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你正在做的事：助理教授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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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姚曼 丹尼森大學女性與性別研究系助理教授

責編：錢岳

我工作的大學校園坐落在一處山丘上。每個工作日的早晨，我都會開車穿過中西部平原一望無際的高速公路，朝著遠方云朵觸碰大地的方向。車程的最后2分鐘，我開始爬坡、轉向，在高處回看來時路已被樹冠遮擋。迎面而來的是停車樓里的漆黑一片。一天的工作便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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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人生中第一份全職工作，助理教授，終身教職軌道。31歲，第一份工作才剛開始。此前的七年博士研究生時光，我把人生意義附著在對這份工作、這個頭銜、這種軌道的希冀上。簽好合同后，我在朋友圈宣告這是夢想成真的時刻。但我深知，這其實是一個謊言。一個幸存者粉飾的謊言。那七年間，我每周幾乎都有想放棄的瞬間，也試圖探索過別的職業路徑。仿佛只有在幸存之后，那些不堅定和彷徨才能夠被原諒。

他們說，一個外國人能在私立文理學院找到一份文科教職，你一定擁有過人之處。于是，當我第一次走進寫著我名字的辦公室，坐在嶄新的升降桌前，我便開始懷疑，我是否真的擁有任何“過人之處”。以及如果有，我是否需要不停地向他人展示、證明我出現在這里的原因。

辦公室助理向我介紹了系里的打印機使用方法，交給我一臺空氣凈化器，告訴我這邊、那邊柜子里的文具用品都可以隨便拿。此外，她提醒我買書記得告訴她，因為她會用系里的資金幫我下單。博士期間因為打印限制以及紙質書的昂貴，我已經強制自己養成了電子閱讀的習慣。當聽說無限制的打印和購書可能后，有一瞬間我覺得來到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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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開學前為期一周的入職培訓，我照例坐在會議室角落，心里默數著新老師中的非白人數量。好的，那是一個深色皮膚的男老師。好的，那位女老師頭發和我一樣黑。啊，坐在那邊角落的看上去是一個印度人。不對，他的英語太標準了，應該是出生在這里的印度裔美國人。OK， 深呼吸，我是唯一的東亞面孔。沒關系，我可以的。沒關系，應該不會比讀博更困難。

第一個學期我要教一門課，兩個班。系主任告訴我這是新入職才有的特權，有些系的老師一學期要教三門不同的課程。她問我對排課時間的偏好，我回答都行。我的課程于是被安排在了周一和周三下午1點到4點之間。顯然，其他時間都是其他老師的偏好。漸漸地我才明白，周二和周四上課意味著周一和周五連上周末，每周都可以有四天小長假。上午上課，老師和學生的精力都更好，下午也方便早回家陪孩子。我沒有生活，不需要周末。我沒有小孩，下午也不需要早回家。年輕新老師，也就意味著沒有偏好。

第一堂課的情形我已經記不清了，只能想起18個學生毫無表情盯著我看的樣子。這是一門我沒有教過的新課，女性主義概論。與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有重疊，但更多的是陌生的理論、人名、以及文章。第一周課后，我在日記中寫道，“我需要用一門不是我母語的語言、講述那些并不是從我的土地里生長出來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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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都叫我Dr. Yao或者Professor Yao，有時候會覺得他們是在喊另一個人。我則花很大力氣去記住他們每個人的名字。非白人學生的名字比較少見，讓他們教會我正確的發音后就能很快記住。大部分白人學生的名字重復率則很高，很多在我看來長得也很像。我在課堂上不止一次把Michael叫成Jacob。有一次他們倆甚至挨著坐在一起，還同時舉起了手。我看著他倆相似的運動裝以及同樣卷卷的金發，只能在心里默默尖叫。

聽別人說，文理學院課堂看重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于是我盡量縮短自己的講課時間，在課堂中設計不同的活動，用提問的方式教授知識點。我還積極參加學校每周的教學工作坊，從別的老師那里學來一套套輔助課堂討論的方法，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多發言。每次提問后的沉默時間，我都覺得是那樣漫長。在學期末的教學評估中，一條評論卻寫道，“能看出這是她當教授的第一學期。上課她自己講得太少，反而都讓學生來說。”看來我和他/她對文理學院教育有著非常不同的想象。

