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最后的申訴：中國在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1937—1939）

作者介紹

屈勝飛 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黃 琴 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內容摘要全面抗戰爆發后，為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推動國聯采取實質性措施援華制日，中國通過其代表在國聯大會和理事會上發表演說，以及遞交照會等，屢次向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中國控訴日本違反《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國際條約義務，大規模軍事進攻和扶植傀儡政權，無差別轟炸不設防城鎮，濫殺無辜，肆意破壞文化教育機構，非法封鎖中國海岸和屠殺中國漁民，濫施毒氣等。中國控訴之結果雖未能使國聯采取集體行動制裁日本，但國聯歷次通過之決議，認定日本的侵略性質，譴責日本侵華暴行，鼓勵單個國家逐漸援華制日，且為二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侵華罪行提供了重要的證據來源。

關鍵詞抗日戰爭 國際聯盟 日軍暴行 國民政府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又稱國際聯合會，簡稱國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西歐和英語社會自認為這是其首倡之現代世界治理理念的實踐結果，并努力使世界廣泛采納其價值體系進而發生轉變。中國順勢成為國聯創始會員國，其與國聯的關系頗引人注目。除部分學者研究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問題外，絕大多數學者聚焦的是政治和外交議題，其中圍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期間中國的國聯外交展開的討論尤為熱烈，少數學者則將研究的范圍延伸至全面抗戰時期。總體來看，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從外交層面切入，探討中國尋求國聯援華制日的過程與成效，卻忽略了中國在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或僅是將它視為國聯外交的輔助手段而一語帶過。事實上，中國在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不僅起到了輔助國聯外交的作用，為中國抗戰贏得了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而且為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等，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筆者不揣淺陋，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系統地考察1937—1939年中國在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以就教于方家。

一、控訴之緣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徑，國民政府采取了依賴國聯的外交方針。此后，在漫長而焦灼的等待中，中國終于盼來了國聯特別大會于1933年2月24日通過的差強人意的《關于中日爭議之報告書》（Report o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by the Special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國聯認為其做到了仁至義盡，既滿足了中國的基本訴求，迎合了國際輿論，又維護了日本所謂的顏面。然而，日本根本不理會國聯決議，反而直接以退出國聯作為回應，使國聯名譽掃地、權威盡失。

盡管如此，當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國聯依然是中國進行國際交涉的重要平臺，是中國將日本侵略這一嚴重事件向上提交，并公諸于世的唯一機構。換言之，國聯雖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逐漸“失其盟約上之有力地位”，但它既然未正式解散，那么“會員國之盟約責任依然存在”，此時如果中國將日本侵華暴行訴諸國聯，“縱然不能得其實力上之援助，則至少亦可得國際輿論上之同情，而輿論之同情在國際戰爭上往往發生不可思議之助力”。鑒于此，8月21日，中國常駐國聯全權代表處處長、駐瑞士公使胡世澤在致外交部函電中認為將中日問題提交國聯有利無弊，他說：“（一）倘將來列強有實行制裁之意，我方不致臨時提出費時，因國聯手續甚緩；（二）各小國或能強迫大國有所舉動；（三）萬一日本將來占據我國其他領土，至少國聯可通過一不承認之議決案。”

出于上述因素之考慮，中國政府決定在第十八屆國聯大會召開之際提起申訴，將日本違反國際公法的暴行公之于眾，希冀獲得國際社會同情，并促使國聯采取必要措施援華制日。 8月30日，胡世澤奉中國外交部之命，向國聯秘書長約瑟夫·愛文諾（Joseph Avenol）遞交了國民政府關于盧溝橋事變的聲明，并請其轉致國聯各會員國與遠東咨詢委員會。遠東咨詢委員會是根據1933年2月24日國聯特別大會決議而設立，成員除包括英法等國聯會員國外，還邀請美國參加，其目的是使與遠東有密切利益關系的美國能夠參與解決中日問題。中國政府在聲明中詳述了盧溝橋事變后中日沖突真相與雙方交涉過程，指出毋庸置疑的四點事實：第一，日本實已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其行為是一純粹之侵略行動；第二，中國已窮盡和平解決辦法，迫不已實行天賦自衛之權；第三，日本現在之行動，實系九一八事變及其后侵略計劃之繼續；第四，日本實已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等，置國際公法和條約義務于不顧。

