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發(fā)：現在的日本可以被原諒了嗎？

• 作者：觀雨者

• 顧問：談書

注：最近公眾號的推送機制有改變，需要將公眾號設為“星標”才能收到推送，謝謝大家的關注。另，自制音頻在次條。

前言：

80年前的今天，日本代表團在美國戰(zhàn)列艦密蘇里號上簽署投降協(xié)議。至此，三大法西斯軸心國的最后一個國家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宣告結束。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里，我特地重發(fā)一篇寫于2024年初的文章。

當時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雖然戰(zhàn)爭早已結束，但日本這個國家身上仍然存在著這么幾個重要的問題：

它和同為法西斯軸心國的德意兩國有什么不同？

為什么它一直拒絕像德意兩國那樣去直面歷史？甚至還費盡心機去歪曲歷史？

我們把日本和其他二戰(zhàn)法西斯國家區(qū)別對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僅僅是因為它侵略過我們嗎？

現在的日本到底應該被怎樣定義？

這些問題如果不解釋清楚，人們就很容易在對待日本的態(tài)度上出現模糊。

因為總有人認為“過去的事情可以過去”。

而本文正是從純理性的角度解釋了：為什么日本的問題過不去？

（注：看過此文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文章末尾閱讀“后記”部分）

正文：

2024年的大幕剛剛拉開，隔壁的日本就在國際新聞上刷了屏，它地震了。

當地時間2024年1月1日16時許，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連續(xù)發(fā)生多次地震，最強達7.6級，目前已經導致200多人遇難。

通常情況下，人們對于遭遇天災的同類都會抱有同情心，而且離得越近越容易感同身受。

這是人之常情。

然而日本卻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感覺非常復雜，很難在它遭災時做到百分之百的同情。

這也是人之常情。

因為他們在幾十年前曾對我們和這個世界犯下過滔天大罪。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日本是當今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與我國有著廣泛的合作，他們的很多產品也確實讓人喜聞樂見。

而且在普通人的日常交往中，并不會摻雜太多的歷史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普通民眾跟其他國家的普通民眾比起來，也沒有什么區(qū)別。

這種復雜的局面就導致我們在看待這個國家時，會或多或少地陷入到矛盾的狀態(tài)中。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去對待這種矛盾呢？

這里面的關鍵問題其實只有一個：

二戰(zhàn)結束已經幾十年了，現在的日本可以被原諒了嗎？

第一節(jié)·爭議

對于“能不能原諒日本”這個問題，人們是有爭議的。

1. 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日本平民是否需要為日本法西斯政府擔責？

2. 同為二戰(zhàn)法西斯軸心的德國和意大利，如今在歷史問題上已經基本“翻篇”，日本是不是也可以享受同樣的待遇？

關于第一點，答案其實是很明確的。

法西斯國家的平民從來就不無辜，尤其是日本的平民。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平民對侵略他國的態(tài)度就是全民參與，全民支持，全民享受。

這種態(tài)度在侵華戰(zhàn)爭期間達到了一個頂峰。當日軍大肆屠殺中國百姓時，日本國內不僅毫無反省之意，反而還到處張燈結彩，熱烈慶祝。

當時甚至還發(fā)生過日本全體小學生為建造主力戰(zhàn)列艦集體捐出一個月零花錢的“壯舉”。

兒童尚且如此“入戲”，婦女自然更是“全力以赴”。

1931年，日本入侵我國東北。很多日本軍官因此被派往中國，其中有一個叫井上清一的軍官因為剛剛結婚，所以對這個調動不太高興。

看著“沒出息”的丈夫，這個軍官的新婚妻子決定用實際行動激勵一下他。

她把自己給噶了。

這個叫井上千代子的“烈女”在干掉自己前還留了一封遺書，大意是：

“為了大日本帝國圣戰(zhàn)的勝利，為了激勵丈夫英勇征戰(zhàn)，為了不拖累丈夫以絕其后顧之憂，她只有一死盡責”。

對這個事情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按常理，我們一般會認為這女的瘋了。

但當時日本民眾對此事的反應居然是大受感動。

于是大批日本民眾自發(fā)地涌向港口，去給前往中國戰(zhàn)場的井上清一送行，可謂“盛況空前”。

而自殺的井上千代子則被日本人譽為“昭和烈女”，被視為“發(fā)揚日本婦德的光輝典范”，她的“遺德顯彰會”甚至得到了日本皇后的參與。

之后以此為契機，介紹這夫妻倆認識的媒人安田夫人組建了“大日本國防婦人會”，號召日本女性走出家庭，支持戰(zhàn)爭。

該組織在后來的侵華戰(zhàn)爭期間發(fā)展到了上千萬人的規(guī)模。

其成員支持戰(zhàn)爭的行為包括但不限于：突擊嫁給出征士兵、投身軍工生產、自愿成為慰安婦、直接參戰(zhàn)...

