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批評明星就是道德綁架嗎？

“最重要的因素還在于，中國是發生過南京大屠殺的國家。”
作 者 | 郭松民
編 輯 |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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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寫了一篇短文，批評新銳國際明星辛芷蕾，在威尼斯電影節發表獲獎感言時，只字不提加沙和巴勒斯坦。

我認為，這非常冷血。

有人認為，這是道德綁架。

不！這不是道德綁架。

的確，在那樣的場合聲援加沙和巴勒斯坦，是一種道德行為，要求她這樣做，也是一種道德要求。

在一般情況下，道德只能用來責己，不能用來律人。

但問題在于，辛芷蕾不是一般人，她是國際影星，是有巨大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她的一言一行都具有強烈的外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國形象。

明星由于自己的影響力，可以享受很多普通人不能享受的特權，相應地，他（她）們也應該承擔許多普通人不必承擔的義務，也就是說，做為普通人，我們可以要求明星表現出更高的道德水平，可以向他（她）們提出道德要求。

這是非常公平的，也是一種國際慣例，根本不存在所謂道德綁架問題。

辛芷蕾的發言，充斥著一種“我終于了不起了”的沾沾自喜，并以“女孩們”的人生榜樣自居，完全不提加沙正在發生的大屠殺，這傳遞了一種什么樣的暗示呢？

其一，種族滅絕與我何干？加沙淪為地獄與我何干？只要個人成功就一切OK；

其二，這也是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所論述的大屠殺的“共謀”，因為這相當于在暗示：發生在加沙的一切都不重要，不值得一提。

可以想見，如果整個國際輿論界、文化界都是這樣一種態度，最高興的當然是內塔尼亞胡，他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繼續屠殺了。

02

那么，是不是辛芷蕾完全不了解情況呢？

絕無可能。

——在電影節開幕之前，就有數百名國際電影制片人和藝術家敦促威尼斯電影節組織者“明確譴責以色列政府和軍隊正在進行的加沙種族滅絕和對整個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他們還要求拒絕那些公開支持以色列明星、名人參加電影節，比如《但丁之手》的主演蓋爾·加朵和杰拉德·巴特勒。

——突尼斯女導演本·哈尼亞執導的聚焦6歲加沙女孩欣德·拉賈布死于以色列軍隊槍擊的影片《欣德·拉賈布之聲》，獲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大獎。該片在主競賽單元首映時，熱烈的掌聲長達23分鐘50秒，是歐洲三大電影節從未有過的，成了一條引起眾多關注的國際新聞；

——在電影節進行期間，有包括電影節嘉賓在內的數千名群眾，參加了一場大型游行，譴責以色列并呼吁結束種族滅絕，電影節場地外，變成了一片巴勒斯坦國旗的海洋。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在聲明中表示：“威尼斯電影節不能成為一個與現實脫節的活動，而應該成為一個譴責以色列正在實施的種族滅絕、西方政府共謀的空間，并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具體支持。”

……

所有這一切，難道辛芷蕾和她的團隊都完全視而不見嗎？

03

這里，最重要的因素還在于，中國是發生過南京大屠殺的國家。

近代以來，中國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淪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掠奪和屠殺。

中國不是美國、英國那樣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總是壓迫其他民族，基本沒有被別的國家和民族壓迫過。

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可能是一種權利，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則接近，或者就應該是一種義務——因為在中國人民100多年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斗爭中，我們得到了世界各地堅持正義的人民和反法西斯戰士的同情與支持，比如在晉察冀解放區殉職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在南京的德國人拉貝。

1949年，我們贏得了獨立和解放，中國人不再受到大屠殺的威脅了，難道我們不應該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們沒有忘記世界人民對我們的同情、支持和幫助嗎？

更何況，中國當下進行的反對美國霸權、警惕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爭取祖國統一的斗爭，不都需要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正義人民的支持嗎？

不久前，《南京照相館》在國內引發觀影熱潮，很多人還希望影片能夠在國際上引起反響。

那么，《南京照相館》中的幾個人，為什么拼死也要把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送出去，送給西方媒體呢？

難道不正是為了獲取國際同情嗎？

那個時候，我們有多么渴望國際關注，今天，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就有同樣甚至加倍的渴望。

為什么我們的同情就那么吝嗇呢？

應該明白：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我們就是今天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在今天的加沙地帶，被屠殺、被驅逐的就是1937年12月的我們。

無視他們，就失去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