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 在涉及數字變革時，企業家的天才形象屢屢出現

（轉載自澎湃新聞）

《拯救勞動——AI時代的吶喊》

[德]麗薩·赫爾佐克 著

寇瑛 譯

一幅經濟世界的畫面可以解釋為什么公司創始人被譽為英雄。根據這一畫面，經濟處于正常狀態，一切都在平淡無奇的平庸中進行。廣大從業民眾都被困在例行事務當中，該體系朝著更草率和效率更低的方向走下去。但是隨后太陽升起，天才突然出現了（或者更現代的說法：從加利福尼亞的車庫而來）。他是一名年輕的男性，具有運動的步態和果敢的外觀，并有書卷氣。根據定義（per definitionem），這個天才有一個絕妙的想法，并盡一切努力使它成為現實；不顧一切的可能性，不顧一切反對的聲音，不顧體系的一切惰性，他將新事物帶入世界。

如果這個畫面是真實的，我們都應該感謝這些天才。沒有他們，我們的想法就會陷入永恒不變的沼澤。他們使社會不斷前進，他們具有“破壞性”，這在短期內可能會造成一些傷害，但從長遠來看，這將使我們向前發展（從長遠來看，事情正在走上坡路也是此畫面的一部分）。天才的銀行賬戶里有巨額財富是理所當然的，畢竟他們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任何懷疑這一點的人都會受到指責，是借故挑起一場“嫉妒辯論”，這些人被平庸者的嫉妒所迷惑，他們不愿承認天才的特殊性。

企業家天才的形象很少被明確提起，但卻屢屢出現，特別是在涉及數字變革時。初創企業受到贊譽，就好像所有在現有企業工作的人都因此是失敗者一樣。“破壞”（Disruption）被置于“進化”之上，一切看似漸進的變革都被譴責為過于遲緩。那些被授予天才地位的人則適用于其他規則，例如早年臉書使用的口號“快速行動，打破局面”（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并未被批評無所顧忌，反而被認為值得效仿。

相反，一切與“破壞”無關，但與維持現狀有關的可能的勞動形式都被貶低了。例如，為了天才們能夠“死磕”其項目所必需的勞動，從運送食物到修補坑洼再到警察和政府機構維持公共秩序；所有與照顧老弱病幼有關的勞動也都被貶低了。這一切與天才的光芒相比，都顯得黯淡無光。順便說一句：現在提出關于男性和女性榜樣問題的人就顯得很無聊了。

在此，我們當然不應否認某些人在將科學知識轉化為新技術產品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不僅需要了解技術的可能性，而且要具備知道哪些需求可以得到滿足，甚至首先被喚醒的第六感，他們要找到合適的企業形式，從而能夠進入大眾市場。這需要綜合的技能和天賦，而這些并非人人都具備。

但是，當我們回顧孤獨天才的思想史背景時，就會對他們的形象產生最初的懷疑。這一思想最重要的先驅之一是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他是來自奧地利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在20世紀上半葉建立了所謂的“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該學派特別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動態特性。當其他經濟學家在探討市場如何在供需之間建立一種平衡時，熊彼特則對不平衡的產生方式很感興趣：經濟周期、技術變革或經濟生活組織形式的創新。

迄今為止，熊彼特最著名的概念是“創造性破壞”。這個想法比較古老，例如早在1848年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出現。但是正是熊彼特在這個令人難忘的概念下進行了真正的擴展。“創造性破壞”的英雄不是科學發明家，而是那些在市場上實施創新的人。他們具有“創造性”，因為他們創造了新的事物并改變了世界，但同時也具有“破壞性”，因為古老的公司被新的競爭席卷，市場的游戲規則被改寫。或者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所有固定的、銹蝕的關系，連同它們所有附帶的歷史悠久的思想和觀點，都被消解了……所有靜止的、停滯的東西都蒸發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這些動態變化過程中的參與者是無名無蹤的，其焦點是競爭和資本形成的系統過程。而在熊彼特那里，“創造性破壞”說法的背后是一個相當粗糙的人類形象。根據這個形象，被動、惰性的大眾面對的是少數已走出大眾的“偉大”人物。當大多數人滿足于過平靜的生活時，“企業家”則會受到蠢蠢欲動的野心驅使，不受社會習俗或理性羈絆，為這個世界注入新鮮事物。

這種人類形象在20世紀前幾十年中并不罕見。人們對“偉人”的渴望恰巧在魏瑪共和國那個混亂的年代尤為普遍。除此之外，社會學奠基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也提出“魅力型”統治者吸引大眾的想法。在隨后的幾十年，人們以最清晰的方式看到了這種形式的領袖所帶來的危險。熊彼特的“企業家”并不活躍在政治領域，而是活躍在經濟領域。但作為一種類型，其與當時流傳的“領袖”和“偉人”的思想有著惱人的相似之處。

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在數字時代，領導力并不那么重要，對數字帝國創始人的欽佩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事物：豐富的思想、創新精神和創造力。這些能力確實讓人敬佩。那些利用這些能力為世界帶來具有社會價值的創新成果的人，也應有權為自己分一大塊蛋糕。難道不是嗎？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您是否想過，例如誰是互聯網的“發明者”？人們有時會提到英國人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 Lee），他開發了基本構件，如網站的html語言。但是伯納斯·李并沒有因此而賺到錢，他當時在位于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工作，而不是為私人公司，更不是為自己的公司工作。雖然他獲獎無數，但主要為專家們所熟知。