9月12日，中國出席國聯大會首席代表、駐法大使顧維鈞又奉命向愛文諾遞交了國民政府補充聲明，并請其轉致國聯各會員國與遠東咨詢委員會。中國政府在補充聲明中控訴了日軍種種暴行，具體包括：不斷擴大軍事侵略范圍與組織傀儡政權；非法封鎖中國海岸線；無差別轟炸手無寸鐵之平民、不設防城鎮、人道機構紅十字會；肆意破壞文化教育單位等。中國政府在聲明最后指出：“按照上述事實，可知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國領土之時，對于一切國際公法，條約規定，與夫人道信條等，均已絕對蔑視。不顧法律道德，暴力蹂躪，恣行無忌，醉心于征服之迷夢，遂一以慘殺破壞為依歸，是不特我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之生命可危，即世界之文化與安全，殆亦若一發之牽，前途不堪設想。”

在遞交中國政府補充聲明的同一天，顧維鈞照會愛文諾，向國聯正式提出申訴，吁請國聯根據盟約第10、11、17條，采取適當及必要之行動。其中，《國聯盟約》第10條強調保障國聯各會員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第11條規定當威脅國際和平之情勢出現，由秘書長應任何會員國之請求，立即召集理事會會議，國聯會員國有權提請大會或理事會注意；第17條規定了國聯會員國與非會員國有爭議時的處置辦法。事實上，除援用盟約這三條外，中國還曾考慮適用盟約第16條，該條規定了制裁侵略者的措施。然而，當中國外交部于8月18日分別致電駐英、法等國大使，請其立即與駐在國政府接洽，確認各國對中國向國聯提出申訴的態度時，得到的反饋是，英法等大國從自身利益出發，不想對日采取制裁措施。9月8日，胡世澤致電外交部，報告了國聯秘書長愛文諾關于中國向國聯提出申訴時適用盟約第16條的態度，愛文諾認為各國均視經濟制裁為畏途，中國不宜立即提出，而應緩緩將各國引入此途，但此非短期可以做到。所以，在此情況下，中國只得僅以盟約第10、11、17條向國聯提出申訴。

中國政府的兩份聲明和上述照會，實際上揭開了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的序幕，同時也為中國的控訴行動定下了基調。

二、控訴方式與內容

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中國代表在國聯大會、理事會上積極發表演講；二是向國聯遞交關于日軍暴行的照會。關于前一種形式，1937年9月至1939年12月，作為中國首席代表的顧維鈞在每屆國聯大會、理事會會議期間，都充分利用發言的機會控訴日本侵華暴行。如1937年9月15日，顧維鈞在第十八屆國聯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講。他圍繞日本對外領土擴張的“大陸政策”及其侵華歷史，批駁了日本所謂的“利益生命線”“人口過剩論”“資源匱乏”等各種謬論，并以事實為依據，控訴日軍無差別地非人道轟炸中國。顧維鈞在發言中，還引用英國《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記者9月9日拍發的通訊，描述了日本軍機轟炸松江車站后，中國母親在難民列車的殘骸中跌跌撞撞尋找孩子尸骨的悲慘場面。顧維鈞聲情并茂的描述，令在場聽者無比動容，憐憫之情不免油然而生。

1938年國聯理事會第一〇〇屆會議期間，顧維鈞先后在1月27日和2月2日發表了兩次演說，他一方面闡述了中國吁請國聯援華制日的主張，另一方面繼續控訴日軍暴行，尤其是提到了日軍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殺。5月10日，顧維鈞在國聯理事會第一〇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發言，再次提醒國聯注意日軍有增無減的暴行，他特別指出了日軍在山東戰場上實施的慘無人道的毒氣戰，并說有情報顯示，日本已將幾支化學戰部隊調往中國戰場。

9月16日，顧維鈞在國聯大會第十九屆第五次會議上就遠東局勢發表了講話。顧維鈞稱，日本完全棄國聯大會、理事會歷次決議于不顧，不斷擴大侵略范圍，控訴日軍無差別轟炸與毒氣戰所造成的嚴重破壞。19日，顧維鈞在國聯理事會第一〇二屆第四次會議上作了相同內容的發言，再次控訴日軍暴行，吁請國聯理事會切實履行歷次決議援華制日，并采取有力措施阻止日軍使用毒氣、空襲不設防城鎮與平民。

