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重的福利支出導致美國經濟活力日漸衰落——《繁榮與衰退：一部美國經濟發展史》讀書筆記

最近關于全民社保的事情占據了網絡熱搜榜，社會福利問題正在成為我國的一個爭議性的話題。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發達經濟體走過的路，踩過的坑，對于我國有借鑒意義。我們不妨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國，看看他們的社會福利問題對于經濟、社會的影響。《 繁榮與衰退：一部美國經濟發展史 》的作者是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他代表著美國的精英階層和政策制定者，他的觀點不一定契合美國廣大民眾，甚至站在社會底層的視角，他是處于階級的對立面。但他的觀點能夠代表掌握美國實權的政府部門

另外，本文是我對于《 繁榮與衰退：一部美國經濟發展史 》的第三篇讀書筆記，原來讀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有如此多的感想，但最近的一些關于社會、財經的熱點事件，屢屢讓我回憶起此書。

在本書的最后兩章中，作者描述了千禧年后，美國經濟遇到的一系列危機。比如，互聯網泡沫破裂，安然公司倒閉，911事件，以及由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而這一章的題目“大衰退”，也表達出作者對于千禧年后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的擔憂。

1990—1999年，美國GDP的年均增長率為3.2% ，而在 2000—2009年，實際GDP年均只增長了1.8%。

同樣，以 每小時商業產出來衡量 社會生產力 的話， 1948—2010年，美國的年均增長率為近2.5%， 2010—2017年，年均只增長了0.66%。

諸多的經濟數據讓作者擔心，美國的經濟環境會讓停滯的經濟增長和攀升的通貨膨脹粘合在一起，形成了經濟學上的“滯脹”狀態。

最后一張，作者以“日漸衰落的活力”為章節題目，分析了當今美國經濟的困境。

作者認為，當今的美國社會失去了曾經引以為豪的發展天賦——創造性破壞。

創造性破壞一詞來自于被稱為“創新理論之父”的奧地利籍美國經濟學家—— 熊彼特的理論。 是指在創新過程中新技術、新產品或新商業模式等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導致傳統的行業、企業和就業形式被取代，并建立起新的技術體系和生產體系，催生新產業、新企業和新就業模式，進而推動經濟社會不斷發展。

而美國這樣的國家起源于五月花號停靠的蠻荒之地，船上搭載的也并非歐洲的權貴，而是一群以清教徒為首的底層民眾。冒險主義和拓荒精神是這群人在新大陸生存、繁衍、發展、遷徙的基本哲學，而美國在近代的繁榮也是以此為基礎，“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在不斷的“創造性破壞”的發展模式下， 如今 擁有了在全球商業、科技、軍事、金融、教育、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領袖地位。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描述：

很多偉大的美國企業家都曾是無名之輩，但他們后來創建了商業帝國：安德魯·卡內基曾是一名身無分文的移民，洛克菲勒是一個推銷蛇油的流動商販的兒子。美國很多杰出的成功商人都是通過滿足普通民眾的需求積累財富的：想一想西爾斯和羅巴克為方便給地處偏僻的農民送貨而創建的巨型郵購系統，或者雷·克羅克在面包和漢堡包上建立的商業帝國。在英國，偉大的企業家功成名就后便逐步減少業務并購買地產和貴族頭銜，而在美國，沒有比企業家更高等的貴族。

然而現在，這樣的偉大國家面臨著經濟滯脹的危機，而且曾經引以為傲的創造性破壞的精神被國人逐漸遺忘，反而被日本、中國這樣的后起之秀經濟體所繼承，在商業世界被他們追趕縮小差距，甚至在某些領域被趕超。

比如美國國內的人口流動性減弱，州際移民率從20世紀80年代起持續下降，當前的比例相比1948—1971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51%。同期的跨縣流動率降低了31%，縣內流動率降低了38%。數據反映了如今美國人想要遷徙到經濟熱點地區，變得越來越難。同時，也反映了美國成立之初，向西部拓荒的國民精神，在這代人身上逐漸喪失。

在代際方面，新一代的年輕人似乎也遇到了階級固化的問題，在財富增值方面的上升通道愈來愈窄。根據研究發現，30歲的人比其父母在同年齡時收入還要高的概率，從40年前的86%降至現在的51%。

