，桎梏史學的發展。我想需要加進社會生活史的內容，讓人們知道古人是怎樣生活的，他們有什么樣的衣食住行，婚嫁喪葬又是什么樣子的，節日生活怎么過，有沒有娛樂生活。我在1979年撰文《雍正的削除紹興和常熟丐籍》,講的是丐戶這種群體，他們的衣著、住宅、職業與平民的不同，也即賤民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1984年我寫作《清初的剃發與易衣冠——兼論民族關系史研究的內容》(1985年《史學集刊》),從滿、漢民族衣冠發式的差異，也即民族生活方式的不同，論述清初的剃發與反剃發政治風云的發生。我從社會生活史的內容和角度來考察政治斗爭和民族斗爭，而且這種斗爭，一時引起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這是“以小見大”的做法，但這個“小”的內容則是屬于社會史研究的服飾發型史。這兩篇文章表明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就開始了社會史的研討，不過這時并沒有集中精力去做，因為當時正在進行雍正史、清史史料學和《紅樓夢》的研究，1982年寫出《雍正傳》,1984年寫成《清史史料學初稿》,1985年初草成《曹雪芹和紅樓夢》。這之后，我就基本排除其他專題的寫作，謝絕《康熙傳》的約稿，一心一意地從事中國社會史的研討。1985年開設中國古代社會史課程，寫出《開展社會史研究》一文(刊于《百科知識》1986年1月號),呼吁史學工作者將視線轉移到社會史研究方面，并簡述社會史研究的內涵和功能，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呼吁開展社會史研究的開卷之作。1986年，當時的歷史系系主任劉澤華教授和我聯合《歷史研究》編輯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主辦“中國社會史研討會”,這個會標志著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興起。有的學者說這是對主流史學的“叛逆”,我想它極大地豐富了史學研究內涵，并賦予了新的研究方向。從此開始，我都參與社會史年會的籌備工作，這個會每兩年召開一次，今年即將舉行第十屆年會。同時成立了中國社會史學會，我擔任會長，學會也掛靠在南開大學。大約有鑒于我對社會史研究的推動作用，臺灣學者梁其姿說我“很早對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研究有興趣，且不遺余力地介紹、推廣社會史”(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 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2003年，梁《序》)。

對于中國社會史的具體研究，體現在這些著作中：我自己寫的《古人社會生活瑣談》(1992年)、《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1996年)、《清人生活漫步》(1999年)、《顧真齋文叢》(清代社會史卷，2003年),以及以我為主要作者的合著《清人社會生活》(1989年),由我主編并為主要作者的合著《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1994年),由我主持并寫作的合著《中國宗族社會》(1994年)、《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1988年)等書。我還寫了《中國社會史概論》、《十八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兩部書稿，均可能在今年問世。我涉獵了社會結構、宗族群體、社會生活方式史，在《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一書中寫了近20萬字的緒論，概要論述中國古代、近代社會結構的變化，對宗族史的研究從上古通貫到當今的21世紀初年。我試圖作出歷史演變和特點的說明，如對宗族史，認為宗族有著民間化與民主化的發展史，在周朝是典型的貴族宗族制時代，中古是士族宗族制時期，宋元明是官僚宗族制時代，清代是官紳、平民時代，近當代是克服宗法性轉向民主性時代，并朝著俱樂部式的方向演進。對社會結構史，我觀察到兩點，一是等級制度和觀念極大程度地規范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二是宗法意識貫穿于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我認為等級分析方法是研究中國古代、近代史的重要的理論方法。

在社會史理論方面，我發表了《開展社會史研究》(《歷史研究》1987年)、《邁向未來的社會史研究》(1999)、《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精神與開放的研究領域》(2000年)、《關于社會史研究“基本建設”的若干思考》(2001年)、《關于建設中國社會史史料學的思考》(2002年)等文，并即將出版《社會史研究概論》。什么是社會史?現在較為流行的是范式說、方法視角說、整體史說。而我堅持專門史說，認為這是研究社會結構、人們日常生活、民間信仰與意識、心態的歷史，身體史和生態環境史也可以納人這一領域，它是歷史學與其他學科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橋梁，有著研究的實際內容，所以成為專門史。我還強調社會史研究是立足專門史，而面向整體史。我以這個觀點給社會史研究作出界定，并認為這樣的定義對于研究來講，具有可操作性；而方法說引起人們的思考，講求研究方法，對社會史研究質量的提高具有重大價值，但對具體研究來講，可操作性并不大。

