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豈是“事變”？警惕日本及精日分子偷換概念

今天是7月7日，是我國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紀念日，但關于日本侵華的這些重要節點，日本都稱為“事變”，這一術語選擇背后涉及復雜的政治策略、法律規避、話語操控和歷史認知建構。我國也一度順應日本人的話語陷阱，使用“事變”，本人認為極為不妥，今剖析歷史，辨析詞義，以正本清源。

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海報

一、“事變”是日本對侵略的美化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20分，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侵略軍自行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然后突然襲擊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這是日本蓄意制造并發動的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的開端，但這樣的侵略行徑，竟然被日本人輕描淡寫為“滿洲事件。后來，由于侵略戰爭實在是激烈，已不是一個小“事件”，日本媒體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只好換了個詞“事變”，把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的戰爭稱作“滿洲事變”。

日本關于侵華的圖片集

根據1901年《辛丑條約》，日本與列強獲得在北京至山海關沿線12個戰略要地駐軍的權利，日本借此成立“清國駐屯軍”（后改稱中國駐屯軍），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島、山海關等地。由于俄國人在1900年控制了東北，清政府為了驅趕俄國人，引入日本和他們對抗，于是，1904-1905年，在中國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日本取勝，取代俄國控制了南滿鐵路和旅順、大連，而且根據1905年簽訂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日本在南滿鐵路沿線每公里可以駐扎15名士兵，至1931年9月18日正式進攻中國之前，日本在中國東北已“合法”駐扎士兵約12萬人。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東北已經是他們的“領地”，在這里攻擊中國軍隊，沒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個小“事件”，充其量是個“事變”。

由于事發突然，直到9月20日，我國的《申報》才做了報道，在第三版“國內要電”的頭條，刊載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日軍大舉侵略東省》，而副標題則是《蔑棄國際公法、破壞東亞和平——遼寧沈陽長春安東營口等處均被侵占》。文章寫道：“十八日下午十一時，駐南滿線日軍四十名，突將皇姑屯北寧鐵路拆毀，開始軍事行動。十九晨二時，日軍第二師團進占商埠地及沈陽城，恣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廠糧秣廠均被焚毀。同時，日軍炮擊北大營，因邊署嚴令各軍鎮靜，故軍民死傷甚眾，警察傷亡尤多。北大營駐軍沿沈海線東退，途中被日兵截擊，傷亡甚眾。北大營及東北大學全被日軍占領，交通完全斷絕。榮臻（東北邊防軍參謀長）及榮家屬均被日軍逮捕，第一旅長王以哲殉難（此系誤傳，當時王并未在軍中)。營口十九晨八時亦被日軍占領，站長、警務長被俘。日海軍在營登岸，距營八里埋設地雷，防止客車前進。長春十九晨十時陷落。日軍到處尋釁，焚掠極慘。”另一篇報道的標題是《日軍無端尋釁，自行炸毀南滿鐵路，捏稱系我國所為》，報社的時評標題是《日軍突然占領沈陽》。當時民國外交部的文件中也稱：“日本軍隊攻擊沈陽”“沈陽被陷事”。但到了9月28日，由于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申報》改口稱日本侵略為“沈陽事件”，可見使用日本人的“事件”一詞，是在為日本侵略開脫。

我國報刊抗日新聞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日本稱“上海事變”。臨近“九一八”周年時，我國報章幾乎都在哀悼“九一八國難日”，日本則大肆慶祝“滿洲事變勃發紀念日”。隨后，日本對中國的每次侵略都稱為“事變”。1937年7月7日，日軍攻打盧溝橋，開啟全面侵華戰爭，日本稱“支那事變”；同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日本稱“第二次上海事變”。

不知何故，后來國內也漸漸開始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作為這些日本侵略戰爭的專用名稱。在“事變”前冠以戰爭爆發日期，取代了地名，突出了侵略發生的時間，但使用“事變”則順應了日本人的敘事，把對中國的兇殘侵略，說成了一個不疼不癢的“事變”，其掩蓋事實、美化侵略的態度多么無恥。

二、“事變”的語義學內涵

1933年版《辭源》（商務印書館）對“事變”的解釋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變者也。如戰爭及天災流行之類。”強調的是“變”，重大非常的變異、不測事件或重大的突發事件，沒有侵略戰爭的概念，更無被侵略的含義，詞義中沒有褒貶的含義，是個中性詞。如“陳橋兵變”“王安石變法”等使用“變”字者，強調的都是“變”，而且都是國內的事情。

