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創造了巨量財富的中國，為何會困于社保？

近日，最高法發布司法解釋：自9月1日起，無論雙方協商還是勞動者單方承諾，任何“不繳社保”的約定都是無效的。也就是說，不管是用人單位選擇規避，還是勞動者主動棄保，都是不被允許的。這個所謂“強制社保”的規定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最高法的這次司法解釋條文很多，獨獨這一條引發了廣泛關注，因為這一規定不僅關系到勞動者的利益，而且觸及到了雇主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利益。

中國的社保是“現收現付”制度，如果當年的支出大于收入，就會引發養老金支付的困難，近年政府從國有資本中劃撥了一部分充實到社保基金中來，每年財政也會補貼社保基金，養老金得以正常發放，但隨著經濟下行，政府財力減少，國有資本劃撥也面臨不確定性，使得政府希望更多的人能繳納社保，擴大養老金的池子，以維持養老金的收支平衡。

但是，中國有九億的勞動力，他們大多數人都在辛苦地勞動著，勞動時間遠超世界平均水平，每年創造了巨量財富，糧食年年增產，各行各業都面臨著生產過剩，為什么還會面臨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危機？而且令人費解的是，官方數據顯示，已經有10.7億人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這個數字比勞動力人口還多，但底層勞動者為何還面臨讓人焦慮的養老問題呢？

1.養老問題確實廣泛地存在著

勞動者老無所依的情況確實是廣泛存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據2023年山東省成武縣披露出來的數據，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的養老金平均每月是七千多，企業職工養老金平均三千多，而城鄉居民養老金平均只有170多元。從這個金額來看，前兩者還是可以靠養老金養老的，而農民則不可能，中國60歲以上的城鄉居民高達1.6億人，其中1.2-1.3億是農民，養老金過低，加上農村養老設施欠缺，購物和看病不便，并不適合養老，所以會出現大量的超齡體力勞動者，60多歲甚至70歲還在從事保潔、保安、搬運、農業工人等底層工作，他們牛馬一生，老無所依。超過60歲的高齡勞動者如果猝死，還面臨因為無法確認勞動關系而索賠無門的境地。10.7億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中，同時交了失業保險的只有2.5億，這意味著大約只有2.5億人是真正的穩定就業人群，其他大部分人的繳費是斷斷續續的，不穩定的。所以，中國1.6億老年城鄉居民（包括沒有辦法連續繳納職工社保的老年農民工）以及幾千萬繳費年限比較短的城市新工人，確確實實面臨超齡勞動、老無所依的問題。

2.勞動者養老金過低的原因

這里面直觀的感覺是有分配不公的問題，公務員處于金字塔的頂端，養老金兩倍于職工，數十倍于農民，這當然是嚴重的不公平，但是如果按照山東省成武縣的數據來說的話，即使完全平均發放養老金的話，每個人每月也只能拿到八百元，生活在農村且身體健康的話，還能勉強維持生活，但如果在城市，還是無法養老，所以，這就意味著整個養老金的總盤子是不夠全體老年人養老的。為何社會財富如此多，但養老金的總盤子卻如此小？

養老金發放說到底是一種收入再分配的形式，而分配關系取決于生產關系，養老金總量不夠的根源還在于生產關系上，隨著土地流轉和快速城鎮化，大多數勞動者現在處在雇傭勞動關系下，他們拿到的工資只是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而由于缺乏工會對資方的制約，中國工人拿到的工資多數是貼著最低工資發的，是低于正常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據統計， 各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都在2000多元，最低的江西剛好2000元，最高的上海2740元，工人只有拼命加班，才能增加收入到四千，這個收入在城市租房和吃飯之后，所剩無幾，再拿出幾百塊錢交社保，壓力可想而知。簡單點說，就是一個工人的工資只能滿足工人自己的生活，而無法滿足結婚、生育和養老的需要，這是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于日本以及養老問題出現的深層次原因。勞動力再生產在19世紀馬克思筆下只是勞動者及家屬生活和教育的費用，但隨著人們壽命的延長以及文明的發展，理應包括失去勞動能力之后的養老的費用，但全國最低工資只有兩千多的現實下，工人怎么可能愿意再去繳納社保。

