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武狀元籍貫與地域分布

清代科舉, 文武并行, 進行文科考試的同時, 也會舉行武科考試, 相應也就產(chǎn)生了文、武狀元。有清一代, 自順治三年 (1646年) 始, 至光緒三十年 (1904年) 止, 共舉行文科會試112次, 產(chǎn)生了114名文狀元 (順治九年、十二年滿漢分榜, 故狀元人數(shù)比實際科數(shù)多出2人) 。武科會試自順治三年始, 至光緒二十四年止, 共舉行109次, 產(chǎn)生武狀元109人。目前, 關于清代狀元研究中, 文科狀元的姓名、籍貫、地域分布等問題已基本清晰, 但武狀元的姓名、籍貫、地域分布仍存在諸多疑問。

本文將在已有關于清代武狀元研究基礎上, 通過查閱有關檔案和地方志, 對清代武狀元姓名、籍貫進行考補, 進而確定其地域分布情況。

一、以往清代武狀元研究情況

清代科舉研究中, 雖然也存在傳統(tǒng)的“重文輕武”傾向, 但武狀元作為武科最高一級考試的“魁首”, 科舉學界仍給予了較多關注, 有不少學者對清代武狀元問題進行了研究。

胡兆量在論及人才地理特征時, 指出“清朝武舉開科112次, 有籍貫可考的武狀元93人”。并指出清朝武狀元的地理分布情況為:

胡兆量等人的上述結論完全被張琴等人所接受。張琴在《清代武狀元分布與我國區(qū)域體育文化差異》一文中認為, 清朝武舉開科112次, 有籍貫可考的武狀元也為93人, 且93位武狀元籍貫地的分布情況與胡兆量等人的上述結論完全一致。胡兆量等人在討論清代武狀元地理特征時, 并未標明依據(jù)何種資料, 而張琴等人則直接引用了胡兆量的結論。胡兆量、張琴等人對清代武舉開科次數(shù)顯然沒有經(jīng)過仔細的考察, 故認為清代武科會試共“開科112次”, 這與清代武科會試實際開科次數(shù)不符。清朝武科會試始于順治三年丙戌科, 止于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 252年間共舉行了109次。“武舉開科112次”的結論, 可能是受了清朝文科會試開科112次的影響。但實際上清代武科會試較文科會試少開設3次, 分別是順治四年丁亥科、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和光緒三十年甲辰科。

許友根在《武舉制度史略》中指出, 清朝共舉行武舉考試109次, 有記載的清代武狀元109人, 其中有籍貫可考者95人。同時, 明確95位武狀元的地理分布情況為:

于偉在《清代武狀元地理分布研究》一文中完全肯定了許友根的上述結論, 但在對95位武狀元地域情況列表時, 卻將山西省武狀元重復列出 (一處為5人, 一處為2人) , 使表中武狀元總?cè)藬?shù)達到97人, 顯系誤列。許友根等人明確指出, 其關于清代武狀元的籍貫及地理分布的結論是依據(jù)《舊典備征》 (下稱《備征》) 中“武鼎甲考”的記載, 并參考了地方志, 因此, 盡管有14位狀元籍貫不明, 但其關于清代武會試共舉行109次的結論是正確的。

此外, 還有一些學者對清代武狀元進行了研究。如王鴻鵬等人編著的《中國歷代武狀元》一書附錄二為“清代武狀元表”, 表中列有清朝109名武狀元的姓名、籍貫及科次, 但缺載了10位狀元的籍貫;莫雁詩、黃明編撰的《中國狀元譜》也列出了清朝武狀元情況, 其中有14位狀元的籍貫不明;蕭源錦認為, 清代武科榜數(shù)為110, 武狀元人數(shù)為110人, 其中有16位武狀元籍貫不詳;鄧洪波、龔抗云編著的《中國狀元殿試卷大全 (下卷) 附錄三“清代武舉登科表”列出了清朝武狀元, 但也有10位籍貫未詳。此外, 宋元強《清代科舉制度論集》中“古代狀元史話”一文內(nèi)也列有“清代武狀元表”, 但有17名武狀元的籍貫缺載。

綜觀以往學者對清朝武狀元的研究, 大多依據(jù)近人朱彭壽《備征》卷四中的“武鼎甲考”, 因未能深入利用有關檔案, 致使清朝武狀元的籍貫一直未能完全清晰, 籍貫既不能清楚, 欲明了清朝武狀元地理分布情況, 更不能得。

二、清朝武狀元籍貫考訂

《備征》是近人朱彭壽所著具有工具書性質(zhì)的清代史料筆記, 其中卷四的“武鼎甲考”較詳細地列出了清朝武科狀元、榜眼、探花的姓名、籍貫。該書列出了清朝109位狀元的姓名, 其中的93位有籍貫可考, 16位籍貫不詳。此外, 有籍貫可考的93位中, 有一些狀元的籍貫記載也不盡準確。