而這個故事的“男主角”井上青一也“不負眾望”，他到了東北后就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平頂山慘案”。

在他的指揮下，侵華日軍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村屠殺了3000余名無辜百姓，其中的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兒童。

一夜之間，整個平頂山村幾乎被屠戮殆盡，全村最終存活者僅四五十人。

如果單論傷亡數字，此次屠殺在整個日本侵華的歷史中并不算突出，但它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它是侵華日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場針對平民的大規(guī)模屠殺。

而這一切，皆來自于日本民眾對侵略戰(zhàn)爭的“舍命支持”。

所以如果我們在回顧歷史的時候刻意淡化日本平民的作用，那就屬于自欺欺人了。

不過德國和意大利這兩個法西斯軸心國在戰(zhàn)后成功“翻篇”的例子，又引出了上文提到的第二個爭議：

日本能不能像德意兩國那樣，“讓過去的事情過去”呢？

要明白這個問題，就需要搞清楚德意兩國在戰(zhàn)后能夠“翻篇”的真正原因。

現在人們在討論德國對待二戰(zhàn)的態(tài)度時，往往會提到德國總理的“驚天一跪”。

1970年12月，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的死難者紀念碑前跪下祈求寬恕，史稱“華沙之跪”。

這樣的舉動很抓眼球，也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只要認錯態(tài)度好，之前的罪惡就可以既往不咎。

以至于現在很多人認為日本沒有被原諒的原因是“認錯態(tài)度不夠好”。

按照這個邏輯，如果哪天日本人的認錯態(tài)度變好了，那么他們的“法西斯往事”就可以“翻篇”了。

事情真的那么簡單嗎？

當然不是。

德意兩國能在二戰(zhàn)后甩掉大部分的歷史包袱，主要靠的并不是后來的認錯態(tài)度，而是他們在歷史中救贖自己的實際行動。

第二節(jié)·救贖之路

法西斯國家能挑起世界大戰(zhàn)，靠的不是一兩支能打的軍隊，而是整個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

這顯然離不開民眾的廣泛支持。

所以我們才會說“法西斯國家的平民從來就不無辜”。

但不無辜不等于不能“甩鍋”。

現實世界對這些國家的平民其實是非常溫柔的。當年在他們窮途末路的時候，歷史還是給他們留下了救贖的機會。

而德意兩國正是抓住了這樣的機會，成功完成了自我救贖。

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們先來看意大利。

意大利雖然“貴為”法西斯軸心之一，但戰(zhàn)斗力卻十分菜雞，他們的匪首墨索里尼早在1943年就被意大利國王發(fā)動的政變推翻。

于是該國也在同年的9月份轉投到反法西斯的同盟國陣營。

雖然后來德軍又營救出墨索里尼并對意大利實施了占領，但意大利人的立場并未再次改變。

從1943年9月開始，意大利人就紛紛組建游擊隊抗擊法西斯力量。1944年6月，各路游擊隊合并為了自由志愿軍。

這支部隊在進行了6400余次戰(zhàn)斗后，終于在1945年4月成功俘虜并處死了墨索里尼。

在這一刻，意大利人總算是用自己的努力和鮮血完成了救贖。

而德國人的覺悟就遠沒有意大利人那么高。

他們之中雖然也涌現出了一些反對納粹的組織和個人，但最終這個國家還是跟著法西斯政權戰(zhàn)斗到了最后一刻。

1945年4月，蘇聯(lián)攻入柏林，走投無路的希特勒和一眾納粹高層選擇了自我了斷。

戰(zhàn)爭結束后，紐倫堡審判對當時還活著的21名納粹戰(zhàn)犯進行了嚴肅的判決，其中有12人被實施絞刑。

后來美國的軍事法庭又進行了12輪審判，可以視為紐倫堡審判的延續(xù)。在這些審判中，有超過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處死刑。

我們從這段歷史中不難發(fā)現，德意兩國在處理二戰(zhàn)問題上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

法西斯匪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懲治匪首，就是歷史留給這些國家的最后機會。

其中自己動手干掉匪首的意大利人，他們的救贖完成得最為徹底。

他們最終是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成功上岸”，戰(zhàn)后不再需要背負任何歷史包袱，甚至還成為了戰(zhàn)后秩序的受益者。

而依靠外力解決匪首的德國人，他們的歷史包袱就比意大利人要重一些。

該國在戰(zhàn)后仍然需要通過各種真誠的表態(tài)來維持自己和其他國家正常交往的權利，其后續(xù)的軍事發(fā)展也受到了諸多限制。

但總的來說，德國平民身上的“鍋”基本上還是甩掉了。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處理匪首的呢？

在遠東國際法庭的審判中，確實有一個被稱為“日本頭號戰(zhàn)犯”的人，他就是日本第40任首相東條英機。此人于1948年被遠東國際法庭執(zhí)行絞刑。

東條英機之所以被稱為“日本頭號戰(zhàn)犯”，主要是因為他的官位在被判決的日本戰(zhàn)犯中是最高的。

但這里面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這個“頭號戰(zhàn)犯”是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匪首？