1939年1月17日，顧維鈞在國聯理事會第一〇四屆第三次會議上發表了長篇演說。顧維鈞指出，日軍暫時停止了大規模軍事進攻，但在華南地區繼續增兵，有切斷中國國際交通補給線的跡象；同時日軍沒有停止無差別轟炸，尤其是重慶遭到了最嚴重的一次空襲，造成300多人喪生；日軍對綏遠省東勝縣的空襲，造成參加廟會的平民400余人喪生。因此，顧維鈞再次呼吁國聯采取措施停止對日借款，并實施石油、飛機等戰略物資禁運。

5月22日，顧維鈞向國聯理事會第一〇五屆第二次會議通報了中國戰況，控訴了日軍對長沙、宜昌、重慶、寧波、福州、汕頭等地的空襲。12月，歐洲各國已處于大戰狀態，國聯理事會此時無暇顧及遠東，拒絕了中國將中日問題列入議程的請求。為此，顧維鈞僅發表了一個簡短聲明，保留繼續向國聯理事會申訴的權利。在此之后，國聯已是名存實亡，中國在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在國聯最后的申訴。

顧維鈞在國際外交舞臺上享有盛譽，他雄辯的口才總能贏得人們的共鳴。國聯副秘書長肖恩·萊斯特（Sean Lester）聽了顧維鈞的發言后，曾在1937年9月20日日記中寫道：“顧維鈞關于中國戰況的發言感人肺腑，令人印象深刻。”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國際會議講壇上的發言總是受限于時間關系，并不能完全展開，故文本形式的照會成為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最主要的載體。

根據日內瓦國聯和聯合國檔案館（League of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Archives）所藏檔案顯示，1937年8月至1939年7月，中國向國聯遞交了共計20余份控訴日本侵華暴行的照會。這些文件通常是在國聯大會或理事會召開期間遞交的，其中僅有4份文件產生于國聯大會和理事會休會期間，分別是1937年10月13日2份照會和10月27日1份照會，以及1939年7月1日1份照會。即使如此，除最后1份外，前3份照會遞交的時間均在1937年11月3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召開布魯塞爾會議前夕，該會議旨在調解中日沖突。由此可見，這些時間節點的選擇，具有明確的外交考量，故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是其推動國際社會援華制日的外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20余份照會以及中國代表在國聯大會和理事會上發言的內容上來看，中國在國聯控訴的日本侵華暴行主要涉及六個方面，分述如下。

第一，控訴日本大規模軍事進攻和扶植傀儡政權。盧溝橋事變后，日軍不斷增兵中國，擴大侵略范圍。對此，國民政府在1937年8月30日聲明中指出：“洎乎中國軍隊既自平、津撤退，日本軍隊復擴大其軍事動作，深入冀南，猶以為未定，更北向對于冀、察邊境之南口要沖猛烈攻擊；現尚未已。據八月二十日之估計，日本在華北約有軍隊十萬人以上。” 9月7日國民政府補充聲明又說，八一三事變后，除原有海軍1萬余人外，日本迅速向上海增派了5個陸軍師團；在華北方面，日軍占據平綏沿線各城，且進占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在平漢、津浦鐵路沿線，日軍兵力計達9個師團，不下15萬人。1938年9月16日，中國向國聯提供的日軍暴行最新數據顯示，除東北四省外，日本侵占了中國11個省，其中幾乎全境淪陷的省份有綏遠、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江蘇和安徽等，部分地區被侵占的省份有湖南、浙江、江西和湖北等。