工人創造的巨量財富到哪里去了呢？先說財政這一塊。中國政府去年的稅收是17.4萬億，非稅收入4.4萬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6.2萬億，總共是28萬億，這些錢投向行政管理（體制內人員工資福利），基建投資，償還銀行貸款及利息，還有就是給老百姓的福利和補貼。當我國財政支出在2006年突破4萬億大關的時候，行政管理費也隨之站上約24%的比例高位。從權威統計數據來看，1978年-2012年的3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增長了411倍，而同期財政總支出只增長了112倍。1978年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從4.71％上升到2012年18％，在所有支出項目中處于領先地位，遠遠高出德國2.7％、英國4.2％、韓國5.1％、法國6.5％、印度6.3％、和美國9.9％的水平。而2013我國財政對社會保險基金的補貼為7371.5億元，當年財政總支出為13.97萬億，社保補貼占比僅5.3%，遠低于行政管理費用的占比，近幾年的行政管理費無法查到相關數據，但持續至今的“考公熱”從一個方面佐證了這筆費用不可能有太大的變化。

財政支出中還存在巨大的腐敗和浪費，腐敗就不說了，隨便一個部級干部抓出來就是幾個億的身價，與腐敗并存的是政府投資的嚴重浪費，現在每年披露出的地方政府巨額投資打水漂的案例舉不勝舉，2020年媒體披露，一個小小的貴州獨山縣四百億的投資打了水漂，幾乎無效益，再如，今年紀委披露出來的恭城瑤族自治縣不顧當地實際條件，在缺乏人才、產業基礎的情況下，強行推動建設總占地面積約140畝的瑤漢養壽城文旅項目。項目規劃總投資16.5億元，目前實際投資5.4億元，已經爛尾，浪費嚴重。這些錢足以支付許多年的本地老年農民1000元的養老金了。

還有不公正的財政補貼。比如，北大或清華一個學校的財政補貼都多于貴州一個省的教育補貼；明明財政緊張，但到了年底，公家單位都在突擊花錢，特別是舉辦各種“學術會議”。

因此，我國應當精兵簡政，壓縮機關事業單位的福利待遇和各種特權享受，將財政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比如解決全體勞動者的養老問題。

再來說說企業。2024年，中國規模以上企業實現利潤總額是7.4萬億，看上去不多，但這與利潤核算方式有關，也就是企業高管作為職能資本家以中間費用的方式占據了許多的利潤，比如，美團號稱是虧損，但不影響股東賺的盆滿缽滿，不影響高管們每年幾千萬的收入。國家電網也長時間虧損，但這不影響大學生擠破了頭想進去上班。國家統計局也承認，今年1-5月，規模以上企業的毛利潤是增加的，但凈利潤減少。在中國的財務規則下，毛利減去凈利的差額主要是管理費用、財務費用和銷售費用，這些非生產環節的費用擠壓了提高了工資的空間，比如，2024年A股491家上市藥企銷售費用總計3286億元，平均銷售費用占營收比重為22.66％。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應該減少中間費用和高管的收入，全額給勞動者繳納社保。

總的來說，社保資金緊張以及同樣被詬病的醫保資金的缺口，這些問題的背后是政府的財政收入的投向與資本家包括企業高管占有了過多的利潤導致的。

3.養老問題如何解決？

首先要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中國現行的最低工資標準是考慮了殘疾人因素的過低的標準，按照國際一般標準，一個手腳健全的勞動者的最低工資至少應為社平工資的六成，現在多數省份的社平工資在7000-8000元左右，打六折的話至少最低工資要提高到四千。社平工資現實中只是社保繳費的基數，而不能成為最低工資發放的參考，也就是勞動者交錢的時候要參照社平工資，而拿錢的時候不能參照社平工資。這是明顯有失公平的。社平工資作為社保繳費基數，是偏高的，因為全社會能達到社平工資的人是少數人，以上海為例，2024年上海的社平工資是1.2萬/月，但工資中位數只有6378元/月，僅為社平工資的52％，這里面明顯反映了收入的兩極分化的趨勢，勞動者對社保繳費的抵觸，其中一個原因就來自于這里。因此，提高最低工資是非常必要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人對繳納社保就沒有太大的抵觸情緒，就在于他們扣除社保之后，還有比較可觀的收入，繳納社保使得退休之后有所保障，當然是愿意的。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王傳福

大企業應該在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方面做出表率。富士康這樣長期盈利的大企業，比亞迪這樣已經開始盈利的大企業，每年都給股東大手筆分紅，已經具備了提高工資的基礎，他們漲工資會對全社會具有示范效應。特斯拉都能做到底薪5000元，其競品公司比亞迪肯定是能做到的。

