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作家的精神原鄉，到底藏著多少秘密？

*本文為「世界博覽」原創內容 *

他將維拉莊園變幻出不同的形象搬進長篇小說《瑪麗》《榮耀》《防守》等作品，在其晚年長篇《愛達或愛欲》中，那個不通電的阿爾迪斯莊園同樣是維拉記憶的變奏。

小鎮西維爾斯基（Siversky）位于圣彼得堡以南大約70公里處，被寬闊蜿蜒的奧列杰日河環繞。河兩岸聳立著白樺、冷杉與赤松。這些高大的樹木在風中緩慢搖動，將高緯度地區特有的柔和陽光切碎成道道星芒。

即便是在綠意盎然的夏季，這些元素組合也會讓每一位旅行者清楚地意識到這里是亞寒帶的廣袤泰加林。由于地處高緯度地區（北緯59.35度），加之盛行西風從芬蘭灣帶來的大量云層和海風，就算在每年最熱的7月，西維爾斯基的平均氣溫也僅有22至23℃。更因遠離大城市的汽車尾氣、擁擠的街巷和林立的工廠煙囪，即便與圣彼得堡有著類似的氣候條件，這里依然比城市要涼快許多。

西維爾斯基小鎮地廣人稀，在秋冬季節會顯得尤其蕭索。然而一到夏天就是另一番光景，從圣彼得堡前來避暑度假的居民，會讓小鎮迅速熱鬧起來。除了涼爽的天氣和寧靜的自然，這座小鎮季節性的喧鬧更是與俄羅斯的“達恰”文化緊密捆綁在一起。

納博科夫

俄裔美籍作家，以其精妙的文字游戲、復雜的敘事結構和深刻的哲思聞名，代表作包括小說《洛麗塔》《微暗的火》《愛達或愛欲》《普寧》、自傳《說吧，記憶》等，他對語言與記憶的獨特探索，在文學形式上開辟了新路徑。此外，他也是一位癡迷研究鱗翅目昆蟲的專家。

納博科夫家族有三座相鄰的莊園：羅日捷斯特韋諾莊園、維拉莊園和巴托沃莊園，納博科夫的童年在這些莊園中度過。只有羅日捷斯特韋諾莊園被保存下來，并于1984年被改造為作家故居博物館。

明亮的夏日童年

從圣彼得堡波羅的海火車站出發，約1小時20分鐘就可直達西維爾斯卡亞火車站。自1857年該車站建成以來，西維爾斯基就成了圣彼得堡居民喜愛的避暑勝地。然而據納博科夫的傳記作者布萊恩·博伊德記述，西維爾斯卡亞火車站的修建是為了小鎮西側13公里外一個名叫“維拉”的村子。村子中曾有一座真正的貴族時代的“達恰”，那便是著名的“維拉莊園”——作家納博科夫的永恒鄉愁之所在。

1899年，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出生在圣彼得堡一個聲名顯赫的貴族家庭。納博科夫家族自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先后出過多位將軍和政治家。他的曾伯祖父伊萬·納博科夫是反擊拿破侖的戰爭英雄，后來在擔任彼得保羅要塞司令時期曾善待過關押于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祖父德米特里·納博科夫在亞歷山大二世時期擔任俄國司法部長，其父親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納博科夫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律師，十月革命前曾是俄國立憲民主黨重要領導人之一。母親葉蓮娜·伊萬諾芙娜·魯卡維什尼科娃，則出身著名金礦主、百萬富翁之家。維拉莊園就是母親從家族繼承來的房產。1919年流亡海外之前，作為沙俄帝國末期的貴族，納博科夫的童年可謂錦衣玉食。而童年時光的中心，就是在維拉莊園度過的一個個夏天。在他的自傳性作品《說吧，記憶》中，“維拉”一詞總共出現了28次之多。即便后來的流亡生涯構成了幾乎貫穿其所有作品的主題，但是，正如博伊德所說，“納博科夫還有一個總體構思，他想告訴人們，成年所有的標志都可以透過童年的蛹看出來。”

除了受到戰爭或革命的影響，納博科夫童年時代的生活就如同候鳥一樣有著固定的季節規律。每年冬天和春天在圣彼得堡位于莫斯卡亞街上的宅邸度過，夏天在維拉莊園，秋天為了躲避潮濕和霧氣，他們一家通常會去南歐的海濱城市旅居。由于俄國冬季漫長、夏季短暫，他和家人在圣彼得堡的城市住宅中度過了更多的時間。盡管如此，在他后來的回憶中，維拉莊園最具有“家”的歸屬感和象征意義。夏日時光凝結成最明亮的記憶片段，深刻影響了納博科夫的作品，甚至是人生的底色。

