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小伙送外賣5年，還債50萬，如今月入過萬

在中國近十年的商業版圖中，很少有哪個賽道像外賣行業一樣，受到如此熱烈的關注。

這場圍繞“吃”的戰爭，在今年尤為火熱。各外賣平臺核心的角力點，離不開那群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賣員。他們是這場戰爭中最高效的“步兵”，是連接線上訂單與線下餐桌的最后一公里。

這個行業，就像一個巨大的就業蓄水池，為那些在時代轉型中尋找新的方向的人，提供了一個奮斗的入口。陳衛平和黃曉琴就是被這股浪潮先后卷入。

在成為一名閃購騎士之前，陳衛平是一名老板，之后因開辦健身房負債幾十萬元。黃曉琴也因為家庭變故背負巨額債務，重重壓力之下進入這個行業。

失意的創業者、轉型的產業工人、背負家庭重擔的中年人、尋求自由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人帶著各自的故事，匯入外賣這股洪流。他們用時間和汗水換取生存的資本，不僅在奔跑中還清了債務，還成為了帶領更多外賣員的“隊長”，改變了命運的軌跡。

從創業老板到外賣騎手

江西人陳衛平曾經當過兵，后來在大學做過安保，又進過工廠流水線，也在工地上搬過磚。在互聯網電商浪潮初起時，他開過淘寶店，賺到錢后還在福建開了一家小型的服裝代工廠。

那是屬于“老板陳衛平”的高光時刻。他從“卡賓”“七匹狼”這樣的大品牌手中接過訂單，組織生產，再交付回去。在一個好年景里，這家工廠一年能為他帶來五六十萬元的凈利潤。那幾年，他靠這門生意，賺了上百萬元。

之后，他帶著對未來更大的期許，將做生意賺來的錢悉數投入了開辦健身房里。然而，2020年，30歲這年，他剛裝修完畢、器械嶄新的健身房，迎頭撞上了疫情，不僅投資打了水漂，還背上了四五十萬元的債務。

幾乎是一夜之間，陳衛平從一個意氣風發的小老板，跌落成一個亟需現金流的負債者。

外賣這個在當時看來門檻最低、來錢最快行業，成了他的救生筏。

在福建，陳衛平第一次穿上了餓了么的騎手服，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段騎手生涯。但跑了一年多后，他發現訂單的單價和密度，遠不足以支撐高額的還債需求。在福建“每天花10個小時，月入過萬有點難。”

于是，他和另一個在跑單時認識的朋友，將目光投向了地圖上的三個坐標：福州、上海、杭州。福州不想再待，上海消費太高。考慮到杭州是一座被互聯網浪潮重塑的“電商之都”，2021年，兩個江西男人揣著湊來的一萬多元錢，踏入了杭州這座陌生的城市。

月入穩定過萬

到了杭州后，陳衛平花1000多元租了個20平方米的房間，購買了電瓶車、頭盔和餐箱，充滿期待，以為只要將時間投入進去，跑得快，就能換來相應的回報。

然而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杭州的城市肌理遠比他想象的復雜，商圈如同迷宮，一些商家藏在寫字樓與小巷的深處，找都找不到。

第一個月，他拼上力氣，換來的收入是 “4000多元錢”。這個數字，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還債有點難。

“這樣不行，得找個隊長帶。”朋友的提醒，點醒了困在迷宮里的陳衛平。

彼時的外賣行業，正處于外賣市場格局初定的階段。平臺從瘋狂投入、搶奪市場的野蠻生長期，逐步轉向精細化運營。運力，尤其是穩定、高效的運力，成為平臺服務的生命線。

在松散自由的“眾包”模式之外，一種更具組織性的“團隊”模式應運而生。這些團隊以商圈為單位，由經驗豐富的“隊長”帶領，享受著平臺派單的傾斜，但也承擔著更嚴格的紀律和淘汰機制。