大企業工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全社會的工資水平。輿論所關注的小餐館交社保可能關店的問題，實質是經濟不景氣帶來的，而不是因為交了社保就會倒閉。網上有很多工地吃播顯示，在沒有房租成本的情況下，9-10元的快餐都能做出有魚有肉的自助，還有利潤，但在小餐館吃飯甚至在許多學校食堂吃飯，要吃飽基本都在15元以上了，這里面實際上是地租太高導致的。但地租并不是一個絕對的量，是可以降低的。社保本身就是勞動者工資的一部分，只不過通過一種強制儲蓄的方式放到未來使用，這部分的增加，減少的是雇主的利潤和房東的租金。漲工資，交社保之后，擔心雇主關門，擔心物價上漲，都是多余的考慮。馬克思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就是：工資的上漲只會使得利潤下降，但不會使利潤消失，一般也不會影響商品價格。物價上漲來源于超發貨幣，勞動者感覺工資上漲會帶來物價上漲，主要是一種錯覺，還有就是沿海發達地區帶有壟斷性的的房租上漲給人的感覺。控制物價上漲，主要是要限制政府濫發貨幣。包子店只會因為味道差倒閉，你見到哪家店是因為社保倒閉的，包子店做的好吃，承受不了租金，完全可以另外找個店面。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很多包子店用死豬肉、鴨子肉和地溝油做包子，賣兩元一個，如果政府嚴厲打擊，或者消費者不買賬了，老板被迫用好肉做包子，成本也會上升很多，但這并不會使包子店倒閉，因為同行競爭，一般也不會漲價，而只是使原來黑心老板的超額利潤沒有了。

小店是否繳納社保，還要區分個體店和連鎖店。多數個體餐飲店，主要是小生產模式，老板自己做事，請一兩個幫工，其雇工非常不穩定，比如餐飲店，他們會給一兩個廚師繳納社保，但幫廚因為流動性大，會采用靈活用工的形式，對于這種小店來說，這種靈活用工現階段很難避免。這些幫廚一般都是農民工，國家應該在新農保的體系下通過提高農民養老金的方式解決這部分人的養老問題。

現在藥店、餐飲店和奶茶店等小店有連鎖化的趨勢，雇傭相對穩定下來，就應該給員工繳納社保，比如蜜雪冰城賺得盆滿缽滿，不繳納社保的行為應該受到處罰。

第二，要在限制勞務派遣和小時工使用的前提下，由雇主為勞動者繳納社保，免除個人繳納部分。前面提到了，社保實際上是工人工資的一部分，本來就應該由雇主來支付。新中國成立后，建立勞動保險制度的時候就明確規定：“勞動保險金，不得在工人與職員工資內扣除，并不得向工人與職員另行征收。”現在勞務派遣濫用，國有企事業單位是重災區，就連中小學教師、中專教師都有勞務派遣化的趨勢。勞動關系不確定，雇主都難以確定，更不用說繳納社保了，這種生產關系極大地影響了勞動者的積極性，降低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效率。國有企事業單位應該率先減少勞務派遣的濫用，全額為勞動者繳納社保。

第三，國家財政要加大投入，擴大養老金的池子，把城鄉居民養老金（主要是農民）提高到每月1000元的水平。這樣每年要增加1.6萬億的投入，政府可以把削減下來的基建投資和純粹浪費的政績工程以及年底突擊花掉的不合理支出，補貼到這里來。

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和從事建筑工、月嫂、保潔、保安的農民工，他們沒有固定的雇主，但因為農民曾經五十多年無償繳納過公糧，還要低價把余糧賣給政府，只留下很少的口糧，為國家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該對新農保加大補貼力度，保證農民過六十可以享受一千元養老金。90年代，因為國企工人集體抗爭的壓力以及他們曾作為國家正式職工的身份，使得不僅是在崗多年的工人，也包括工齡很少的工人、甚至沒有工齡的家屬都享受到了養老金，現在平均達到了三千多。

第四，養老是一個綜合工程，不只是發錢的問題。如果老了一身病，那么開支肯定大。延遲退休要和保障勞動者的身體健康比如縮短勞動時間、減少夜班、改善食堂伙食等措施結合起來，才能有效保障勞動者權益，否則，幾十年的勞動會使勞動者未老先衰，老年生活質量非常差。

政府財政有一部分應該投入公共福利，解決老人的吃飯問題。現在有些城市和農村社區舉辦的幸福食堂應該普及，給老人提供廉價的安全的飯食。

最近人社部就《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暫行規定》公開征求意見，您是工人或者關注工人生活的人，可以就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提出您的意見，比如超齡勞動者不能被安排上夜班等。

總之，養老問題在財富噴涌而出的今天，是比較容易解決的，關鍵在于能否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制定各種政策。2005年的時候，時任山西省省長看到礦區低矮破舊的棚戶區，下決心解決煤礦工人的住房問題，要求市政府拿出一定的經費來投入，各地都說有難處，省長說拿不出的就不要買新車了，領導不能出國，不準上酒，結果半年之后錢都拿出來了。現在無論經濟總量還是政府財政收入，都遠多于十多年前，政府和企業應該共同加大對養老金的投入，使得勞動者老了在養老金、看病和吃飯方面能夠得到保障，實現老有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