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眼中最奇葩的案例——阿根廷的復蘇之路

在我們的印象中，阿根廷這個國家除了足球就是牛肉，如果有關心國際政治的朋友，可能還知道米萊總統——他揮舞著電鋸，誓言要用“休克療法”，讓阿根廷再次偉大。

但鮮有人知的是，阿根廷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被譽為南美的法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甚至一度壓過美國，成為全球移民最理想的移民目的地。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之后的阿根廷卻成了經濟危機的頻發地與債務纏身以及拉美陷阱的最典型國家。

阿根廷的沉淪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呢？這背后有哪些歷史文化、政府政策這些深層原因？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曾說過：“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四種，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日本，還有阿根廷。”

阿根廷的全名是阿根廷共和國，于1816年建國。在那之前它一直是歐洲的殖民地。建國后它先是經歷了被地方軍閥和強人（尤其是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幾十年的統治，由政府全權操控國家的經濟動向。但結果卻是一通操作猛如虎，一看戰績二百五，那時的阿根廷窮的是叮當響。

于是，到了1852年憤怒的民眾把羅薩斯給趕下了臺，國家轉變成了聯邦民主制。民選政府上任后就吹響了自由化改革的號角，開放了進出口。

這一開放了，一首蒙古民謠“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就飄到了阿根廷人民的耳中。阿根廷人一聽眼睛瞬間就亮了：這首歌唱的不就是我們家嘛。論水土，我們坐擁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潘帕斯大草原，不比蒙古差。論地盤，我們是世界領土面積第八大國，歐洲列強加起來也就跟我們差不多大。既然咱們資源這么豐富，為什么不利用一下呢？于是，政府就鼓勵民眾在草原上養牛養羊種糧食。

但問題來了，這么多農產品，賣給誰呢？這時，之前殖民時期留下的歐洲人就對阿根廷政府說了：“我們老家那邊正在大規模工業化轉型，據說需要大量進口農產品，要不咱們聯系一下他們？”

阿根廷政府一聽就樂了，這簡直是天作之合啊，干起來！就這樣，阿根廷成為了歐洲糧食的超級供應商，開始走上了 賺錢 致富的道路。隨著歐洲與阿根廷的貿易越做越大，歐洲那些嗅覺靈敏的資本家開始對阿根廷市場垂涎欲滴。于是一大批地主老財資本家卷著被子裹著錢，坐著船來到阿根廷，又修鐵路又辦廠甚至還興建了學校，準備世世代代扎根阿根廷。

阿根廷政府面對資本的涌入，當然是敞開國門表示熱烈歡迎。這波資本的流入，再加上市場的開放，阿根廷憑借著肥沃的土地跟溫帶氣候，讓其在20世紀初迎來了經濟騰飛，成為了世界上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小麥年出口從10萬噸增長到了250萬噸，牛肉年出口從2.5萬噸增至36.5萬噸，一度擁有全球這兩個商品的定價權。

190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達到了全球第七，一度超過了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根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按照1990年的美元不變價計算，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就已經達到了3797美元，而同期的日本只有不到1500美元。

彼時的阿根廷，不論是經濟還是氣候條件，都是極具移民吸引力的，移民主要來自意大利、西班牙還有德國，這也給了二戰的時候阿根廷同情這些軸心國，同情納粹奠定了一些人口的基礎。

雖然當時的西班牙弗朗哥政權不是明確的軸心國成員，名義上它是保持中立的，但是卻實實在在的給過當時第三帝國德軍的不少的實質性的幫助。例如說1941年到1943年，4.7萬的西班牙人加入了一個志愿軍在東線被編入德軍的第520步兵師，甚至在二戰以后阿根廷被視為接納粹戰犯的一個庇護所。

當然這是另外的故事，今天不表。總之，1880年到1930年，阿根廷吸引了將近600萬的移民，那個時候的阿根廷人的生活方式特別歐洲，布宜諾斯艾利斯被稱為南美的巴黎，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國際化的大都市之一。

而且不僅經濟發達，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也是在世界前列：1910年阿根廷的文盲率就已經降到30%以下；阿根廷那個時候大學都已經免費了，醫療體系也特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健全了；阿根廷1913年就開通了地鐵，不僅比他的南美鄰居們早了半個多世紀，甚至比日本還要早15年。