2016年版《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商務印書館）中，"事變"被定義為"突然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性事件"，強調事件的突發性與政治屬性，具有明顯的負面價值判斷，暗示事件對現有秩序的破壞性，如“西安事變”“皖南事變”，但沒有體現出侵略與被侵略的內涵。

日語“事變”寫作“事変”，“変”是日本人對繁體字“變”的簡化書寫，和我們的簡化字稍有差異。1936年日本字典《廣辭林》（三省堂）對“事変”的解釋是：（一）不測的非常的變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動警察進行鎮壓的意外騷動和暴亂。由此可見，日本人使用“事變”一詞，意在把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鎮壓暴亂，體現不出侵略戰爭的性質，更反映不出中國被侵略的客觀事實。

2018年日本字典《廣辭苑》（第七版，巖波書店）對“事變”的解釋是：突發的重大事件及變異（突発的に起こった重大な事件や異変），既包含政治軍事沖突（如"二?二六事件"），也涵蓋自然災害（如"関東大震災"），甚至企業危機（如"三菱リコール隠し事件"）。這種定義體系將"事變"中性化為突發重大事件的統稱，淡化了事件的政治屬性。

日本出版的紀念侵華戰爭明信片

通過對比當時及現在中日字典中對“事變”的解釋，可以看出，中日都強調了“事變”的突發性，中國的字典更突出了“事變”的政治屬性，日本的字典則閉口不談政治內涵。如果說“九一八”之后中國報章使用“事變”是迫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忍氣吞聲、委曲求全，那我們現在使用“事變”這個詞又說明了什么呢？不要告訴我這是約定俗成，這是約定的哪門子“俗”？媚日的“俗”吧？

三、“事變”是日本逃避侵華罪責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大舉侵華時，正值國際聯盟（聯合國的前身）運作時期。《國際聯盟盟約》第12-15條要求成員國在訴諸戰爭前須通過仲裁或調解程序。日本若正式宣戰，將面臨國際制裁。通過將軍事行動定義為“事變”，不稱其為戰爭，則可繞過國際法約束。這和俄國把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稱作“特別軍事行動”如出一轍。

1932年國際聯盟調查團（李頓調查團）的報告認定日本行為屬侵略，但日本以“地方沖突”為由拒絕承認，最后還退出國聯。1937年7月7日，日本在盧溝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但仍稱作“事變”，否認其戰爭屬性，甚至聲稱只是一些基層部隊和中國軍隊發生了沖突，不是日本政府的決策，從而規避《巴黎非戰公約》等國際法約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日本并未承認戰敗）。1946年，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日本戰犯在鐵證面前，仍百般狡辯，稱對我國的侵略是“事變”，“戰爭法規不適用這一敵對行為”。甚至說中國也宣稱是“事變”，因此兩國只是發生了沖突，不存在侵略與被侵略，所以戰爭法規不適用于“事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寫道：“日本軍部主張說，日本和中國之間沒有存在著戰爭狀態；紛爭只是‘事變’，所以不能適用戰爭法規；抵抗日軍的中國軍隊不是合法的戰斗員，僅僅是‘土匪’。為了消滅在滿洲的‘土匪’，所以開始了無情的作戰。……日本政府和陸海軍，雖然組成了完全的戰時態勢，但依舊把中日戰爭作為‘事變’來處理，并借此而蔑視了戰爭法規。……（因此）不把被俘獲的中國人當作俘虜處理。”

綜上所述，“事變”一詞已經超越了其語詞本身的范疇，成了當年日本侵華的遮羞布，他們把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模糊稱作“事變”“事件”，妄圖規避國際法制裁，從而“去侵略性”，這完全是強盜邏輯，充斥著對中國人民的侮辱，但日本一直如此宣傳，甚至把自己描繪成受害者，例如1937年《朝日新聞》報道“盧溝橋事件”時，標題為《支那軍、不法射撃》。戰后日本不少教科書仍然把“占領”說成是“進入”，獲諾貝爾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聯甚至把日本包裝成原子彈受害者。

日本出版物中對侵略宛平城的描述

日本使用“事變”指稱侵華戰爭，是20世紀殖民帝國話語體系的典型產物，盡管中國國內也在使用“事變”且“約定俗成”，但我們必須了解其中內情，并在適當的時機和場所加以改換，以警示世人，從而有效抵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和國內精日分子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