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行難返2%，銀行凈息差「臨界點」在哪兒？

這已經不是銀行業第一次發出息差「預警信號」。

——馨金融

洪偌馨、伊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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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招行舉行了2024年股東大會。

從交流實錄來看，此次參會的大多是招商銀行的「長期股東」，提的問題非常犀利、直擊痛點，而招行管理層的回復也非常真誠。

尤其是關于凈息差下行壓力的話題。

財報顯示，招行的凈息差從2024年的1.98%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1.91%。招行行長王良坦言，招行凈息差重返2%以上的難度較大。

作為中國銀行業的「零售之王」，招行對于凈息差的管理還是有很大優勢的，負債端的客戶基礎好、活期存款占比高、負債成本低，資產端挖掘高收益資產的能力也更強。

但面對當下的環境，招行也很無奈。

從招行一季報來看，2025年一季度，招行生息資產中「墊款和貸款」的年化平均收益率只有3.53%，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0.54個百分點。

同期，雖然客戶存款年化平均成本率同比下降0.34個百分點至1.29%，已經處于行業最低水平，但依然難以抵擋息差收窄的壓力。

結合實際情況來看，一季度多為銀行的存量房貸利率調整期，隨著2024年LPR大幅調整，必然帶來資產端收益率的下行，疊加信貸需求不足帶來的沖擊，利率「內卷」愈發嚴重。

而從負債端來看，隨著定期存款基本上都進入「1」字頭，現在銀行整體的負債利率已經非常低，負債成本再往下降的空間也很小。

也正因如此，盡管5月20日銀行業已經開啟了新一輪存款利率調整，但從市場預測來看，2025的銀行業凈息差依然處于下行通道之中，尚未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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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披露的數據，今年一季度，銀行業的整體凈息差為1.43%，而平均不良貸款率是1.51%。

「這是一個重要拐點，銀行的凈息差水平已經低于不良貸款率。」

王良提到，一家銀行的凈息差應該覆蓋三項成本：一是信用成本，其中資產質量對信用成本的影響最直接；二是運營成本，包括各項成本開支；三是資本成本。

如果不良率和凈息差水平出現倒掛，就意味著可能難以覆蓋這三大成本。這將對銀行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

作為銀行的核心利潤來源，息差收窄會直接導致營收和利潤的下滑。如果凈息差下降10個基點，一家萬億資產規模的銀行年利潤可能減少10億元以上。

再疊加上不良上升，則不僅會進一步侵蝕利潤，更會影響資本充足率，進而損害銀行的抗風險能力。

這已經不是銀行業第一次發出息差「預警信號」。

根據利率自律機制發布的《合格審慎評估實施辦法（2023 年修訂版）》，監管對銀行凈息差「合意」標準為1.8%以上。

到2023年一季度，我國銀行業凈息差為1.74%，首次跌至1.8%的「警戒線」之下。

隨后，央行在《2023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首次以專欄形式討論了《合理看待我國商業銀行利潤水平》，指出「商業銀行維持穩健經營、防范金融風險，需保持合理利潤和凈息差水平」。

央行指出，由于市凈率等原因，A股銀行通過外源渠道補充資本的能力較為有限，因此維持一定的利潤增長是內源補充資本的重要方式。

根據上市銀行披露的2024年年報，至少有47家上市銀行（注：含A股及港股）的凈息差低于1.8%的警戒線，在上市銀行中的占比達到80%，其中，盛京銀行的凈息差已降至0.8%。而在5年前（2019年），只有6家上市銀行凈息差不到1.8%。

然而，上市銀行還是中國銀行業中能力較強、資質較好的那一少部分。還有很多中小銀行，凈息差已經降至1%以下。

比如，山西銀行2024年的凈息差只有0.57%，并且在收購合并村鎮銀行、計提撥備等一系列操作的影響下，2024年凈利潤暴跌93.86%。

0.57%意味著什么？

天風證券在一篇名為《銀行息差「臨界點」在哪兒？》的報告中指出，2025年銀行要想維持最基本的可持續經營（滿足四大約束條件：信貸增速≥6.5%，15%≤債券投資增速≤20%；分紅率≈20-30%；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核心CAR」≥7.5%；撥備覆蓋率「NPLPC」≥150% ），息差剛性底線在0.67%。

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于一些銀行來說，凈息差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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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整個市場，也有銀行將凈息差維持在了相對高位，只是路徑和經驗比較難被「復制」。

比如，按照銀行類別來看，截至2024年末，民營銀行的凈息差水平還超過4%，其中，無錫錫商銀行的凈息差達到5.85%，在全銀行業中也是遙遙領先。

然而，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這些銀行的高息差大多來自個人貸款，尤其是依托助貸和第三方平臺放出的消費貸、個人經營貸款等，而這恰恰是市場競爭最為激烈、價格最為「內卷」、潛在風險也比較高的賽道。

但也因此，民營銀行們的息差收窄幅度最大，也面臨著更為緊迫的業務結構調整壓力。

此外，還有一些城商行和農商行的凈息差在全市場中處于領跑地位。

比如，泰隆銀行2024年的凈息差高達3.48%，在城商行中排名第一；常熟銀行去年凈息差達到2.71%，是上市銀行中的最高水平。

而這兩家銀行的相似之處在于，都生長于民營經濟、小微企業較為活躍的江浙地區，都深耕小微金融，有著相對穩定的客戶基礎、特殊的業務結構和差異化的發展戰略。

顯然，這是銀行基于自身的資源稟賦和地利優勢長期積累的結果，想要在短時間內復制，可能并沒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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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銀行業面臨的挑戰，總是會讓人聯想到日本30年的息差「尋底」之路。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日本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到90年代末，平均存款利率已經降至接近零利率，貸款利率也下探至2%左右。

來源：中金報告《保持合理利潤的經驗——走出負利率的日本銀行業》

雖然存款利率的調整一度緩沖了息差下滑的速度，但2000年后，由于存款零利率繼續下降的空間受限，而資產收益率繼續下行，到2021年前后息差降至0.6%的歷史低位，到2022年才迎來拐點。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息差下行所將引發一系列深刻而殘酷的變化，銀行將步入一個更加漫長的調整期：「資產荒」與「資金荒」長期并存、不良率抬升、大分化和大重組開啟……

中金曾在《保持合理利潤的經驗——走出負利率的日本銀行業》的報告中總結了2000年后日本銀行業保持營收與利潤穩定的策略，其中包括：

主動出海：如瑞穗銀行的海外收入占比從2011年的22%上升至2022年的74%，日本境內收入占比已不足三成。三菱日聯銀行和三井住友銀行海外收入占比也分別由2011年的27%和12%上升至2022年的58%和53%。

拉長資產久期：長期資產收益率通常高于短期資產，有助于提高銀行的凈利差。2012年「安倍經濟學」后，日本銀行業明顯增加了10年以上國債購買。至2020年銀行債券投資中40%投向10年期以上長久期債券。

提升非息收入占比：過去30年間，日本銀行業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同比增速在多數年份均高于利息凈收入（僅2007-2009年出現手續費收入增速大幅下滑）。1999年，日本銀行業利息收入占比高達72%，而2022年這一比例已下降至58%；與此同時，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從1999年的5%提升至2022年的22%。

當下我們也能看到，中國銀行業市場合并重組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轉型的「口號」越喊越響。

然而，想要掙脫「凈息差」魔咒，寫出新的故事，我們又要走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