但時間到了上世紀30年代情況就突然不一樣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跟隨后的經濟大蕭條，對阿根廷這種貿易依賴型的經濟類型進行了一個沉重的打擊。事情是這樣的，1929年美國大蕭條導致經濟崩盤，全球市場一片慘烈，歐洲各國為了自保紛紛采取了保護主義，減少進口，這就讓阿根廷的支柱產業“農產品出口”大受影響，經濟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國內失業率飆升。

俗話說：“由簡入奢易，由奢入簡難。”此時已經習慣了富甲一方的阿根廷民眾，面對突如其來的苦日子自然是一百個不樂意，所以國內就爆發了政變。

結果，從前對經濟放養的政府被趕下了臺，取而代之的則是阿根廷的軍政府。但問題是軍隊打仗可以，但讓他們想辦法改善經濟，那不是開玩笑么？軍政府上臺后，雖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卻越改越亂，經濟問題非但沒能解決，反而還更加惡化了。

最后，軍政府索性祭出了一記昏招，那就是“進口替代工業化”。這個政策說白了就是出口轉內需、限制外資，同時瘋狂補貼本土企業。但問題是，政府補貼本國企業那可是需要錢的，那錢從哪里來呢？

可別忘了歐洲各國當時都在實行保護主義，阿根廷曾經的掙錢法寶“出口”已經不好用了，那可怎么辦呢？為了維持出口，阿根廷軍政府就與英國簽署了《羅卡-倫西曼條約》，這個條約規定：阿根廷可以獲得85%的英國進口牛肉市場份額。但作為交換，必須對在阿的英資公司提供稅務優惠，并且允許英資企業在阿根廷享有壟斷性利益。

簽署這種不平等條約，不就等于簽了一紙喪權辱國的賣身契嗎？所以1930年到1943年這段時期，在阿根廷歷史上也被稱為臭名昭著的十年，整個阿根廷就跟霜打的茄子一樣，萎靡不振。

就在這時，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胡安·庇隆。

庇隆這個人很有意思，他原本是個軍官，但因為特別會演講，會煽動人心，所以很快就成了一顆政壇新星，并且在1946年成為了阿根廷總統。

庇隆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和另一個主義都是過時的，資本主義通過資本剝削人，而另一個主義通過國家剝削人，二者雖然不同但核心一樣，都是害人。所以庇隆上任后，就提出了一個“第三位置主義”，也叫“庇隆主義”。它強調的是工人權益、民族主義還有國家干預。

這個國家干預實質上就是經濟保護所謂的民族工業干預手法，總結就兩招——廣泛補貼和國有化。

這就導致了什么？導致該淘汰的企業它不死，本來能夠有足夠發展前景的企業跟經濟部門也發展不起來，這種經濟政策如果長期化的話，整個經濟體中就會充斥著大量的僵尸企業，不創造價值不說還會極大地拖累整個經濟體，使得政府的開支飆升，效率一直保持在一個低下水平。

生產水平上不去，政府赤字就會擴大，帶來的只有債務赤字貨幣化，再往前一步就是惡性通貨膨脹，這就為更加嚴重的經濟失控與經濟危機埋下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基礎。

并且庇隆還推行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比如說提高工資、擴大工人權益，甚至讓窮人也能過上像歐洲中產階級一樣的生活，非常貼近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策。

但福利是要錢的，錢從哪里來呢？一開始庇隆政府還能靠對二戰后歐洲重建的出口來維持國內的巨額開支，但隨著歐洲重建完成，對農產品的需求減少，阿根廷的出口就開始驟降。

那怎么辦？印錢唄。于是阿根廷就開啟了它的通脹之旅。庇隆第一次出任總統的10年間，阿根廷的平均年通脹率超過了20%。如此高的通脹，國內老百姓肯定不高興，所以1955年庇隆就被軍隊給推翻，流亡到國外去了。