走在校園中我經常會被誤認為是學生。一位行政人員因此向我道歉，發來長長的郵件解釋，還夸贊我年輕、羨慕我的“亞洲人基因”。“不能怪他們”，我告訴自己，“是我自己的選擇。”我經常穿著和學生一樣款式的運動鞋、Z世代女生中流行的緊身上衣去上課。我使用和他們一樣的時髦水壺，放在辦公室的潤唇膏也是TikTok上很多人推薦的品牌。是的，我也會刷TikTok，我想知道我的學生們每天都在關心些什么內容。我的學生中一半以上都是運動員，雖然我對職業體育項目一竅不通，每周有空也會看棒球、橄欖球、籃球比賽轉播，或者至少知道近期大的賽事。我想做一個和學生充滿共同話題、打成一片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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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逐漸意識到，對于大學老師這份職業來說，年輕和平易近人實則是一種劣勢。系里一位有經驗的老師在旁聽完我的一次課以后，說起我上課說了太多“OK”、我太“sweet”，學生可能會覺得我沒有權威。權威，威嚴，這是離我多么遙遠的詞。課上我和學生討論起一位典型的大學教授或者科學家的形象，我意識到我在所有維度上和一位“典型的大學教授”都不一樣。每當我在答疑時間或者郵件中，向學生一次次解釋我的打分方式時，我都會想，如果我是一位年長的白人男性，他們還會用理直氣壯的語氣讓我打更高的分數嗎？

春季學期開學前，我決定向系里表達我的偏好。于是我的課程被排在了早上10:30-12:30，清醒且活力充沛的時間。我依然教上學期教過的女性主義概論課，以及另一門嶄新的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AI技術的課。對此我充滿期待。我給學生布置了關于AI技術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影響的最新研究文章，和他們一起討論現代科學與數據化背后的認識論假設。每周我們還會用定量方法嘗試回答一個女性主義的研究問題，試圖打破學科界限與方法壁壘。這些話題和討論都讓我著迷，雖然時常備課到深夜，但我每天都感受到智識上的進步。這段時間的日記中我寫道，“應該很少有人會說喜歡自己的工作，但我真的想說我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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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周圍世界一切都走上正軌時，外部世界卻開始風雨飄搖。行政令、裁撤政府部門、縮減科研經費、移民遣返、關稅……一條條新聞爆炸式涌來，人人都憂心忡忡。另一頭房間中的大象，則是AI技術對教學過程的沖擊。學校要求我們設計的每一項課程作業都要考慮AI的潛在影響，越來越多的作業和考試都回歸到課堂手寫形式。這兩方面沖擊對現在的美國大學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們叩問的也都是大學教育存在本身。

在這些忽遠忽近的沖擊中，我謹慎且專注地上完了春季學期的課程。我試著改掉說太多OK的習慣，但不知是否奏效。在學生口中我是那個“超級友好和平易近人的老師”，這也就意味著我離權威依然還有很遠距離。我的辦公室有了幾個常客，他/她們與我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關于友誼、愛情、信仰、政治等等，我則招待他/她們質量上乘的中國茶葉。在他/她們的邀請下，我去了女籃隊比賽、穆斯林學生組織的開齋節、以及琳瑯滿目的跨學科講座。我時常感受到外部世界在崩塌的同時，我的周圍生活卻越來越具體。“你只能做好你正在做的事情”，一位年長老師這樣對我說到。

一天的工作結束后，回家的路會從緩緩駛下小山丘開始。這時學生們都不知所蹤，校園變得安靜而神秘。道路兩旁的樹林間，經常能看見鹿群正低頭吃草。偶爾它們決定要穿過馬路，車輛都會停下來給它們讓路，排成一條長龍。司機們都探出頭來張望，仿佛此刻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鹿群平安通過。一只、兩只…五只都通過后，鹿群消失在教學樓背后的樹林中。下班的車流開始恢復，行駛仍在繼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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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編輯：楊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