在陳衛平尋找生活的方向時，30多歲的黃曉琴也正經歷著自己人生的劇變。這位來杭州十多年的衢州女性，曾開過圖文店，做過婚禮策劃。2020年，父親患病離世留下了巨額債務，生活的重壓將她也推上了餓了么騎手這條路。

她以一種驚人的能量投入這一行業，最瘋狂的一天，從早上7點跑到晚上12點，連吃飯都是在等餐的間隙匆匆解決，完成了127個訂單，收入800多元。這種極致的拼搏，讓她在2021年就成為了餓了么外賣騎手隊長。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衛平在抖音上刷到了黃曉琴的視頻，看到她已是一名餓了么優選團隊的隊長，講解著跑單的技巧和注意事項，視頻內容專業、實在。陳衛平抱著試一試的心態，發去一條私信，詢問加入的條件。回復來得很快，直接而干脆：“沒什么條件，只要能每天堅持跑單就行。”

就這樣，陳衛平通過黃曉琴的引薦，加入了以杭州西溪銀泰商圈為核心的配送團隊。這次看似簡單的“入隊”，徹底改變他未來幾年的奔跑軌跡。

這個團隊背后并沒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只有一種近乎原始的、腳踏實地的功夫——“認店”。“對我們騎手來說，工作中最難的環節其實不是送餐，而是取餐。”陳衛平解釋道。送餐可以依賴手機導航，路線清晰；但取餐，尤其是在早期，是一場與模糊信息的戰斗，騎手找不到店鋪具體位置，在商家的招牌叢林里暈頭轉向，時間在這無謂的尋找中被大量吞噬。

“隊長”黃曉琴所做的，就是用人的經驗去彌補騎手的短板。每天下午一點到五點，訂單平峰期，她會關掉自己的接單軟件，領著陳衛平這樣的新人，穿梭于商圈的每一條通道，指認每一家餐廳。“要把整個商圈的商家都認識下來，如果全身心投入，最快也要一個星期。”

在隊長的帶領下，陳衛平迅速完成了“新手期”的蛻變。他腦中的杭州，不再是一片模糊的色塊，而被精確的商家坐標和最優取餐路線所填充。他理解了隊里那些月入一萬五、二萬的老隊員，他們的收入并非天賦異稟，而是源于對這片區域極致的熟悉，將每一分鐘的效率都做到了極限。

加入團隊后，陳衛平的收入變化是“立竿見影”的。第二個月，他的工資條從4000多元躍升至8000多元，直接翻倍。

在將區域內的商家都跑得滾瓜爛熟之后，他開始增加工作時間，每天“懟”到十三四個小時。他清晨7點出門，路上啃兩個包子，直到下午3點才回到出租屋，扒拉幾口飯，睡上一個小時。下午5點，伴隨著晚高峰的到來，他再次出門，直到差不多半夜12點收工。

他用這種方式，將自己的月收入穩定在了一萬元以上。“平臺提供了工具和訂單，但最終能賺多少錢，取決于你愿意付出多少時間和汗水。”陳衛平見過最厲害的騎手，一個月能賺兩萬多元，“那真是很有闖勁，多付出多收獲。”

成為騎士隊長

在奔跑的路上，陳衛平與黃曉琴的交集也日益加深。他們發現彼此身上有著共通的特質：都曾是創業者，都面臨生活沉重的壓力，又都選擇用最強悍的方式直面困境。

2024年，黃曉琴發起了“藍玫瑰助新公益服務中心”：她希望為騎手、網約車司機、家政阿姨等新就業群體中的女性，提供一個安全的港灣和技能培訓的機會。

陳衛平也加入了這個公益服務中心，成為新人帶教和培訓導師。就像當初黃曉琴一樣，他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去幫助那些數據差、差評多的騎手，分析原因，復盤路線。帶新人并沒有額外獎勵，但他對此并不在意，“也是想鍛煉一下自己，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

今年4月，本地即時零售新浪潮隨之而來，淘寶推出閃購業務，文件、藥品、咖啡、數碼產品、生鮮果蔬……理論上，城市里的一切商品，都可以被裝進外賣箱，在幾十分鐘內送達用戶手中。這不僅是業務的延伸，也是對整個城市運力體系的壓力測試。

