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明滅亡原因：活力四射的晚明世界

從固有印象上來看，明清之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也是中國被西方趕超的時期，中國的科技在這兩個王朝幾乎停滯，西方正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時期活力無限，同一時期的明朝陷于黨爭和內斗，官吏奢侈腐化，皇帝昏庸風流、不思朝政，社會發(fā)展基本停滯，統(tǒng)治越來越黑暗，整個國家了無生氣。事實果真如此嗎？

明朝知識分子的活力

事實上明代中后期社會絕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如初春時節(jié)洶涌奔騰的江河在綠意萌發(fā)的連綿山巒中滾滾前行。新的思想、新的科技、新的文藝不是幾個人的孤芳自賞，不是個別天才零星的閃爍，不是高雅學術和普通大眾之間畫地自守的隔絕，不是民間和官方互不相通的對立，而是社會的每個關節(jié)乃至每個細胞都投入向前加速運動的過程中。

大明這個在中國歷史上最具活力、最豐富多彩的時代卻以最慘烈的方式終結是十分遺憾的。

在講述大明滅亡悲劇之前，先來看看晚明時期中西方知識上的交流和碰撞，由此我們將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大明和西方世界。一個被長期忽視的歷史的另一面。

從宏觀上來看，歐洲在14、15世紀天文學和地理學的發(fā)展下航海冒險活動十分活躍，打開了許多未知世界，這一時期的地理大發(fā)現使歐洲探險家們繞過大陸從海上建立了新航路，眾多歐洲傳教士沿著這條新航線抵達中國，他們把大量儒家經典翻譯成西方文字，傳回歐洲，對歐洲的變革產生了巨大影響。經歷史研究，那時歐洲的自由思想家認為孔子的學說是理性的結晶，智慧的寶庫。文藝復興期間抨擊基督教神學的理論幾乎全是孔子的學說。

對17、18世紀的歐洲人來說，老子的“道”、朱熹的“理”在他們看來是一個東西。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就把“道”說成“理”，都被理解成理性。

黑格爾

歐洲的學校考試到了18、19世紀才日漸發(fā)達，直到19世紀英國才出現近代化的文官制度。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實際上，當時中國的考試制度和儒家倫理給歐洲留下的印象比歐洲科學和數學給中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的多。

李約瑟說：朱熹這位偉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傳到歐洲后，對歐洲哲學界產生了不言而喻的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否則我們無法理解當時歐洲哲學突然偏離了神學傳統(tǒng)而呈現出偏重“理性”和提升實踐理性、道德理性這一背離傳統(tǒng)的奇特現象。美國的雅克布遜說：人們很難想象還有什么影響比中國對17、18世紀歐洲的沖擊更大、更多方面。

中國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對西方進步產生了革命性作用，傳入明末中國的西學也起到類似的作用。

西方科技傳入中國彌補中國固有科技的缺陷，與此同時伴隨晚明中國思想的解放，中國已呈現科學革命的勢頭。對數學、天文、地理乃至機械知識的欣賞和探究精神幾乎席卷了整個晚明知識階層。例如內閣首輔葉向高，東林人杰馮應京、鄒元標，崇禎時期的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兵部尚書熊明遇、張維國，才華卓越的明末四公子陳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等，都是格物窮理之學的贊賞者乃至直接參與者。甚至一些以古板文明的道學先生如黃道周都開始熱衷于提出新的天體運轉模型，劉宗周之類迂腐無比的大儒門下弟子都不乏精通西學科技的人物。

中國第一個成功制造望遠鏡并用于指揮火炮射擊的薄玨，其好友魏學濂就是既加入天主教精通西學，同時又是劉宗周的學生，和黃宗羲算是師兄弟關系。劉宗周的得意門生黃宗羲本身也在數學歷法方面造詣頗深，他在明天啟十四五歲時和湯若望等人學過天文歷算。明朝滅亡后，黃宗羲應用自己高深的歷算造詣為南明監(jiān)國魯王政權編制了《監(jiān)國魯元年丙戌大統(tǒng)歷》以及《監(jiān)國魯五年庚寅大統(tǒng)歷》。后來以推日食等歷算方法證實了《古文尚書》是一本偽書。

明末，如果一個知識分子不懂西學，不懂天文歷算都會自覺矮人一等。這種風氣到了明亡以后遺民的圈子里也有體現，例如顧炎武對小他十五歲的王錫闡就自愧不如，感嘆“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歐洲傳教士向明人傳播新知識

大明知識階層對新知識的強烈渴求，促使歐洲傳教士大量向明朝傳播新知識，以打開傳教局面，這就出現了明末七千冊西學書籍從歐洲運回中國的壯舉。

明萬歷四十一年，金尼閣奉龍華民之命返歐，其中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募集圖書和把優(yōu)秀的天文學家?guī)Щ卮竺鳌５诙杲K，他抵達歐洲，游歷意、法、德、比等國，搜集圖書達七千余冊。其中有反映開普勒物理天文學思想的著作《宇宙的神秘》和《哥白尼天文學概要》；有反映開普勒光學成就的著作《天文光學》《折光學》，還有《世界的和諧》《魯道夫星表》。除《新天文學》外，基本上涵蓋了開普勒的所有著作。