但問題是庇隆雖然走了，但他留下的爛攤子該怎么收拾呢？答案是，沒法收拾。在接下來時間里，阿根廷就像沒頭蒼蠅一樣，軍政府和民選政府輪流上臺，但兩邊沒有一個能用有效手段遏制通脹的。這段時間阿根廷經濟的特征就是——政府一會兒實行市場管制，強行控制物價，但結果是黑市橫行，經濟效率低；然后為了刺激經濟，下一任政府就開始一邊印鈔一邊向國際借錢，結果就是物價再次飛漲，通脹更加惡化。

以至于到了最后，老百姓對貨幣的信任全無，而國內外資本也都對阿根廷市場是敬而遠之。

在這段時期還發生了特別戲劇化的一幕，1973年庇隆在國外流亡了快20年后，竟然又被重新請回了阿根廷，并且還又一次當上了總統。但這一次他沒干多久就過世了，把總統的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妻子伊莎貝爾·庇隆。但“女庇隆”的執政能力比她的老公還差，弄得阿根廷是烏煙瘴氣。

無奈之下，1976年軍政府迫不得已再次上臺，而阿根廷就一直重復著借錢、印錢、然后通貨通脹這種惡性循環。

當時軍政府為了能夠穩固統治，把民粹主義跟民族主義這些玩意都給弄出來了，攻擊的目標是誰？是英國。阿根廷跟英國主要的歷史矛盾來自于一個叫福克蘭的群島，阿根廷這邊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

而這個故事要扯挺長，總之是本糊涂賬：1690年，英國海軍首次登陸該群島，并命名為福克蘭群島。1764年，法國人在島上建立了永久據點（路易港）。三年之后，也就是1767年，法國將該群島的定居點和權利轉讓給西班牙。由于阿根廷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西班牙殖民地，所以阿根廷的法理依據是對原西班牙殖民地范圍的一個完整繼承。

1816年的阿根廷就已經獨立了，第一次跟英國沖突是在1833年。當時的英國正是黃金時代，全世界到處都在開分基地，別說阿根廷了，就算是一條狗從英國皇家海軍門口過都得挨兩巴掌，所以當時英國海軍又把馬島給搶回來了，所以這個島嶼就被后來的聯大定性為有主權爭議的地方。

本來這事黑不提白不提的也就算了，但是到了阿根廷軍政府上臺之后并沒有檢討阿根廷扭曲的經濟政策，而是轉移國家的內部矛盾，大體的意思是：大伙活得差，不是我的錯，也不是國家的錯，而是因為歐美的資本對大家的剝削，所以我們要消滅歐美資本。

他們先是大規模的沒收了歐美資本的鐵路工廠，然后又進行國有化改革，后來又發展到對于歐美的企業家進行驅逐，但是結果就如同大家想到的那樣，經濟更差了，還附帶了一個意外——本國的民營企業跟企業家也開始拋售資產瘋狂跑路，連帶著把阿根廷本國貨幣比索也給帶崩了，生產力那是斷崖式的下降。

打碎了私有產權制度之下的財富蒸發速度更加迅速，到了1980年代，阿根廷的通脹最低的一年是1980年的87%，但是軍政府造的孽直到被推翻了還在發酵，到了1989年達到了3079%，高峰期的一個月時間，通脹就漲了197%。這是一個短缺型經濟體的一個基本態勢，而生產過剩型的經濟體只是把通脹轉化成了通縮而已。

當阿根廷軍政府無路可走的時候，便開始挑唆戰爭，就是著名的馬島海戰——1982年阿根廷軍政府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了，還是吹多了把自己的腦子也給洗壞了，決定武力收復英國控制的馬爾維納斯群島。這一場戰爭成了阿根廷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個頂點，但是也加速了軍政府的倒臺跟國家的進一步的衰落。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軍隊登陸并迅速控制了馬島，英軍隨即派遣了特遣部隊開始反擊。戰爭只持續了74天，結果就是阿根廷戰敗，造成了649名阿根廷士兵的陣亡，英國方面則有255人陣亡。馬島戰爭的失敗極大打擊了阿根廷的民族自信心，軍政府也跟著垮臺。1983年民主制度又恢復，但戰爭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加劇了經濟困境。那年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343%，外債高達430億美元，經濟已經可以說是徹底崩潰。