“閃購騎士”應運而生，他們需要具備更強的認路能力、更靈活的應變技巧，以及應對更多元化商品配送的經驗。淘寶閃購平臺投入下，訂單多了，像陳衛平一樣的閃購騎士，收入也隨著上漲。“以前要跑五六百塊錢，要花13、14個小時，”他對比道，“現在單價和補貼上來了，可能跑10個小時就夠了。”

成為閃購騎士后，陳衛平的月收入高的時候超過一萬五千元。

除了收入上的變化，今年9月，陳衛平的身份再次發生變化。他從一名優選團隊的資深騎手，晉升為新推出的“蜂跑”模式小隊長，手下直接管理著40多號人。

“蜂跑”是平臺運營策略精細化的又一次迭代。隨著“萬物到家”業務的深化，大量3公里內的近距離訂單需要更好的履約和服務體驗。為此，平臺設計了“蜂跑”模式，通過提升近距離訂單的派單密度，讓騎手可以通過多跑多送的方式獲得可觀收入。

外賣行業的運力調配，從早期的粗放式管理，進化到了對不同距離、不同時段、不同區域進行“更精細匹配”的階段。

成為隊長后，陳衛平的工作日常被切割成了兩半。一半是作為騎手，在路上奔跑，維持自己的收入；另一半，則是作為管理者，處理團隊的“疑難雜癥”。

他主動將訂單平峰期的下午1點到5點空出來，“有的人因為訂單或者顧客的原因心態崩了，或者遇到打電話顧客不接的情況，我都需要去介入、去開導他們。”

如今的他正在適應這個新角色。他從隊長黃曉琴身上學到了責任與擔當，“她對誰都很包容，帶出了上千個徒弟”，但也保留著自己作為前老板的思考：在一個商業系統里，效率和規則是維持運轉的基石，人們也需要遵守淘汰機制，對于那些只想‘打醬油’不跑單的，隊里每周或者每個月都會淘汰一批。

“因為團隊名額是有限的，我們肯定要把機會留給那些真正想賺錢的人。”

奪回生活的主動權

跑外賣這么多年，陳衛平感受到算法系統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以前，一次超時投訴加上差評，就會有損失。現在“超時5分鐘內免責，平臺也在推出‘服務分’的試點，通過積分正向引導，保障騎手安全的同時提升服務體驗。”

此外，商家定位的精準度也大幅提升，“卡餐”耽誤時間的情形也大為減少。這些看似微小的優化，為騎士節省了寶貴的時間，轉化為更高的收入。

但江湖依然是江湖，委屈不可避免。他曾遇到一位顧客，自己填錯了地址，卻在電話里對他破口大罵。送餐上門后，對方甚至推搡他。陳衛平選擇了忍讓離開，但對方不依不饒，繼續發短信辱罵。他選擇了報警，就認個理。“這份職業，尤其是需要自己也能認真對待。”

如今，陳衛平的生活在杭州有了一個穩固的錨點。他租住的房子雖然小，但房間里空調、冰箱、洗衣機一應俱全，提供了一個安穩的庇護所。每個月，他吃飯開銷在3000元左右。上個月，他作為新晉隊長的收入是13000元，因為管理事務占用了部分跑單時間，比純跑單時要少一些。

但這份收入，足以讓他體面地生活，并穩步清償債務，幫助他重新奪回生活的主動權。

那筆四五十萬元的債務曾經壓垮了他的婚姻，當時孩子才一歲。這些年，他的孩子一直由務農的父母在江西老家帶著。“他們（父母）跟我說，孩子他們可以養，讓我先把外面的債還清。”

現在，他的債務只剩下三四萬元。

“跑外賣雖然辛苦，但相對自由，不用被管得太死，每天騎著車在城市里穿梭，也挺有意思的。”他對自己未來的規劃清晰而具體：再干一兩年外賣，還清所有債務，再存點錢，有了余力，就可以守著家人和孩子，一家人安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