很遺憾，并不是。

第三節(jié)·真正的匪首

日本法西斯真正的匪首，甚至都沒有出現在最終的戰(zhàn)犯名單中。

他就是日本在位時間最長的天皇：裕仁。

我們現在提起日本天皇，往往會聯(lián)想到今天那個吉祥物式的日本皇室。事實上在二戰(zhàn)之前，日本天皇并非空架子，而是掌握著相當的實權。

其中的裕仁更是通過自身的努力，把天皇的權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人6歲時就成為了日本陸軍“戰(zhàn)神”乃木希典的麾下弟子，13歲時又受教于日本海軍“戰(zhàn)神”東鄉(xiāng)平八郎。

1921年，年滿20歲，當時還是皇太子的裕仁通過政治聯(lián)姻獲得了海軍勢力（薩摩藩）的全面支持。同年，他又開啟了長達一年的歐洲之旅。

在這趟旅途中，他獲得了大量日本駐歐洲武官的宣誓效忠，收編了一群“小兄弟”，建立起了自己在陸軍方面的核心班底。

這些武官包括：東條英機、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小畑敏四郎......

1922年，裕仁在皇宮內開設“大學寮（liáo）”，專門給少壯派軍官上課，擔任學監(jiān)的是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大川周明。

從此以后，“少壯派軍官”這個名詞就屢屢出現在日本國內外的各種重大事件中。

1926年，裕仁正式登基，年號“昭和”。5年后，日本入侵我國東北。

1932年，裕仁向攻占我東三省的日本將領授勛。

此時的裕仁已經牢牢掌控了軍部的人事任免權，日本的高層軍官已全部換成他的親信。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日本的政治體制中雖然有“議會”這個機構，但它跟西方的議會完全不是一回事。

日本的議會分為眾議院和貴族院，其中貴族院的權力更大。而且不管是哪個院，都不對普通人負責，只對天皇負責。

1935年，裕仁在頒發(fā)的勛章“勛記”上將“日本國天皇”改為“大日本帝國天皇”，野心昭然若揭。

2年后，日本全面侵華。

1937年12月14日，裕仁針對日軍在上海和南京的一系列作戰(zhàn)發(fā)出面諭：

“中支那方面陸海軍各部隊，在上海附近作戰(zhàn)持續(xù)勇猛果斷，乘勝追擊，使首都南京陷落，我很滿意。此旨傳達給全體將士們。”

1940年，裕仁批準東條英機與德國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結成法西斯主義軸心國。

很顯然，日本的那位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齊名的法西斯匪首并非東條英機，而是裕仁。

參考意大利的經驗，日本人如果想完成自我救贖，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戰(zhàn)爭結束前自己動手，推翻并處死天皇。

然而即使在戰(zhàn)爭已經打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日本人也沒有想過要調轉槍頭去反抗法西斯政權。他們反而還要“全民玉碎”，為天皇戰(zhàn)至最后一人。

指望這群人能幡然醒悟去清算裕仁，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盡管如此，他們還有第二條救贖之路，那就是像德國那樣靠外力來清算匪首。

對于日本來說，這個外力就是美軍。

戰(zhàn)后，裕仁的命運就完全掌握在了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的手中。

當時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浪潮的高峰，美國國內不乏清算裕仁的聲音，裕仁一開始也確實在戰(zhàn)犯的名單中。

只可惜宏觀形勢變化太快，這邊的清算還沒開始，那邊的冷戰(zhàn)就拉開了帷幕。

在冷戰(zhàn)的背景下，西德和日本就不再是單純的戰(zhàn)犯，而是多了一重“西方陣營馬前卒”的身份。

既然是馬前卒，那自然就得趕緊支棱起來，把工業(yè)能力恢復一下，以便在未來有一戰(zhàn)之力。

而要在短期內恢復工業(yè)能力，單純依靠馬歇爾計劃這種“打錢行為”是不夠的。還需要靠這些國家自身的國家機器高效運轉起來，制定和實施一系列恢復計劃。

為了讓這些國家趕緊開始干活，美國就在戰(zhàn)后的管理中采用了一個投機取巧的辦法：

保留這些國家舊有的官僚系統(tǒng)，不搞“推倒重來”，盡可能地節(jié)省時間和成本。

于是就有很多“納粹人才”在審查過關后依然可以回到工作崗位上繼續(xù)“發(fā)光發(fā)熱”。

比如說西德聯(lián)邦政府中的17個部長里就有8個是納粹時期的“老領導”，至于基層“上崗再就業(yè)”的納粹官員，那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日本也一樣，他們在1947年頒布了《行政官廳法》，直接規(guī)定新政府的機構和職責“依舊則”。