1.《備征》缺載16位武狀元籍貫考訂

《備征》“武鼎甲考”中缺載武狀元籍貫情況見下表 (表1) 。

表1《備征》中缺載武狀元籍貫情況一覽表

從表1看, 《備征》“武鼎甲考”共缺載了16位武狀元的籍貫, 其中順治朝2位, 康熙朝8位, 雍正、嘉慶兩朝各1位, 乾隆朝4位, 茲據(j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nèi)閣全宗內(nèi)的武科小金榜、武進士登科錄、武會試錄以及有關地方志等檔案文獻記載分別考訂如下:

表2《備征》缺載籍貫武狀元考訂情況一覽表

2.《備征》中記載不確武狀元籍貫考訂

康熙九年庚戌科武狀元張英奇籍貫, 《備征》記為“直隸深州”, 但該年武登科錄記載:“張英奇, 山西平陽府安邑縣民籍, 年二十歲。”據(jù)此, 筆者認為, 張英奇籍貫為山西安邑, 并非直隸深州。康熙十二年癸丑科郎天祚籍貫, 《備征》記為“浙江山陰”, 該年武登科錄記載與《備征》不同:“第一甲三名賜武進士及第。郎天祚, 燕山右衛(wèi)。字祐之, 行五, 年二十三歲。”故郎天祚籍貫應為燕山右衛(wèi)。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徐憲武籍貫, 《備征》記為“直隸□□”, 查該年武會試錄有以下記載:“第十五名, 徐憲武, 燕山右衛(wèi)武舉。”故徐憲武籍貫為燕山右衛(wèi)。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繳煜章籍貫, 《備征》記為“京衛(wèi)”, 查康熙三十三年武會試錄, 內(nèi)有“第九十七名, 繳煜章, 順天宛平縣”的記載, 故繳煜章籍貫為順天宛平。

乾隆二年丁巳科武狀元哈攀龍籍貫, 《備征》記為“直隸任邱”, 該年武科小金榜記為“直隸河間”;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德灝旗籍, 《備征》記為“滿洲正黃”, 小金榜內(nèi)記為“正黃旗包衣漢軍”。道光十三年 (1833年) 癸巳科牛鳳山籍貫, 《備征》記為“河南汜縣”, 查清代河南并無汜縣, 該年武科小金榜, 記為“第一名牛鳳山, 河南汜水縣武舉宿字圍”, 再查該年武進士登科錄, 內(nèi)有“牛鳳山, 河南汜水縣民籍”的記載, 因此, 牛鳳山籍貫為河南汜水縣。咸豐九年 (1859年) 己未科韓金甲籍貫, 《備征》記為“山東歷城”, 該年武科小金榜內(nèi)有“第一名韓金甲, 山東禹城縣武舉張字圍”的記載, 再查該年武進士登科錄, 內(nèi)記載為“韓金甲, 山東禹城縣”。因此, 韓金甲籍貫應為山東禹城縣, 而非山東歷城縣。光緒六年庚辰科黃培松, 《備征》記為“福建龍泉”, 查清代福建并無龍泉縣, 龍泉縣屬江西, 該年武科小金榜內(nèi)載:“第一名黃培松, 福建泉州府武舉宿字圍。”光緒九年癸未科楊廷弼, 《備征》記為“河南祥符”, 但該年武科小金榜記為:“第一名楊廷弼, 河南蘭儀縣武舉列字圍。”再查該年武進士登科錄, 內(nèi)載:“楊廷弼, 河南蘭儀縣。”據(jù)此確定楊廷弼籍貫為河南蘭儀。

除籍貫記載有誤外, 《備征》對一些武狀元名字記載也有誤。嘉慶十年乙丑狀元, 《備征》記為“張聯(lián)元”, 屬于誤記。該年武進士登科錄內(nèi)載:“第一甲三名賜武進士及第。張元聯(lián), 直隸省河間府獻縣民籍。”同科武科小金榜內(nèi)載:“第一甲第一名, 張元聯(lián), 直隸獻縣武舉。”由此確定, 該科狀元為張元聯(lián), 而非“張聯(lián)元”。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狀元, 《備征》記為“德慶”, 也屬誤記。實錄記載:“乙酉, 上御太和殿, 傳臚。賜殿試武舉一甲德麟、王振隆、劉宗漢三人武進士及第。”該年武進士登科錄及武科小金榜內(nèi)也記為“德麟”, 因此該科狀元應為德麟, 而非“德慶”。

3. 關于“京衛(wèi)”

武狀元籍貫, 會試錄、登科錄、小金榜以及《備征》等檔案及文獻的著錄并不統(tǒng)一, 有時著錄省、府、縣三級政區(qū), 有時只著省、府或省、縣二級, 也有著錄旗籍者, 除此之外, 還有著“衛(wèi)籍”者, 如“京衛(wèi)”“燕山右衛(wèi)”“金吾左衛(wèi)”等。如《備征》中記載的康熙甲戌武狀元曹曰偉和丁丑武狀元繳煜章的籍貫均為“京衛(wèi)”, 地方志中, 也有著為“京衛(wèi)”的, 如順治十八年辛丑科霍維鼐, 《貴州通志》記為“霍維鼐, 京衛(wèi)人, 武狀元”。康熙十二年癸丑科郎天祚和康熙十五年丙辰科荀國樑在武進士登科錄和小金榜中分別著為“燕山右衛(wèi)”“金吾左衛(wèi)”。那么, “京衛(wèi)”與“燕山右衛(wèi)”“金吾左衛(wèi)”究竟是什么關系, 其所屬地域為何, 在此有必要加以說明。

