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評《戲臺》：以驚人的速度墮落

“二十一世紀的文化與藝人，都缺乏一點浩然正氣。”

• 作 者 | 郭松民
• 編 輯 |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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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關于陳佩斯正在熱映的電影《戲臺》寫了一點文字【點擊閱讀】，覺得言猶未盡，今天再寫一點。

不客氣地說，《戲臺》最大的問題，在于缺乏人民性，只是失意明星的牢騷與自戀。

《戲臺》所以受到一些人的追捧，則是因為牢騷與自戀恰恰是當下小資產階級、文青，或自感朝不保夕的中產階級的普遍心態。

當然，這樣說，絕不意味著要為公司、大廠、單位、辦公室等等的“領導”辯護，一般來說，他們的確是顢頇、專橫和滑頭的。

但這同樣也不意味著小資等等的牢騷與自戀就是合理的，甚至“正義”的。

為什么說《戲臺》缺乏人民性？

因為五慶班和洪大帥的爭執，相當無聊，說到底與天下蒼生無干，只是自視精神貴族的陳佩斯們與被他們瞧不起的老粗軍閥們之間的意氣用事罷了。

試問，讓一個賣包子的京劇票友客串一下楚霸王，怎么就不行？修改一下“霸王別姬”的結局，又怎么大逆不道了？如果這都絕對不可以，那么又置中國小說、戲劇史上源遠流長的“演義”傳統于何地？

陳佩斯領銜的五慶班把自己和洪大帥的爭執演繹得慷慨悲壯，回腸蕩氣，本質上還是把自己鼻子底下的那點利益、那點話語權、那點所謂的“尊嚴”看得太重了，而忘記了世界上還有遠比這些更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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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舉一個例子。

1949年，上海大同電影企業公司拍攝了電影《二百五小傳》，講述了京劇名角袁少樓傳奇的一生。

這部電影，由于年代久遠，看過的人不多，但本片（主要從形式上）深刻影響了陳凱歌最知名的兩部電影《霸王別姬》和《梅蘭芳》，說陳凱歌在致敬這部電影，毫不為過。

《二百五小傳》的制作陣容豪華。監制柳中亮，制片張石川，編劇田漢，副導演謝晉，導演鄭小秋，主演呂玉堃……熟悉一點電影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堪稱“天團”的團隊。

影片男主袁文光，藝名袁少樓，也是一位京劇名角，因認死理，好打抱不平，人送外號“二百五”。

這部電影中，有這樣幾個橋段，可以和《戲臺》相互參照。

一是，九一八事變后，袁少樓在東北某市演出《法門寺》，因為痛恨當地警察局長鄭榮賣國求榮，便在演出過程中，“擅改臺詞”，借角色之口說，“我還以為你念東洋話念多了，把中國字給忘了呢？”以諷刺鄭榮，結果被拘捕下獄，慘遭酷刑。

二是，上海“孤島”期間，到處彌漫著醉生夢死、及時行樂的氣氛，戲院經理要搬演《大劈棺》這樣的色情戲，袁少樓不僅拒絕，還編演《新大劈棺》，深受觀眾歡迎。

《大劈棺》倒的確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可謂傳統戲曲中的經典劇目，核心情節圍繞“莊周試妻”展開，重點譴責女性的“不忠”，宣傳封建禮教。

而《新大劈棺》，則在保留保持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礎上，對人物形象和情節進行了重新塑造，對封建禮教進行了批判，傾訴了婦女所遭受的深重屈辱，使莊妻成為一個敢于反抗封建壓迫的女性形象。

《二百五小傳》的高潮，發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淪陷之后。

一些汪偽漢奸文人編排諂媚日寇的劇本，在以文天祥為主角的劇目中，加入“皇軍遠征敝國，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中國民族的復興端賴貴國的援助與長期地合作”，“中國人民莫不衷心地感激，中國人民實在是衷心地感激呀”以及“大東亞共榮”之類的臺詞。

袁少樓不懼死亡威脅，不僅拒絕演出，還以觀眾的身份進入劇院，高呼“打倒出賣民族利益的文化漢奸！”“有良心的中國人不演漢奸戲！”……令臺上的“角兒”羞慚而退，他本人卻倒在日本憲兵的槍口下。

比較一下《二百五小傳》與《戲臺》，我們就不難發現《戲臺》的瑣屑、小氣與庸俗，完全脫離了社會與時代；我們也不難發現，一個真正有良知、有骨氣的藝人，應該反抗的是什么，應該堅持的又是什么！

1964年，謝晉執導了電影《舞臺姐妹》，以30至50年代越劇演員的命運為線索，展示了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以及在斗爭過程中的覺醒與解放。

《舞臺姐妹》中也有這樣的橋段：戲院老板唐經理（顧也魯 飾）為了票房，強迫戲班演出低俗、色情的劇目，春花（謝芳 飾）則堅決反對，提出要演“有骨氣、有意義”的戲，結果遭到連續的打壓與迫害，包括黑社會的暴力毆打。

從《二百五小傳》（1949）和《舞臺姐妹》（1964），到《霸王別姬》（1993）和《梅蘭芳》（2008），再到《戲臺》（2025），從道德與社會責任感的角度，我們看到了一條急劇下降的曲線。

的確，與二十世紀相比，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和藝人，都以驚人的速度墮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