到了1988年，阿根廷政府突然發現他們積累的債務，光利息就快能把人給壓死了，國內的通脹也已經來到了驚人的3000%，這樣下去該如何是好呢？上世紀90年代初，為了徹底解決惡性通脹，阿根廷政府就想出了個狠招——他們把比索和美元的匯率強行進行了1:1綁定，意思就是不管市場怎么震蕩，1比索始終等于1美元。

此外，政府還推行了企業私有化改革和市場自由化改革，吸引國際資本進入。這些措施短期內確實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通脹迅速被拉回到了個位數，外資也大量涌入，整個國家的經濟終于開始好轉。

但好景不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這場危機給位于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主要是因為這次危機讓投資者一下子對亞洲和南美那些高風險高回報的新興市場失去了信心，開始大量撤資。

對于在阿根廷的投資者來說，想要撤離就得把手里的比索換成美金，然后轉移出境。這就導致了阿根廷央行會瞬間吸收大量原本正在市場上流通著的比索，同時失去等值的美金，引起市場出現貨幣短缺的現象。面對這種情況，央行本來是應該增發比索，以保證市場擁有足夠的貨幣流通，確保經濟繼續運行。但當時阿根廷的央行卻發不出一分錢，為什么呢？咱們前面說到阿根廷實行了比索與美元1:1匯率綁定的政策，這條政策規定央行每發行1比索，都必須持有1美元的外匯儲備作為支撐才行。

可問題是外資撤離時，把央行手里的美金都給換走了，央行沒有美元，所以根本沒法通過增發比索來救市。這種尷尬的局面讓阿根廷的經濟一秒鐘崩盤，整個國家的失業率一路飆到了25%，負債率一舉超過了GDP的50%，貧窮率更是捅破了天。

面對這么一個爛攤子，阿根廷政府索性選擇了擺爛，比索美元1:1政策原地取消，總統跳上直升機逃亡他鄉，而國家欠下的一千多億美元外債，則是屁股一拍直接老賴不還了。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阿根廷經濟直接自由落體，不僅國內民不聊生，國際上也全無信譽可言。此后，阿根廷基本就是無限的重蹈覆轍，國家的經濟呈螺旋下降之勢。

看到這有朋友會說，這阿根廷的經濟怎么感覺越管越亂啊？沒錯，所以要想讓經濟出現好轉，那就必須遵循一個十二字真言——牛肉必須散養，經濟必須平躺。

所以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自由落體式下滑后，終于一個手拿電鋸、瘋瘋癲癲的大叔出現了，他誓言要讓阿根廷經濟回歸散養。這個人就是玩電鋸的哈維爾·米萊。

米萊1970年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從小脾氣就爆，在學校經常因為口無遮攔和同學干架，所以小學時就榮獲了“瘋子”的稱號。念高中時，米萊最喜歡的兩件事就是彈吉他和踢足球。

本來如果一切正常的話，他應該是去當搖滾樂手或者守門員。但問題是米萊他不是正常人，所以高考填志愿時，手一抖，報了經濟系。

那剛進大學時，米萊對經濟學是即沒興趣也不懂，每天還是想著踢球彈琴。但前面我們提到過，80年代阿根廷爆發了惡性通脹，而這成為了改變米萊人生方向的轉折點。

事情是這樣的，一天米萊像往常一樣去踢球，踢完后想著去小賣部買瓶水，但誰知一場球的工夫，可樂的價格就從2塊變成了4塊。正當他躊躇著到底要不要買的時候，就看一堆人瘋狂的跑進商店搶購商品。

這種現象讓他很納悶，因為大學經濟基礎課里說，物價上漲的時候人們會減少購物，但怎么阿根廷現在物價飛漲大家卻都在搶購呢？就是這么個小事一下讓米萊對經濟學產生了好奇心，開始自學各種經濟學知識。

在他自學的過程中他接觸到了一個特別小眾的經濟學派，叫奧地利學派。這個學派的核心理念，大概就是說市場應該自己玩自己的，政府千萬別管，只要政府一插手，市場準亂套。這種說法聽上去就很極端，也正因此奧地利學派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被主流經濟學家所邊緣化。