茹科夫斯基，《羅日捷斯特韋諾莊園起居室一角》，1916年。

羅日捷斯特韋諾作家故居博物館內景。

達恰（дача）一詞譯為“度假別墅”。這一概念起源于17世紀，最初指沙皇授予忠誠貴族的城郊莊園。到了18世紀，俄羅斯貴族階層常在這些鄉間宅邸中舉辦各種社交和文化聚會。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俄羅斯城市人口激增，富裕的市民或是租賃或是購買，紛紛選擇逃離污染嚴重又擁擠的城市，在城郊的達恰中回歸自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達恰脫去其貴族性質，經過幾十年的歷史變革，漸漸為許多城市中產平民所擁有，其定義也從動輒數百公頃的大型莊園演變成至今散布鄉間的小型別墅。如今的西維爾斯基就是這樣一座“達恰小鎮”。鎮上的達恰民俗博物館（Ethnographic Museum Dachnaya Stolitsa）見證著其豐富的歷史。

蝴蝶指引下的文學

維拉莊園的主體建筑是一座簡樸結實的木質兩層樓。如博伊德所描述，“上層陽臺伸展在酸橙樹的掩映之中，底層游廊裝飾著彩色玻璃，正對著花木蔥蘢的庭園。眺望遠處，可以看到園子里密密的冷杉。樓房后面是一個陡坡，下面是一家磨坊。寬闊平緩的奧列杰日河在這里漸漸消失為一道低矮、長滿蘆葦的堤岸。”（劉佳林譯）每年夏季學期結束后，納博科夫一家就會坐上敞篷汽車，駛向維拉。據作家回憶說：“對我來說，夏日自由的真諦就是不上學，不待在城里。”相比起學校里的紀律和冬季傍晚莫斯卡亞大宅中寒氣逼人的灰藍色調，鄉村莊園的夏天始終閃耀著金黃和淡綠色的生命力：劃船、游泳、網球、騎馬、野餐、寫詩、命名日慶祝宴會、學習騎自行車……還有更重要的、幾乎成為納博科夫日后所有文學創作的標識——捕捉蝴蝶。

1908年，在維拉莊園的納博科夫一家。中間是納博科夫的祖母，兩邊是他的母親（左一）和父親（站立者），祖母右邊戴領帶的男孩是納博科夫。

1906年夏天一個晴朗的早晨，在維拉莊園，納博科夫第一次發現了蝴蝶。在《說吧，記憶》中，他回憶起那一瞬間的震撼：“正對著大門，一張長椅的雕花椅背上，垂著一株忍冬藤蔓。我的引路天使給我指出了一位罕見的訪客，一個令人驚嘆的淡黃色生物，身上點綴著黑斑和藍色的鋸齒狀花紋，每條銀光鑲邊的黑色尾端上方都閃爍著朱砂一般的眼狀斑。它正在探察棲息其上的花朵，如粉狀的身體微微彎曲，不停地抖動著寬大的翅膀。那時，我想得到它的愿望是我有過的最強烈的體驗之一。”（王家湘譯）納博科夫對于蝴蝶的興趣同樣受到父母的影響。父親青年時代也熱愛捕捉、收集蝴蝶，而母親受過良好的博物學教育，喜歡采集研究各種俄國樹菇。

1975年，瑞士山區，在戶外捕蝶的納博科夫。捕蝶是納博科夫除寫作外最大的人生愛好。20世紀40年代中期，納博科夫尚未以《洛麗塔》聞名之前，曾任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研究員。1944 年，他還在紐約州北部發現了一個新物種——卡納藍蝴蝶。

在夏日的鄉間莊園追蹤蝴蝶，讓納博科夫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確知識帶來的快樂”，也獲得了一種對于世間萬物的“特殊性”的敏感，這些都將影響他日后的文學風格和文學觀念。在小說中，納博科夫格外重視描寫。他不厭其煩地將每一個人物從頭到腳的細節一一呈現，例如《普寧》的開場，主人公鐵莫菲·普寧教授的膚色、坐姿、身材比例、衣服的材料質地、眼鏡框的顏色，甚至連襪子的圖案都被刻畫得一清二楚。在康奈爾大學執教期間，他會將《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所乘坐的火車車廂布局畫出來呈現給學生，也會要求學生去想象《包法利夫人》中艾瑪的發型以及卡夫卡《變形記》中薩姆沙家的房間布局。在文學上，納博科夫是一個純粹的審美主義者。他對于“精確的細節”和“特殊性”的藝術執拗，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那個在維拉莊園發現蝴蝶的夏天。