清朝建立之初, 對明朝衛(wèi)所制度加以改造和調(diào)整, 建立起新的衛(wèi)所制度, 在全國共設立了426衛(wèi)、326所, 這些衛(wèi)所分布于全國各地, 設于京師者稱“京衛(wèi)”。順治元年, 在京設立三十二衛(wèi)。順治七年, 裁二十二衛(wèi)并為十衛(wèi)。康熙三年, 又“裁并京衛(wèi)十衛(wèi)為六衛(wèi), 止設金吾左衛(wèi)、永清左衛(wèi)、神武左衛(wèi)、彭城衛(wèi)、騰驤右衛(wèi)、燕山右衛(wèi)”。同時, 專為在京六衛(wèi)及宛平、大興二縣設立京衛(wèi)武學, 額定取進武童一百名。因此, 籍隸“京衛(wèi)”的武狀元便是由“京衛(wèi)”武童所考取。康熙二十六年, “將六衛(wèi)裁去, 其地畝、戶口俱分隸順天、保定、河間、正定四府之各州縣管轄。”

由此來看, “京衛(wèi)”是對設于京內(nèi)衛(wèi)所的統(tǒng)稱, 從初設三十二衛(wèi)到燕山、神武、彭城、永清、金吾、騰驤六衛(wèi), 皆可稱為“京衛(wèi)”。同時, 從六衛(wèi)裁并歸入順天、保定、河間、正定四府各州縣來看, 將“京衛(wèi)”歸入直隸是恰當?shù)摹Ｒ虼? 后文談及清朝武狀元的地域分布時, 筆者將籍貫著為“京衛(wèi)”者, 統(tǒng)一歸入直隸省進行討論。

三、清代武狀元地理分布

經(jīng)對《備征》中缺載和記載不確清代武狀元的考補, 筆者將清代109位武狀元的姓名、籍貫基本考補完全, 現(xiàn)列表如下:

表3 清代武狀元情況一覽表

據(jù)上表所列順治丙戌至光緒戊戌109科統(tǒng)計, 清朝109名武狀元地域分布情況為:直隸41, 山東14, 江蘇、浙江、山西、漢軍八旗各7, 河南5, 廣東、甘肅、陜西各4, 福建3, 江西、滿洲八旗各2, 四川、貴州各1。清朝114位文科狀元的地域分布情況為:“江蘇四十九, 浙江二十, 安徽九, 山東六, 廣西四, 直隸、江西、湖北、福建、廣東各三, 湖南、貴州, 滿洲各二, 順天、河南、陜西、四川、蒙古各一。”將順天的一名文狀元并入直隸, 則清朝共計223名文武狀元的地域分布情況為:

表4 清朝文武狀元地理分布情況表 (以多少排序)

從表3看, 清朝文武狀元地域分布呈現(xiàn)以下特點:

一是分布極不均衡。武狀元最多的直隸, 人數(shù)達41人, 占清代全國武狀元總的比例為37.6%, 達到全國武狀元總數(shù)的1/3強, 而四川、貴州僅為1人, 各僅占清代全國武狀元總數(shù)的0.9%, 更有湖北、湖南、安徽、廣西、云南等省, 沒有產(chǎn)生武狀元。而文狀元人數(shù)最多的江蘇, 人數(shù)達49人, 占清代全國文狀元總比例近43%, 陜西、四川、河南僅有1人, 山西、甘肅則沒有產(chǎn)生文狀元。

二是武狀元呈現(xiàn)北多南少、文狀元呈現(xiàn)南多北少特點。北方的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等省的武狀元人數(shù)達到了75人, 占武狀元總比例的68.8%, 而南方的江蘇、浙江、廣東、福建、江西、四川、貴州等省的武狀元人數(shù)僅為25人, 占武狀元總比例的22.9%。此外, 尚有八旗武狀元9人, 若將之以南北方進行劃分, 則北方武狀元人數(shù)更多, 呈現(xiàn)出明顯北多南少特點。文狀元方面, 南方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等省人數(shù)明顯多于北方的直隸、山東、陜西、河南等省, 明顯屬南多北少, 與武狀元人數(shù)分布特點正好相反。

三是文武狀元均呈現(xiàn)出東多西少特點。綜觀清朝223位文武狀元的地域分布, 東部的直隸、山東、浙江、江蘇等省的狀元人數(shù)遠遠多于西部的的陜西、甘肅、四川等省。狀元大多集中在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和交通便捷的東部地區(qū), 而經(jīng)濟發(fā)展相對滯后的廣大中西部地區(qū)人數(shù)較少。（節(jié)選自《歷史檔案》，2017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