但米萊看到這個理論后簡直就跟找到了知音似的，不但之前的疑問瞬間全都懂了，而且還原地開悟——阿根廷100年來不斷的在經濟上改革、崩塌，然后再改革、再崩塌，這種惡性循環的根源，原來就是政府干預太多造成的呀！要想徹底改變這一切，那就得讓政府放手，讓市場自己運行才行。

從那以后米萊就踏上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小路一去不回，成為了一個極端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了解了米萊的成長經歷后不難看出，這個人口無遮攔、個性叛逆，而且還瘋。這些特點，再加上他在經濟學上劍走偏鋒的造詣，就注定了這個人想不成名都難。所以果不其然，米萊畢業后很快就在經濟圈嶄露頭角，先后在多個政府機構和私人企業出任經濟顧問。

他與生俱來的語言天賦和對經濟的獨到見解，也讓很多大學都爭著聘他當經濟學教授。而米萊本身也是個非常會自我營銷的人，不僅經常發表經濟學方面的論文，在學術上造詣頗深，他還主持了一檔自己的廣播節目，叫“粉碎神話”。

節目里他動不動就向阿根廷政界和經濟圈開炮，一會兒罵政治精英是社會寄生蟲，一會兒又損阿根廷央行，說他們是海盜專搶老百姓的財富。

當然除了罵，他也經常會給阿根廷經濟支招，比如說減稅。米萊曾經說，稅收無非就是一種政府剝奪個人財富為己所用的骯臟手段，如果取消稅收，那老百姓的日子能過好一大截。他還特別反對庇隆主義，認為大搞福利是導致國家經濟死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這個頭頂六零年代搖滾發型、表情極附戲劇張力的大叔，用饒舌般的談吐，把原本枯燥的經濟知識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給阿根廷民眾講的是頭頭是道。而且他對經濟問題的剖析都是從民眾的角度出發，每一句都說在老百姓的心坎兒里，米萊在阿根廷的知名度就越來越高。

米萊的政治生涯是從2020年正式開啟的。當時他還沒想說要當總統，因為畢竟一個人再瘋，也知道不能一步登天吧？

所以他就從競選國會議員開始。參選議員最好能掛靠個黨派，這樣能顯得正式些。但問題是以米萊的性格，阿根廷沒有哪個黨派能入得了他的法眼。于是他索性自創了一個黨派，叫“自由前進黨”。2021年他就以自由前進黨的名義參加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會眾議員選舉，以17.04%的選票成功拿下了兩個席位。

別看17.04%的選票好像不高的樣子，要知道阿根廷政治圈長久以來一直是被左翼“正義黨聯盟”和右翼“一起改變聯盟”所壟斷的。而米萊這個初來乍到的門外漢，能一上來就從左右兩派手里搶到17.04%的選票，這已經是前無古人的戰績了。

這也證明了當時阿根廷民眾對那些傳統政客是有多厭惡了。當選議員后，米萊很快就發現，僅憑兩個眾議院席位，這話語權還是太小了。于是2022年7月2日，米萊就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集會上，面對幾千名粉絲高調宣布：“我！米萊！要競選2023年阿根廷總統，我要讓阿根廷再次偉大！”說罷就從兜里掏出把電鋸，誓言一定要斬除阿根廷的腐敗。

當然，除了形式上的標新立異，米萊的競選內容也是實打實的給力，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他打出的“休克療法”。當時米萊是這么對民眾說的：“阿根廷在國際上早就已經沒有信譽可言了，我們已經到了不改革就不會有商業投資的地步。但改革必須得有錢才行，可我們國家已經沒有錢了。因此，我上臺后準備使用休克療法。這個方法勢必會給大家的生活短期內帶來一個陣痛，但我們也是迫不得已，為了清理過去100多年來的那些政治精英們留下的垃圾，我們別無選擇。”