來華傳教士不僅運了大量記載最新知識的書籍到中國，而且還和當時西方最杰出的科學家有直接聯(lián)系。德國傳教士鄧玉函和金尼閣在1616年和開普勒在慕尼黑見過面。回到中國后，鄧玉函又和開普勒有通信往來，在天文問題上尋求開普勒的幫助。

對西方傳教士來說，他們來到東方最大的動力就是傳教，但遺憾的是中國最感興趣的不是基督教而是西方先進的數學、天文和地理知識。傳教士利瑪竇在1608年寫給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寫道：“我們的著作中，使中國人最感興趣的首推世界地圖以及數學之類的書籍。以及其它介紹新奇事物的書籍。”

傳教士們采取了曲線救國的策略，在科學知識的外衣下包裹了宗教思想，但是他們仍然未能達到目的，中國明代的知識分子大多去掉了宗教外衣，而虛懷若谷的吸收著科學知識。以至利瑪竇哀嘆他們在其他地方的傳教取得了輝煌成績，在中國卻連播種都無法做到。

晚明時期引進西方的世界地圖，逐漸破除了固有的天圓地方學說。受此影響晚明知識分子開始接受地圓理論，工部尚書熊明遇之子熊人霖便編寫《地緯》一書，這本書算得上是第一部中國人獨立編寫的專門系統(tǒng)介紹世界地理的著作。熊人霖在書中比較詳細的介紹了當時世界的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等區(qū)域劃分，以及其中各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和風土人情，還介紹了當時世界的海洋狀況以及中國到國外的航線，書中還附有一張世界地圖。

該書完成后，受到主流知識分子的好評，并在崇禎十一年刊印。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利瑪竇的信件，當時的萬歷皇帝也對世界地圖產生了濃厚興趣，萬歷命工匠刻版了多張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并在宮殿掛載。

王夫之和宋應星做研究

中國也不是都落后在某些方面領先世界，在化學方面，王夫之和宋應星以一系列經驗事實為例，對各種具體物質變化過程的質量不變性進行了大量分析論證，雖然沒有做科學的實驗，但經過初步的量化分析，也得出了正確的結論，直到18世紀法國化學家拉瓦錫經過縝密的科學實驗證明了這種現象，這就是質量守恒定律。可以說宋應星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上及其出色的化學家。

在病毒學方面，明代以前關于天花的記載比較混亂，明代后有了突破性的認識，過去人們認為天花是胎毒引起的，萬歷時期貴州巡撫郭子章編寫的《博集稀痘方論》中認為天花極有可能是因為診氣感染所致，診氣重則患病重，診氣輕則感染程度輕，所以有些人病重有些人較輕。診氣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病毒。因此郭得出不接觸診氣就不會感染天花的結論，批評一些人把天花當命數的不作為態(tài)度。

在實際治療天花的方法上，明人發(fā)明了人痘，通過現代打疫苗的方式輕微接觸診氣，獲得抵抗天花的抗體進而產生免疫力，明隆慶時期種痘技術已經被官方醫(yī)學辭典所認可。同一時期的西方仍處在蒙昧狀態(tài)，他們很多人把天花看作上帝的懲罰或恩賜，只能逆來順受。一百多年以后，英國用囚犯進行了人痘實驗全部成功，但西方人未能完全掌握中國種痘技術，種痘的危險性和失敗率依然較高。在近現代西方種族主義興風作浪，往往竭力貶低中國發(fā)明的價值，夸大人痘的危險性和失敗率，過度吹捧英國人琴納發(fā)明牛痘的意義。

在這樣一個對新知識的需求和供給都充足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下，明末清初中國科技的理論和實踐都出現了許多新的氣象。這其中有些是對西學消化吸收后的結果，有些則是獨立思考的產物，在個別問題的認識上比西方同期更為深刻，更接近現代科學的理念。在科學技術儀器制造方面民間知識分子也形成了一個前后相繼的群體。

西學傳入晚明，影響最大的還是科技方面。如果對明末中西方科技的情況做一個描述，比較客觀的說法是，此時雙方互有長短，中國在數學、天文、地理等領域相對落后，而在化學、生物、醫(yī)學、冶金等領域依然

保持領先。假如中國能在明末中西方的交流中抓住機遇，不僅能在已經落后的領域追趕上并趕超西方，原有保持著優(yōu)勢的地方則繼續(xù)領先。

這一時期伴隨著東學西漸和西學東漸，東西方文化科技產生了良性的交流，尤其是民間的思想碰撞，展現出一個自信且開放的中國。但是太遺憾了，明朝的滅亡使這一切基本上就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