那么美國難道不擔心這兩個國家的法西斯勢力死灰復燃嗎？

至少在德國問題不大，因為該國的高層法西斯分子基本已經團滅。尤其是匪首，老早就自覺去閻王那里報道了。

所以德國這是“舊瓶裝新酒”，沒什么可擔心的。

本來在日本也可以按照這個模式走，但在具體的執(zhí)行過程中，美國發(fā)現了一個情況：

日本人對天皇有著特殊的崇拜。

即使在天皇已經把國家?guī)нM深淵的情況下，依然有大量民眾唯他馬首是瞻。

這對于美國來說，就是一把“低成本統(tǒng)治日本”的鑰匙。

當時的日本畢竟是一個人口超過7000萬的大國，而進駐日本的美軍僅有幾十萬人。

幾十萬統(tǒng)治幾千萬，確實不容易。但如果只需要控制天皇一個人，那難度就低得多了。

于是天皇在美國人的眼里就愈發(fā)“值錢”起來，最終成功從美國的制裁對象變成了保護對象，軸心國的地獄牌桌遺憾“二缺一”。

而如此一來，日本也就沒辦法學習德意兩國的“甩鍋經驗”了。

但是即使是走到這一步，歷史仍舊為日本保留著最后一個“翻篇”的機會。

第四節(jié)·十字路口的選擇

戰(zhàn)后日本的局面是這樣的：

• 對于日本來說，不清算裕仁，歷史包袱就甩不掉。

• 對于美國來說，不保留天皇，統(tǒng)治成本就會變得很高。

所以日本如果想要學習德意兩國的“甩鍋經驗”，就必須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那么有沒有這樣的辦法呢？

理論上是有的。

那就是讓裕仁退位，換一個新的天皇上來。

這樣既保留了天皇制度，符合美國控制成本的需求；又為“清算裕仁”掃清了障礙，使日本獲得救贖的機會。

而這個辦法的關鍵，就在于現實中有沒有合適的“新天皇”人選。

找到這樣的人選并不容易，因為他不僅要在血統(tǒng)上夠格，同時自己還不能是戰(zhàn)犯。

面對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歷史再一次展現出了它對這個島國的偏愛。

此時的日本皇宮里還真就住著一個現成的人選。他就是裕仁的親弟弟，三笠宮崇仁。

身為親王的崇仁在1943年就被派往中國戰(zhàn)場了解情況。在看到戰(zhàn)爭的真相后，他并未像兄長那樣變成一個戰(zhàn)爭狂魔，而是成長為了一個堅定的反戰(zhàn)人士。

他在中國期間還讀到了毛主席寫于1938年的《論持久戰(zhàn)》，讀罷后便被文章的思想完全折服，并清醒地意識到日本法西斯必然失敗的結局。

于是他就找機會對軍隊發(fā)表了《作為日本人對中國事變的內心反省》的講話：

我認為，自甲午戰(zhàn)爭之后，由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我們的大和民族，既日本，對中國是無所不取、掠奪殆盡...

聽完他的講話，臺下的聽眾反響熱烈，一些不認識他的低級軍官當場就要沖上臺去把他給砍了。

此事過后，崇仁被火速調回日本。

他回去后也沒老實待著，而是親自策劃了對東條英機的刺殺。

遺憾的是這個刺殺行動未能成功，不過崇仁畢竟是天皇的親弟弟，東條英機拿他也沒什么辦法。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崇仁都是日本皇室在戰(zhàn)敗后的一個“完美備胎”。