重要的是：伯納斯·李也并不是一個人獨自在戰斗。他的發展是建立在一個更大的勞動分工關系之上的，其中許多人共同努力，使計算機聯網，創造了我們現在所說的互聯網。這個場面絕不是互聯網的特征，而是創新產生的典型方式。

人類的知識是在社會環境中產生的，而不是通過孤立工作的天才們的獨立活動產生的。有關科學與技術史的研究表明了這一點。人類知識建立在過去獲得的知識之上。沒有電就沒有互聯網，沒有基本物理知識就沒有電的應用，而這些知識是歷經數百年發展成熟的，是人類的共同遺產。因此，人們完全可以發問，新發明及其產生的利潤是否應該更高程度地直接流向社會，而不是被個人或公司攫取。畢竟，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這一共同遺產之上的。

盡管人類的學習過程基本上是從馴服火焰和其他早期突破開始的，但是在過去約1/4世紀的時間里，科學知識在實際技術問題中的應用取得了巨大進步。在啟蒙時代，人們意識到可以利用理論知識來改善自己賴以生活的世界。根據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的觀點，至關重要的是將有關基本現象的理論知識和有關具體機制的實踐知識結合形成一種富有成效的相互關系。理論和自然科學知識讓人們了解了某些事物如何運作，這使得實踐者可以更快、更系統地引入具體的改進措施；反過來，實踐經驗又為理論知識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指引。在啟蒙運動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已經有許多單獨的發現和技術創新，但是人們對它們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零敲碎打的，沒有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密集知識網絡。自近代早期以來，知識得到了更廣泛的共享，因為它們可以通過出版物、通過許多大學和學術協會的傳授進行傳播。因此，知識的社會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使個人得以發展新的知識。

許多重要的科學或技術突破都是由多位研究人員共同取得的。這一事實也印證了上述觀點。科研工作通常要默默地進行數年或數十年，直至達到新突破的臨界點。正是這些累積的過程最終導致了新成果的誕生——而參與研究人員之一實現了這一成果。例如，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他的同胞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同時，有時甚至一起發展了進化論的基本要素。科學或技術創新通常是現有要素和創新要素相結合的結果。毫無疑問，這種結合必須由某個人來完成——如果不是張三來做，很可能就是李四來做。可能王五也取得了同樣的突破，只是他遠離科學中心，掌握的物質資源較少，或者缺乏有影響力的支持者，因此無法繼續探究自己的見解。

但是，歷史的記憶總是聚焦在杰出人物身上： 如今的每個學齡兒童都知道查爾斯·達爾文，卻很少聽說過華萊士。這就扭曲了技術創新的歷史，其中杰出的思想就像山峰一樣從霧海中探出頭來。對于擁護這種歷史觀的人來說，我們的首要任務顯然是找到下一個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燈泡的幾位發明者之一，但他首先是一位優秀的企業家，因此確保了身后的好名聲）或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他大力發展了蒸汽機，盡管這是建立在他人的基礎工作之上）。然而，如果你仔細審視一番，定會發現這種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許多其他人的成就基礎之上的，而且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如今的情況會有所不同。

在數字化領域，還有另一個因素。那里發生的許多進一步發展都具有規模效應，這意味著，當它們被盡可能多的人使用時，就會產生優勢。在其他領域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但在數字化世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軟件一旦編寫好，就可以被其他人使用，幾乎不需要額外費用（正因如此，如果人們想從中獲利的話，必須嚴格保密或進行專利保護）。一個社交網絡的發展離不開盡可能多的用戶，他們提供的數據量越大，就越能根據他們的興趣和愿望提供更好的服務。不僅如此，所謂人工智能的算法程序也同樣可以學會在獲取的數據量越大的情況下越快地完成任務。

這些效應通常意味著，那些一開始可能只領先競爭對手一丁點兒的公司最終會掌控整個市場，而且一旦它們成長壯大，地位得以確立，新的玩家就很難跟上它們的步伐。這與大量供應商之間正常的市場競爭關系不大。人們總是在討論，攻擊者進入市場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現有公司。但是在明顯的規模效應中，例如社交網絡的情況似乎并非如此——如果允許頭部公司簡單地收購可能對其構成競爭威脅的年輕公司，至少就不會如此。不過這是數字公司運營框架條件的設計問題。

如果我們對這些思考進行總結，那么今天那些大型互聯網公司掌舵人的英雄形象就不那么耀眼了。這可能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但如果沒有這些人，或他們決定將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他事情，那么很可能其他參與者就會利用這個技術發展狀況和市場形勢所帶來的機會。比如許多美國大學為新生提供印刷版迎新指南的電子版，并為他們提供網絡交流機會。即便馬克·扎克伯格沒有這樣做，也遲早有人會想到，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與此同時，我們沒有必要貶低這些人的成就。但關鍵是：這些成就——他們把握贏利機會、抓住時機、用自己的想法激勵人們的能力——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他們是一個更大、更復雜系統的一部分。在這個系統中，有許多其他人提供其他形式的服務。沒有無追隨者的領導，沒有無員工的老板（通常企業創始人和老板也離不開家人私下的支持）。正是不同參與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今天人類勞動的運作方式，因此過度美化個人是不恰當的。

（本文摘自《拯救勞動——AI時代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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