破碎卻永恒的夢

然而，維拉莊園以外，俄國已然云波詭譎，時代的颶風向著這座仿佛只有夏天的牧歌世界漸漸逼近。盡管過著安全寧靜的生活，“在鄉村莊園，小弗拉基米爾常常有一種‘彩云易散琉璃脆’的奇怪感覺。”對于許多藝術家來說，命運本身就是一部充滿戲劇性的作品，尤其當身處歷史轉折處。1916年，納博科夫的舅舅因心臟病去世，納博科夫繼承了舅舅的巨額財富，包括200萬英鎊和與維拉隔河相對的羅日捷斯特韋諾莊園。然而，僅僅一年之后，納博科夫一家就離開圣彼得堡逃往克里米亞。他們不得不拋棄巨額財富，包括莊園和納博科夫剛剛繼承的財產。1919年，他們再度離開克里米亞，開始了流亡歐洲的歲月。1922年，納博科夫的父親在柏林遇刺身亡，此后，經濟每況愈下。為了謀生，納博科夫做過許多工作：英語和法語家教、拳擊教練、網球陪練，等等。直到1955年，伴隨著《洛麗塔》出版帶來的巨大爭議和巨額版稅，他再一次重獲財務自由。

在同時代的俄國流亡作家中，許多人因為失去了母語的土壤和昔日的讀者而創作枯竭。而在納博科夫的流亡生涯中，從克里米亞到倫敦再到柏林、巴黎、紐約……歷經納粹的威脅和經濟的窘迫，納博科夫不僅沒有放棄寫作，而且是以一種近乎瘋狂的熱情和創造力不斷拓展自己的文學疆域。

歷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在《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中寫到，納博科夫從流亡經歷中汲取藝術靈感，對他來說，“俄羅斯存在于夢回兒時在家族莊園里度夏的情景”。或許，童年在維拉莊園里的詩化記憶，幫他熬過了一段又一段艱難時光，也成為他文學創作源源不斷的活泉。他將維拉莊園變幻出不同的形象搬進長篇小說《瑪麗》《榮耀》《防守》等作品，在其晚年長篇《愛達或愛欲》中，那個不通電的阿爾迪斯莊園同樣是維拉記憶的變奏。相比起后期作品的精妙技巧，納博科夫的小說處女作、發表于1921年的短篇《木精靈》，則充滿了稚拙而濃烈的抒情。小說講述了來自維拉莊園的森林精靈前來探訪流亡中的作家。逃離維拉的森林精靈熱情而感傷地傾訴著過去的時光：“他發出一聲低沉的嘆息，我又一次產生了幻覺，好像看到如波似浪的滾滾靈氣，高大茂密的樹枝洶涌奔騰，明亮的樺樹皮一閃一閃，宛如海浪飛濺，伴著一種連綿不斷的悅耳轟鳴……他親切地盯住我的眼睛，‘還記得我們的森林嗎？冷杉黑漆漆，樺樹白茫茫？如今全被砍光了’。”（逢珍譯）

多年以后，在《說吧，記憶》中，已經67歲的納博科夫重訪記憶中的維拉莊園：“我再度看見了我在維拉上課的房間，墻紙上的藍色玫瑰，開著的窗子。皮沙發上方的橢圓形鏡子里滿是窗子反射出來的映像，舅舅正坐在沙發上貪婪地讀著一本破舊的書。滲透在我記憶中的是一種安全、安樂和夏季的溫暖的感覺。那個鮮活的現實變成了今天的幽靈。鏡子里滿溢著光明；一只大黃蜂飛進了房間，撞在天花板上。一切都應該如此，什么都不會改變，永遠也不會有人死去。”（王家湘譯）

維拉莊園的命運同樣富有戲劇性。據說，它在歷次的戰爭和動蕩中幸存下來，甚至二戰時期納粹占領都沒有將其摧毀。然而，在戰后不久的某一天，幾個調皮的孩子玩火，將其燒成灰燼。在如今的西維爾斯基，維拉莊園的舊址上只有一小片雜亂的樹木。但維拉以南約4公里的羅日捷斯特韋諾莊園依舊屹立，那是納博科夫家族擁有的3座莊園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個。羅日捷斯特韋諾于1984年被改造為作家故居博物館（Rozhdestveno Memorial Estate），對游客開放。如今，其新古典主義的石柱門廊依舊典雅莊重，建筑內部也盡可能還原了從前生活的布局，讓人們得以感受作家的童年夏日和沙俄末期貴族生活。

離開俄國后，納博科夫終其一生沒有買過任何房產，或是租房，或是借住在同事家里，到了晚年，則直接住進瑞士蒙特勒皇宮酒店，直至去世。關于他不買房的動機，外界眾說紛紜。回顧維拉莊園與作家的一生，我們有理由猜測自從離開維拉之后，任何地方都無法在地理空間上給予他可以稱之為“家”的歸屬感。或許，安居于世界上的任何一處土地，對他而言就意味著對自己記憶神壇上那座故園的背叛。納博科夫選擇在自己的文學世界中，居住在維拉莊園永恒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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