當時在日本地位堪比“太上皇”的麥克阿瑟也完全有能力進行這個操作：把反戰(zhàn)親王推上皇位，把匪首裕仁送上法庭。

這對于日本來說，已經是成本最低的救贖之路了。

現在我們在討論中日關系的時候，經常會有人表達這么一種觀點：“我們應該放下仇恨，面向未來”。

這個大道理雖然沒錯，但什么事都得有個前提和底線。

要讓受害者“放下仇恨”，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罪犯受到應有的懲罰。

罪犯還在逍遙法外，就讓受害者去“放下仇恨”；這不是勸人向善，這是助紂為虐。

不過雖然法西斯國家全民有罪，但現實中也確實存在“法不責眾”的困境，總不可能把幾千萬人全部送去法庭。

所以“懲治匪首”就成了受害國最后的底線，這也是德意兩國能夠通過這個方式甩掉歷史包袱的原因。

因此，裕仁如果真的為日本的未來著想，那么他根本就不需要等麥克阿瑟動手，自己就應該主動把皇位傳給崇仁，然后接受正義的審判。

罰一人而贖七千萬人之罪，這買賣怎么看都是賺大了。

只可惜在裕仁看來，日本7000萬草民的前途哪有自己的性命重要。

為了活命，裕仁給“太上皇”麥克阿瑟送去了一份特殊禮物：

時年26歲的日本女星，日本政府對外形象大使原節(jié)子。

在麥克阿瑟笑納這份禮物后，裕仁就從戰(zhàn)犯的名單中被刪除，另外還有很多其他戰(zhàn)犯也在后來的東京大審判中得到了輕判甚至不判，尤其是那些皇親國戚。

比如說南京大屠殺的頭號元兇朝香宮鳩彥王就是一個典型，此人憑借自己“天皇叔父”的身份硬是逃脫了審判，一直安逸的活到了94歲。

真是“一人脫困，雞犬得救”。

跟那些“皇家罪犯”比起來，沒有皇室背景的東條英機看起來就像是個“臨時工”。

1951年，麥克阿瑟返回美國，當時日本的《朝日新聞》直接打出了這樣的標題：“我們失去了一位慈祥的父親”。

至于“勞苦功高”的原節(jié)子，更是被日本人視為“全民圣母”、是“拯救國家和天皇的人”。

那么她真的“拯救了日本”嗎？

事實上這是把日本推向了一條死路。

日本平民本來就廣泛參與了侵略戰(zhàn)爭，戰(zhàn)后能有一個“甩鍋”的機會已經實屬不易，誰知道在“原節(jié)子們”的努力下，日本人硬是把這個最后的機會扔進了太平洋。

于是裕仁這個雙手沾滿幾千萬人鮮血的歷史罪人，就得以在自己的下半生繼續(xù)享受數不盡的榮華富貴，并最終頤養(yǎng)天年。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殺人放火金腰帶”。

就這還指望別人“原諒”？

原你媽個頭。

第五節(jié)·扭曲的國度

不清算匪首，就注定了日本人不可能徹底反思戰(zhàn)爭。

因為反思戰(zhàn)爭肯定會反思到匪首身上，而匪首又是“萬人敬仰”的天皇，到這就卡殼了。

所以反思是不可能反思的，幾輩子都不可能反思的。只能蒙上眼睛自欺欺人，當做什么壞事都沒有發(fā)生過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看到的日本對待法西斯歷史的各種曖昧態(tài)度，其產生的根源就是當年裕仁的“逃出升天”。

而一個國家的共識，說到底是建立在他們的歷史觀之上的。

如果在歷史認知中對法西斯的罪責遮遮掩掩，那么人們就不可能建立起堅決的反法西斯意識，法西斯的遺毒就必然會滋生蔓延。

當今日本社會和政府里大量存在的右翼極端勢力，以及各種美化戰(zhàn)爭甚至供奉戰(zhàn)犯的行為，都是這種遺毒的體現。

雖然右翼極端勢力在很多國家都有，但其影響程度跟日本相比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大多數國家的極端勢力只是社會的邊緣群體，他們頂多就是跑到街上去搞搞行為藝術。

而日本的極端勢力則早已深入這個國家的骨髓，長期操縱著國家機器在危險的道路上狂飆突進。

該國對待戰(zhàn)后秩序的態(tài)度從來就不是“嚴格遵守”，而是處心積慮的尋找漏洞，幾十年如一日的爭取所謂的“國家正常化”和“軍隊正常化”。

這樣的結果就是日本作為一個二戰(zhàn)的戰(zhàn)敗國，卻在戰(zhàn)后一直維持著全球前五的海軍力量，同時還經常明目張膽地建造超出法律限制的軍事裝備。

比如說國際法不允許日本擁有航空母艦，然后他們就打著“直升機驅逐艦”的名義建造了可以起降F35艦載機的航母。

這種掩耳盜鈴的行為跟他們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如出一轍。

另外日本還利用各種機會向國外派遣軍事力量，與西方列強大搞軍事合作，包括在2023年和英國簽訂允許互相駐軍的《互惠準入協(xié)定》。

而在對待國際關系尤其是中日關系上，日本政客更是原形畢露。

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公然宣稱：“‘臺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也可以說是 ‘日美同盟’有事”。