創新是創造性破壞的源動力，而現在，美國人創辦新公司更加艱難，并且即使創辦了新公司也很難將其發展壯大。成立時間在5年之內的新公司在所有企業中的占比從1978年的14.6%下降至2011年的8.3%。新公司占比的下降以及頭部企業的集中化，表明固化正在減緩創新在整個美國經濟中的傳播速度。

美國活力的衰退的原因，作者分析了主流的三種解釋：

• 美國正在喪失其長久以來擁有的經濟領導力；
  

• 與過去的技術驅動型革命相比，信息技術革命令人失望；
  

• 勞動力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

但作者隨后就否認了這三種原始是導致美國活力衰退的主要原因，簡要總結的理由是，美國現在依然是全球經濟的領導者，信息技術革命對生產力的影響才剛開始，單純的人力勞動力資源在現代社會并不是衡量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指標。

作者隨后給出了真正他認為的原因——美國的社會福利支出抑制了生產力的發展。這似乎看上去很不“政治正確”，至少對于社會中低階層而言，政府提供的福利是能夠生存，生活，或者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經濟來源。以至于在大選階段，政黨為了贏得更多的選票，社會福利都是競選口號中的重要內容。

但書中提到，美國的社會福利支出在1965-2016年以年均9%的增長率增長，其GDP的占比也由4.6%躍升到了14.6%。

并且這樣的社會福利在分配上存在不匹配的現象，比如社會保險救助基金是根據年齡而非需求分類的，即是說只要年齡到了65歲，政府每年都會從財政中劃撥5萬美元作為這群人的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而目前65+年齡的這部分老年人，在人生的青壯年時期，正好經歷了美國歷史上最為繁榮的年代，“榮耀一代”的大部分人在退休前就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同時，隨著醫療技術的提升，這代人的壽命將更長，于是獲得的社會福利更多。

而作者認為，社會福利分配的原則應該是“劫富濟貧”，把資金給最為需要的人，而不是普適性的“雨露均沾”。固有公式般的發放福利會給政府的財政支出帶來巨大的負擔，三大基本的福利支出——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占聯邦預算的50%，而且這個比例可預見的會在未來繼續增加。福利支出占比的增加也壓縮了財政預算中其他項目支出的比例，在1962年，約2/3的聯邦財政支出都是可以由政府自由裁量，而非剛性支出，到了1982年自由裁量支出占比下降至30%，2014年下降到了20%，未來會繼續下降。

聯邦權益支出正在擠占國內儲蓄，在經濟學的理論中，生產力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是資本存量，而資本存量即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國內儲蓄，而作者認為，福利支出的激增大部分來源于政府通過稅收搶占私人儲蓄進行資助，這些儲蓄本可為國內資本投資和生產力的提升提供資金。

更讓作者擔憂的是，美國社會老齡化的趨勢會越來越顯著，在未來20年，65歲及以上的美國人數量會增加3000萬，而適齡（18~64歲）美國工人的數量預計只會增加1400萬，福利支出會進一步增加，而提供財政收入的群體，因為人數相對于增加的老年人不均等，會給年輕人帶來更重的負擔。

所以，作者給出的結論是美國經濟發展面臨困難的源頭之一，就是免費福利支出的增加，21世紀接下來的時間，美國將面臨一場科技與免費福利的較量。即以科技創新為動力的經濟增長帶來的財政收入，是否能夠平衡免費福利帶來的財政支出。

面對社會福利支出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美國也不是坐以待斃，一些新政也在醞釀之中，比如延遲退休，加收雇員稅，削減福利支出等，其無外乎是開源節流的辦法。但習慣了福利的人群，對于涉及到動他們“蛋糕”的政策，必然懷有強烈的抵觸情緒，這樣的情緒會反映到政治傾向，并直接影響大選投票的結果。而為了贏得更多的選票，政客們不得不在競選時對底層民眾承諾一系列——至少是不能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的政治主張，在獲選成為執政黨之后，雖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實施先前的承諾，這又進一步加大了福利支出開銷，形成了惡性的螺旋。

所以，作者在書中提到：

“經濟滯脹在社會中制造出一股民粹主義的逆行歷史潮流，對社會經濟引擎發揮更大的效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而現實中，我們也看到了特朗普政府（本書成書于特朗普第一次執政時期）上臺后的一系列保守主義的政策出臺，以及美國社會在近幾年民粹主義勢力的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