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發明“紙”的原因：現代考證揭開演化鏈，中國歷史果然可信

1957年，西安灞橋磚瓦廠工地上，工人發現一個西漢陶罐，從中發現了一些類紙的東西，后被命名為“灞橋紙”。

1986年，在甘肅天水市放馬灘地區，考古發現西漢早期墓葬，從中發現繪有地圖的麻紙，后被命名為“放馬灘紙”，詳見下圖。除了放馬灘紙之外，甘肅地區還發現肩水金關紙、馬圈灣紙（敦煌殘頁）、金關紙、敦煌紙，都是“蔡侯紙”之前的遺物。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研究指出“何謂紙”：首先是植物纖維，其次是一根根分散的纖維被分散和提純、再交織組合起來，第三表面平整且具有實用性。根據這一標準，潘吉星得出“蔡倫前中國就有紙”的結論。同時可見，莎草紙不是“紙”，應為“莎草席”。

我們都知道，“紙”對于人類文明的意義極其重大，這是基礎性的重大發明，至少可比十個諾貝爾獎。問題是：為何西方沒有發明造紙術，偏偏中國將之發明出來，背后原因何在？其實，任何重大發明都不是無緣無故的，不會是一蹴而就的，背后都有龐大的技術鋪墊，中國能發明“造紙術”，這是因為水到渠成。

首先，絲織業中的漂絮法

對于“紙”，中國人并不是刻意去發明的，而是制造絲綿的“副產品”。

上古時期，中國人就已掌握養蠶、繅絲織絹，但其中的次繭（比如惡繭、病繭、廢繭、破繭等）無法繅絲，往往只能將之浪費。繅絲法比較簡單，就是把良繭置于沸水中泡散，再進行抽絲，但這種方法無法用于次繭，因為次繭絲質粗糙、結塊成絮，需進一步加工才能用于紡織。

春秋之后，因為中國發明了鑄鐵，使得鐵器更為普及，生產力飛躍的結果是耕地增加、人口暴增等，進而導致戰國時的戰爭規模越來越大。在這一基礎上，社會布料的整體需求必然隨之增長，所以古人探索出了處理次繭的新方法，這就是“漂絮法”。

所謂“漂絮法”，就是用水煮熟次繭，脫除膠質，手工將把繭剝開加以洗凈，然后放到浸沒在水中的篾席上，用棒反復捶打，直到繭衣被搗碎，彼此連成一片取出，這叫做漂絮法。漢代《汜勝之書》提及“蠶連，以流水擊之，乃解”，是說使用水力捶打漂洗，解決結塊，讓其變成蓬松的絲綿。

漂絮之絮，《說文解字》記載：“絮，敝綿也。”所謂“敝綿”，即蠶繭煮沸后產生的絲絮。當時中國沒有棉花，但后來的棉花猶如結塊的綿絮，故而后世樹上之棉花被稱為“棉”。

漂絮之后，直接得到的是絲綿，但還有一種“副產品”，就是在篾席上會殘留一層纖維薄片，一種類似于紙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絲帛是一種昂貴的書寫載體，漂絮法的副產品作為書寫載體顯然要優于絲帛，價格卻低于絲帛，下圖為馬王堆帛書。或許，因此漂絮法的副產品得到人們的重視，由此慢慢開始專門生產這種產品。

其次，兩大技術結合成紙

漂絮法的副產品，讓人們看到了一片“新大陸”，于是就面臨一個新問題，即如何將之專門造出來？

談到這里，有人或許不相信古人會因為副產品而萌生專業生產的想法，筆者提供一個考古事實，即燒磚的形成。早期古人發現燒陶的副產品——紅燒土塊堅硬防水，所以將之嵌入墻體，后來相對批量的燒制依然不規則的土塊，屈家嶺時有專門磚窯燒制相對規則的土塊，到5000多年時出現規整燒磚，西方與中國不同是直接出現燒磚。因此，在百花齊放的戰國時代，漂絮法的副產品受到重視并不稀奇。

想要造出紙，上述漂絮法顯然是至關重要的技術積累，除此之外還有“漚麻法”這一項技術，兩者結合奠定造紙術的技術基礎。

其一，從造紙術的技術中，不難看到漂絮法的技術身影，比如舂搗、打漿、抄造等。其實，“紙”是漂絮法的副產品，最終造紙自然離不開漂絮法。

其二，飄絮法的材料是蠶繭，與后來紙的材料不一樣，因此技術轉換時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造紙的樹皮、麻頭、破布等原料呢？對此，戰國時期植物纖維脫膠技術——“漚麻法”很成熟，這是制作麻衣的重要步驟。于是，漚麻法就解決了造紙術中的原料處理問題。

尤其戰國時代，因為生產力進步導致人口暴增和大規模戰爭等原因，對各種布料需求越來越大，客觀上促進了麻衣制作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當然也會促進絲織業的發展。

兩者技術結合，就奠定了造紙術的技術基礎。東漢之后，蔡倫在傳統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和改進，讓造紙技術更上了一層樓。唐朝之后，造紙術傳到阿拉伯，最終傳到歐洲、傳遍世界。相反，西方沒有鑄鐵技術和由此導致的生產力飛躍，也沒有這樣的紡織基礎，自然發明不了造紙術。

最后，關于本文話題，還有兩點值得一談：

首先，漂絮法的出現，需要相應較為大型的蒸煮陶器和砍柴的鐵器，春秋鑄鐵技術的出現，導致生產力飛躍，就為之提供了生產力基礎；同時，漚麻法的出現，其中一個推動是戰國時期穿衣需求暴增。也就是說，真實歷史是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沒有無緣無故的歷史。

其次，漂絮法與漚麻法只是技術基礎，需要相應的轉換才能變成造紙術，因此就需要探索。而從蔡倫前的秦漢紙來說，顯然存在一個逐步進步的過程，背后就展現了技術探索歷程。可見，中國歷史符合科學認知規律，的確真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