同年，該國防衛(wèi)相（國防部長）岸信夫還主動向美國表明態(tài)度：“如果美國武力干涉臺海，日本將出兵配合”。

一年后，新上任的日本防衛(wèi)相浜田靖一干脆更進一步，表示一旦“臺海有事”，即使美國不出兵，日本也要出手干涉。

2023年，日本又在自己舉辦的七國集團（G7）外長會議上拉著各國外長公開發(fā)表了涉臺宣言。

這像是個正在反省的戰(zhàn)敗國嗎？

如果硬要說此時此刻跟彼時彼刻有什么區(qū)別，那么唯一的區(qū)別就是現在中國的實力已經今非昔比。

可以說日本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戰(zhàn)后秩序的最大諷刺。

他們的這種做派當然不可能獲得受害國的諒解，于是日本在國際舞臺上就特別喜歡干一件事：粉飾太平。

1954年6月8日，日本送了一個叫“和平鐘”的禮物給聯(lián)合國。

該鐘號稱由60多國的兒童收集的硬幣熔化制成，象征著“世界兒童對和平的渴望”。

這類行為在日本的對外交往中非常常見，你從中挑不出什么錯處，但又總會覺得哪里怪怪的。

究其原因，就是日本一直在通過這類行為向世界暗示自己也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

那么日本是不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呢？

當然是。

但它更是加害者。

它向世界展現自己“受害者”的一面當然沒問題，但是如果只強調自己“受害者”的一面就很有問題了。

而這恰好就是日本的套路：

對自己遭受的苦難大力宣傳，對自己犯下的罪孽刻意淡化。

為此他們的外務省每年還會撥出專門的經費進行對外宣傳和培養(yǎng)海外知日派。

這種行為就好比一個殺人犯從不檢討自己的罪惡，卻反復向別人傾訴自己因犯罪而遭受的痛苦。

面對這種人，你不會覺得不寒而栗么？

當然了，國家間的官方關系并不取決于主觀感受，而主要是取決于現實利益。

在互相之間利用價值高的時候，官方的關系就會好一些；如果利用價值降低，官方的關系也會跟著降檔。

至于民間的態(tài)度就沒什么好強求的了。普通人沒有義務做圣母，更何況日本人對中國也沒有多少好感。

2023年日本有個叫“亞洲之友”的民間機構做過一個民意調查，結果發(fā)現日本人對中國感到反感的比例高達91%。

時任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居然還表示，中國應該對此結果進行深刻反思。

現在的輿論環(huán)境就是這么魔幻:

加害者說話時可以口無遮攔，受害者說話時卻要瞻前顧后。

照這個趨勢發(fā)展下去，就算哪天日本人反過來要求中國道歉我也不會感到太奇怪。

其實現在的日本應該感謝那些至今仍在堅持中日友好和正義立場的日本國民。

正是他們的存在，保留著這個國家最后的溫度。

但他們畢竟是少數，如果用這些進步力量去給整個日本的罪惡洗白，那是對這些進步力量的侮辱。

那么我們應該怎么去看待現在的日本呢？

第六節(jié)·矛盾的態(tài)度？

寺本直之是一個52歲的日本社畜，他往年元旦都要回岳父母家過新年，今年因為加班沒能回成。

結果在元旦當日，他的岳父母家發(fā)生了地震。全家包括岳父、岳母、妻子、孩子、弟妹、小舅子在內共有十人都被埋在泥石流之下。

而救援行動直到1月4日才開始。

救援隊伍在現場按照七點上班五點下班的節(jié)奏不緊不慢地開展工作，寺本直之只能在一旁無助地等待。

等到1月7日，他的十個親人被確認全部死亡。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都會為這個不幸的日本男子感到難過。

那么問題來了，“同情日本人的遭遇”和“譴責日本人的歷史罪責”是否矛盾呢？

這里面的邏輯是這樣的：

因為日本在歷史上沒有完成自我救贖，所以他們現在的每個國民都天然地背負著歷史責任，這是所有日本人的共性。

但受災的日本百姓是一個具體的個體，我們并不知道他對待歷史責任的具體態(tài)度。

因此我們也就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他一定是一個對歷史不負責的人（盡管大概率是）。

我們通過公開信息唯一能確定的，就是這些人現在確實很倒霉。

所以我們現在對日本災民的遭遇表示同情是很正常的，這是我們中國人骨子里的溫良。

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整個日本的譴責。

這個邏輯可以這么來總結：

我們既不應該因為全體日本人的罪責而否定某個具體日本人的痛苦，也不應該因為同情某個具體日本人的痛苦而無視他們身上背負的歷史責任。

該邏輯同樣也可以用在日本的其他方面：

我們既不應該因為日本人的罪責而否定他們的優(yōu)秀之處，也不應該因為欣賞某些優(yōu)秀的個人或產品而無視他們身上背負的歷史責任。

這個觀點聽起來有些拗口，不過它體現的其實是局部和整體的對立統(tǒng)一：

即使是蒼蠅也會有優(yōu)點；但有優(yōu)點的蒼蠅也依然是蒼蠅。

所以我們對待日本的態(tài)度雖然比較復雜，但也談不上矛盾。

而且這種復雜的局面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必要對此進行什么反思。

1923年，日本發(fā)生了導致15萬人喪生的關東大地震。

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本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傾全國之力對日本進行了援助，總計捐助了折合500多萬銀元的物資和錢款。

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已經是個天文數字。

1923年支援日本地震的救援隊伍：

8年后，日本入侵我國東北。

如果這個國家希望自己能夠長期健康地發(fā)展，那就必須贖清自己在歷史上的罪孽。

現在就剩下最后一個問題：

這么多年過去了，這些罪孽還有辦法贖清嗎？

第七節(jié)·留給日本的時間不多了

贖罪的辦法當然是有的。

而且最關鍵的還是那個步驟：清算裕仁。

雖然這個昭和大佬早已享受完自己的幸福人生，但現在對他進行清算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因為此事直接決定了日本人最基本的歷史觀。而正如上文所說，歷史觀是一個國家的共識的基礎。