在政治史方面，我主要寫作了《雍正傳》、《雍正繼位之謎》(1990年)。雍正皇帝是一位改革家，在他的歷史上有不少歷史疑案，他被責罵為篡位的暴君。我看重他的改革事功，對一些疑案，也有所澄清。關于他的書，我不只是寫他個人的事業、品格、私生活，并通過他的歷史，寫出他的那個時代，即敘述的是一個時代的比較完整的歷史。《雍正傳》也許可以被視為我的“成名之作”。出版不久我就意識到，大約再寫不出這樣的著作了，因為它是我多年研治清史的產物，以后的研究方向分散了，很難寫出深入思考的東西了。近十幾年的寫作狀況表明，我想的基本符合事實。

我致力于清史史料學的研究，是因為篤信實證研究法，認為沒有史料便沒有史學。歷史不能重演，對歷史也不可能去作試驗，要解釋歷史，不論具有何種史觀，都是要依據史料說話。“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固然不能謂為定理，然而史料是歷史的記錄，“復原”歷史，除了作者的史識之外，就得靠史料了。故而我在《雍正傳·序言》中說到這本書的寫法：“較多采摘歷史資料，加以排比臚列，用資料表現雍正和他的時代。根據資料，筆者作簡要的分析。這種評論也許是不確切的，甚而是錯誤的，但讀者若能通過那些資料作出自己的判斷，筆者就感到欣慰了。”我寫《清史史料學》一書，開始并非有意要做的，只因研治清史，讀的原始著作多了，而且我閱讀有個習慣，在摘錄史料(作史料卡片)之外，對那部著作，要了解其作者的經歷和史觀、著作的大體內容和版本，并寫出札記。這樣書看多了，筆記也就寫了一些，于是萌生撰寫史料學專著的念頭。這時那些札記自然遠遠不夠用了，于是就有意識地去作研究，去讀相關的原始著作和今人的論述。我理解的史料學，是前輩學者史源學的發展，既要明了史書資料的來源，以判斷其史料價值；更要評論史書資料的準確性(所謂“史料批判”),以便于利用；至于史書的版本、前人與時彥利用情況、有關它的工具書，也應在研究范圍之內。史料學的著作是研究專著,同時具有工具性，對初學者尤有參考價值。我作為教師，開始教授“清史史料學”、“中國古代史史料學”課程，又是史學研究者，故而將寫作史料學專著視作職責，所以又寫出《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一書，有樂此不疲的架勢。其實寫這類書，用力要勤，查閱的圖書版本之類的內容也引不出趣味性來。我自己也說不清為什么還要寫。

涉及到文化史的，如果將小說史也放進來，我寫過關于《紅樓夢》的兩個小冊子《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紅樓夢》(中華書局，1974年)和《曹雪芹和紅樓夢》。敘述中華傳統文化，鑄造人品的教育與磨礪成功事例，我把它寫在《砥礪篇》(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的小書中了。近年寫了《略論當代中華文化建設與資源利用》(2003年)、《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當代意義》(2003年)、《從“殺熟”說到對傳統文化的態度》(2003年)等文，表現出對利用傳統文化建設當代文化的關注。

關心史學知識的大眾文化化，已有30多年了，寫作普及讀物的《紅樓夢》的小冊子始于“文革”當中，當時不能做史學研究，而毛澤東主席號召讀《紅樓夢》,我就利用這個機會研究它了。寫《雍正繼位之謎》,是做雍正史的副產品。《砥礪篇》、《古人生活剪影》、《清人生活漫步》、《中國宗族》(合著,1996年)等書，都是面向眾多讀者的，也為出版界所垂青，因而大多獲得一版再版的機會。這也堅定了我史學知識大眾文化化的信心。

我對自己的寫作有個要求，即力求寫傳世之作，少寫、不寫應酬之文。我的主要著作《雍正傳》、《清史史料學》,在海峽兩岸有三個出版社的版本，享有盛譽的臺灣商務印書館除了印制上述二書，還重梓了原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古人社會生活瑣談》(《古人生活剪影》)已有湖南和社會兩個出版社的本子，日前中華書局也要印刷。這些都給我不少精神慰藉。書籍的梓刻行世，積多年之經驗，深知“可遇而不可求”,就是出版社找你好說，設若求他無條件 刻，那就做不到了。我的書有改易出版社印行的機會，表明它還有讀者，是以我對努力寫傳世之作，自己尚感滿意。

因為長期從事微觀研究，思維已成定式，致使我的史學研究缺乏宏觀把握的能力，提不出具有歷史哲理的觀點，不能進行理論建樹，所謂“以小見大”的“大”,也并非真“大”,因此而深為愧疚。雖然意識到此已有多年，但已無能改變，只好一仍其舊了。此乃終身憾事也!

來源：《南開學人自述》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