老百姓一聽米萊這么誠懇地把丑話說在前頭，比那幫油嘴滑舌的政客肯定靠譜得多啊。于是2023年底，米萊以壓倒性的優勢當上了阿根廷總統。

彼時，幾乎沒人懷疑阿根廷已經站在了懸崖邊：2023年阿根廷的通脹率還是高達211%，比索的貶值速度比商店進貨的速度還快，貧困率超過40%，阿根廷人已經習慣了把美元藏在床墊下以應對每隔幾年就爆發一次的金融危機。當時有人調侃說阿根廷的經濟就像在跳探戈，總是在同一個節奏里邊反復的旋轉，如果米萊只是修修補補的話，那阿根廷也只會持續在危機的深淵里。

米萊上任后立刻就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先是大幅度的削減政府開支，凍結公務員的招聘，把政府部門只裁撤到個位數。

隨后，米萊又把刀砍向了政府補貼。多年以來，阿根廷政府通過巨額補貼來人為壓低能源、交通等公共服務的價格，表面上是為了減輕民眾負擔、讓大家用低價買到生活必需品，目的也只是讓通脹數據看起來沒那么難看。

但這種做法其實是飲鴆止渴。政府沒錢補貼，就只能靠舉債或者印鈔來填補財政赤字。這就意味著，雖然市面上的商品價格被人為按住了，但貨幣卻越來越不值錢，最終還是以更高的通脹、貨幣貶值的方式，把負擔轉嫁回了全體民眾身上——大家表面上享受了低價，實際上卻要承擔更嚴重的經濟困難。

米萊對此解釋得很直接：“補貼從來不是天上掉餡餅，而是全民共同承擔的債務，最后必然以通脹的方式反噬所有人。”所以他決定讓電價、燃氣等恢復市場化定價。短期來看，很多家庭的生活成本會迅速上升，抗議聲也隨之而來。但米萊非常堅決，他的第一個財政目標就是堅決不再靠印鈔來度日，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遏制通脹，恢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與此同時，米萊提出了貨幣美元化這個設想，原因很簡單，人們已經對比索失去信心了。雖然推行美元的步伐緩慢，但他果斷放松了外匯管制，讓市場決定匯率，讓許多阿根廷人第一次嘗到了可以自由兌換的美元。雖然比索繼續貶值，但黑市與官方的巨大價差已經被抹平了，這就意味著權力階層沒法有權力的套利空間了。

在勞動力市場上，米萊也沒有手軟，他推動了簡化解雇手續，降低用工門檻，鼓勵企業進行雇傭。對于就業問題上，他采用了和當時羅斯福新政同樣的手法——《暫且擱置工業復興法》來降低用工成本。

過去阿根廷的那些勞動法規是極其變態的，導致企業寧愿不擴大生產，也不敢輕易招聘新員工。米萊給了企業喘息的機會，也讓不少年輕人第一次看到了就業市場的希望。

當然工會的抗議聲也是越來越大，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上常年有人在抗議米萊的這些經濟政策，主旨就是要保護工人的權益。對此米萊反復強調就一句：“如果我們不改革，大家就都別活了，并且阿根廷會世世代代的一直貧窮下去。”

米萊還通過法令一次性廢除了300多項市場監管法規，這些法規實際上就是增加非稅收入，用于填補阿根廷政府的財政赤字。在這之前哪怕你從阿根廷開一家小餐館，都要面對無數的審批和無休止的賄賂。

米萊做法就是從政治上一步到位，讓企業家們重新燃起了創業的想法，外資企業也開始重新關注阿根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阿根廷的改革也是非常肯定的。從今年開始，阿根廷的經濟的起色可以說是非常明顯：財政赤字明顯收窄；國際市場對于阿根廷的信心開始回升；IMF宣布追加對阿根廷貸款；阿根廷的國債收益率也在下降；外資企業開始重返布宜諾斯艾利斯……

一套組合拳下來，阿根廷的經濟前兩年雖然還在惡化，但是市場信心卻在不斷恢復，2024年底阿根廷的經濟出現了久違的正向增長，尤其是長久以來一直困擾阿根廷的通脹更是從之前的三位數一下落到了接近4%。

阿根廷的改革可以是一面鏡子，但前提必須是…… 雖然米萊的政策不能保證阿根廷一定會再次偉大，但至少目前看來阿根廷的經濟應該是會朝一個好的方向發展。既然這樣，我們祝這位電鋸大叔能帶領阿根廷一路往前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