如果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的基本是非觀都是顛倒的，又怎么能相信這個國家已經“洗心革面”了呢？

所以只有正式把裕仁列入戰(zhàn)犯名單，對他的歷史罪責進行徹底的清算，日本的救贖之路才能算是真正邁出了第一步。

當然有人會說這個要求太高了，根本不現實。

這個說法在客觀上有一定的道理。

現在清算裕仁這個歷史人物，確實比在戰(zhàn)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去清算他本人要難得多。

這是因為雖然裕仁本人已經作古，但經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基于“裕仁無罪”而生長出來的日本法西斯遺毒早已成長為了一棵參天大樹。

這棵“大樹”里包括了日本大量的軍人、政客、財閥...他們牢牢地掌控著日本的命脈。

現在去清算裕仁，就等于對這些人進行釜底抽薪。

這跟發(fā)動一場社會革命也沒什么區(qū)別了，難度確實很大。

但問題在于：

我們作為受害者，難道還有義務去體諒加害者的“難”嗎？

不管日本救贖自己的難度有多大，那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正是他們長期對歷史責任的推諉和掩蓋，才造就了今天的積重難返。

如果有人真的想幫助日本，那么正確的方法并不是幫助他們粉飾太平，更不是代表其他受害者去向他們表示所謂的“原諒”。

而是鞭策他們走上正道。

那么什么是“正道”呢？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現在的狀態(tài)。

下面是一張社交媒體的截圖，圖中是此次日本地震期間避難所給災民提供的飲食。

這個水平說是“殘羹冷炙”都算是客氣的了，不知道的還以為日本碰到的不是地震，而是饑荒。

而且根據最新的報道，避難所居然已經開始出現凍死人的現象了。

這體現的就是日本統(tǒng)治集團對待平民的態(tài)度，主打一個“草菅人命”。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近年來日本政府和大型企業(yè)的一系列所作所為，就不難發(fā)現此類事件并非偶然。

日本人對待現實責任的態(tài)度和對待歷史責任的態(tài)度如出一轍，唯一能讓人期待的就是鞠躬時的角度。

但另一方面，他們在配合美國全球霸權的工作上又非常兢兢業(yè)業(yè)。

• 在外交立場上與美國保持一致：搞好和美國朋友的關系，保持和美國對手的距離。

• 在經貿政策上唯美國馬首是瞻：讓簽協(xié)議就簽協(xié)議，讓買美債就買美債，讓制裁誰就制裁誰。

• 在軍事行動上與美國緊密合作：積極參加各種美國主導的演習，主動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保衛(wèi)美國的反導系統(tǒng)...

日本統(tǒng)治集團的這種做派并不令人意外，畢竟他們的命就是美國當年救下來的。

而這也是日本這個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走在正道上。

美國雖然在戰(zhàn)后對日本進行了包括“解散財閥”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動作，但因為沒有解決裕仁這個源頭問題，所以這些改革大都流于表面，并不徹底。

這樣的結果就是大量的貴族和財閥在戰(zhàn)后馬照跑舞照跳。

面對此情此景，日本民眾當然可以選擇抗爭，但他們卻選擇了包庇和縱容。

這些貴族和財閥本來就是日本統(tǒng)治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大家對他們既不清算也不反抗，那么他們自然就在后來的日子里繼續(xù)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統(tǒng)治日本。

只不過頭上多了個主人：美國。

可以說日本的統(tǒng)治集團其實就是一個被美國抓住把柄的貴族罪犯集團。

他們的命脈在美國手上，不在日本平民手上，所以干起活來當然是“對內躬匠，對美工匠”。

這個問題在美國霸權的上升期并不明顯，因為他們在那個時候還能吃到很多美國霸權的紅利。在大量增量財富的加持下，很多國內外的矛盾都能糊弄過去。

而一旦美國霸權開始衰落，分給“小弟們”的增量資源開始缺斤短兩，日本統(tǒng)治集團的本來面目就會展露無遺。

好死不死，日本又正好是一個地質災害多發(fā)的地方，應對天災的大量日常開銷是躲不掉的，他們天然比其他發(fā)達國家更難維持表面的體面。

因此，一旦日本之前積累的存量財富消耗殆盡，他們在未來的“國生”中就只會越來越頻繁地上演“多難穿幫”。

比如說因為這場元旦的地震，日本又有核電站出現問題：位于日本新瀉的柏崎刈（yì）羽核電站發(fā)生了燃料池水（含放射性物質）溢出事故。

不出意外的話他們又要開始鞠躬了。

我們在談論一個國家的前途時，經常會提到“國運”這個詞。

這個詞聽起來既宏大又縹緲，但實際上它的來源非常接地氣，就是每一個國民的具體選擇。

人民成千上萬的選擇匯集在一起，經過大量的對沖和整合，最終形成一股大勢。這股“大勢”便是一個國家命運的基礎。

日本人在幾十年前選擇了不清算罪犯，于是他們最終也被罪犯所統(tǒng)治。

這便是他們的國運。

在這種情況下，你越是幫他們粉飾太平，就越是在助長那些罪犯欺壓和蒙騙日本人民的行為。

對于日本人來說，向他們揭露歷史真相才是對他們最大的幫助。

站在中國人的角度上看，我們當然希望自己能夠擁有一個良善的鄰居。只不過這并不是由我們來決定的。

我們所能做的只有認清和應對現實。

不過話又說回來，身邊蹲著一個人面獸心的鄰居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它就像是一面鏡子，既照出了世界的殘酷真相，也照出了我們身邊某些人的真實面目。

結 語

在有明一代的兩百多年時間里，海南島曾遭倭寇進犯多達17次之多。

其中又以1411年的侵犯特別慘重。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情況是：

“倭攻陷昌化，指揮徐茂領軍戍守，千戶王偉戰(zhàn)敗被殺，軍士死傷甚眾，城中人口、食糧、軍器皆被劫掠”。

到了二十世紀，海南島依然沒能逃脫日寇的魔爪。

1939年，侵華日軍入侵海南。在這之后6年里，日軍害死的海南居民人數高達四十多萬。

要知道當時整個海南島的總人口也不過兩百多萬。

也就是說日軍在這里僅用6年時間就殺害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這個比例是非常駭人聽聞的，它意味著島上的幾乎所有家庭都背上了血海深仇。

所以這里的居民在日本遭災的時候喊一句“報應來了”，是一種非常正常的情感宣泄。

不過無論我們怎么看待日本，都需要明白一個道理：

世間正義的伸張不能寄希望于“老天爺的報應”，國家的安全和前途也不能寄希望于敵人的幡然醒悟。

能守衛(wèi)和平的，唯有自己手中的利劍。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人對日本保持一個復雜的態(tài)度并沒有什么不好，因為這會在國家共識的層面上為我們的行動帶來更多的靈活性。

畢竟對于一個一直沒有洗清罪責的罪犯來說，我們未來對它采取任何行動都是合理的。

后記：

1945年8月15日，裕仁發(fā)布《終戰(zhàn)詔書》。

在這個《詔書》的原版內容里，通篇沒有提到“投降”和“罪責”，有的只是天皇“時運不濟、無奈停戰(zhàn)”的不甘。

原文翻譯節(jié)選：

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zhàn)，實亦為希求帝國之自存于東亞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固非朕之本志；

然交戰(zhàn)已閱四載，雖陸海將兵勇敢善戰(zhàn)，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克已奉公，各盡所能，而戰(zhàn)局并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于我。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所及，實難逆料；

如仍繼續(xù)作戰(zhàn)，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并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全億兆赤子，陳謝于皇祖皇宗之神靈乎! 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lián)合公告者也。

這些內容正是日本法西斯真實心態(tài)的體現。

當年《終戰(zhàn)詔書》發(fā)布后，戰(zhàn)爭也沒有立即結束，說到底這只是一個日本人自己寫給自己看的文件，并不具備國際上的法律效力。

所以9月2日才是法律意義上的日本投降日期。中國在1946年4月將9月3日定為抗戰(zhàn)勝利紀念日（“國定紀念日”）。

而由于日本一直沒有清算戰(zhàn)爭匪首，所以該國現在的定位非常清晰：

它仍舊是個罪犯。

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每個日本人都背負著歷史責任，但這不代表我們要痛恨每一個具體的日本人。

對于那些以實際行動反對法西斯的日本人民，我們當然應該是團結的。

比如說我個人就很欽佩這哥們：

而在國家層面上，日本作為一個逃脫法律制裁的罪犯，當然不希望各國記得這段歷史。

只不過二戰(zhàn)法西斯的罪行實在是罄竹難書，不可能被掩蓋，所以對于二戰(zhàn)的紀念活動他們也只能認可。

只不過他們更希望強調8月15日這個“終戰(zhàn)”日期，而非9月2日這個投降日期，尤其不希望人們紀念9月3日中國勝利日。

因為他們不愿承認失敗，更不愿承認敗給了中國。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日本勸說各國不要參加我國勝利日閱兵的抽象操作。

可以說是臉都不要 了。

說白了，日本在骨子里就不認為自己是戰(zhàn)犯，也不想遵守戰(zhàn)后秩序。

這是當年放過日本法西斯匪首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們在處理中日關系時必然要面對的現實。

所以，舉行閱兵很有必要。

全文完

歡迎關注我的視頻號“觀雨者的放映室”，明天我和談書會在視頻號上和大家聊一聊閱兵式上的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