伴隨著大規模軍事進攻，日本在占領區扶植成立漢奸傀儡政權，如偽南察哈爾自治政府、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等，以達其“以華制華”之目的。對此，中國在國聯痛加斥責，控訴日本非法破壞中國行政體系，嚴重侵犯中國國家主權。如1937年9月7日中國政府在補充聲明中揭露了日軍占領張家口后組織偽南察哈爾自治政府的陰謀；1938年2月2日，顧維鈞在國聯理事會第一〇〇屆第六次會議的發言中再次撕下了日本政府聲稱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的虛偽面具，稱事實上日本在中國各地扶植漢奸傀儡政權，并最終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了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日本摧毀中國獨立和主權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第二，控訴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盧溝橋事變后，日本為了恐嚇中國民眾，打擊中國士氣，迫使中國屈服投降，在組織大規模軍事進攻的同時，還對廣大平民、不設防城鎮、人道機構紅十字會等實施了無差別地狂轟濫炸。如1937年8月28日，12架日機空襲了人口稠密的上海南市鎮，死難者200多人，傷者500余人。8月29日，中國紅十字會負責人顏福慶（F. C. Yen）向媒體發表談話，稱該會所屬的30輛貨車中有7輛被日軍炸彈炸毀；真如和南翔的兩家紅十字會醫院接連遭到日軍轟炸，造成多名醫護人員死傷。9月26日，3架日機襲擊了完全不設防的廣東清遠，造成200余名平民死傷；同一天，南京遭日機空襲，平民死傷600多人。10月16日，日軍將空襲范圍擴大至廣西，在桂林投彈20余枚，造成500余人死傷；在梧州投彈11枚，傷亡人數約100人，16棟房屋和停泊在西江中的大量船只被炸毀；同一天，還有20個不設防城鎮遭到空襲，其中廣東增城受害人數達300人。11月14日，蘇州紅十字會機構在日軍空襲中被炸毀。

1938年5月11日至14日，日軍炮擊和空襲廈門，造成2500多名平民喪生。6月6日，日軍空襲廣州，法國醫院和紅十字會被擊中，1000多人傷亡。10月23日，日機襲擊了行駛于長江的三艘客輪，造成6000余名乘客遇難。文獻還記錄了延安遭襲的情況，稱11月24日日機在延安投彈二三十枚，炸死炸傷80余人，炸毀房屋20余間。12月29日，15架日機襲擊桂林，將1500多間房屋夷為平地，使1萬多人無家可歸。1939年1月12日，湖南、廣東、廣西、四川、江西等多個城鎮在同一天均遭到轟炸，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許多民房建筑被毀。

在日軍空襲中，外國傳教士設立的教堂、醫院、學校等也成為其轟炸的目標。如1938年2月15日，在河南鄭州，美國衛理公會醫院被3枚炸彈擊中。3月10日，山東臨沂的德國教堂被炸，4名中國難民被炸身亡，13人受傷。5月5日，位于南宿州的意大利天主堂懸掛的碩大的意大利國旗也未能使其免遭空襲，其中1枚炸彈直接穿透了意大利國旗。5月12日，徐州的南長老會葛馬可紀念教堂遭5架日機三次襲擊，該教堂被完全摧毀，盡管教堂屋頂繪有美國國旗；同一天，鄭州的浸禮會教堂和天主教堂也遭到轟炸，美國醫院、扶輪中學校舍和100多間民房被炸毀。

國聯派遣來華的防疫組織設立的隔離醫院在空襲中也未能幸免。1938年4月29日，該醫院遭日機襲擊，中國工作人員2人被炸死，3人被炸傷。

從地域上來看，日軍空襲中國的地區非常廣泛，從沿海至遠離戰區的西北和西南內陸地區，無一不在其轟炸范圍之內。1939年3月1日，胡世澤在致愛文諾的照會中，向國聯列舉了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1月30日中國遭受日軍空襲的17個省份，其中包括地處西北、西南的甘肅、廣西、四川等。在遭受空襲的省份中，廣東省被炸次數最多，達1318次，傷亡人數達23699人；該照會還指出，日軍空襲共造成平民35157人喪生，44500人受傷，當然這是不完全統計，實際數字肯定更高。總體來看，1937—1939年，南京、武漢、廣州、重慶等重鎮是日軍空襲的重點目標，除重慶外，南京等城市遭受的空襲均持續至淪陷時止；長江沿岸、粵漢鐵路沿線的城鎮也是日軍空襲的主要目標，如安慶、九江、南昌、長沙、株州等。

實際上，這種無差別轟炸除恐嚇作用外毫無軍事意義，倫敦《泰晤士報》特派記者在目睹廣州遭受空襲的恐怖情景之后，于1938年5月31日發出的電報中就指出：“投下的炸彈除了通過屠殺來實現恐怖主義之外，沒有任何使命可言。”日本官員對此也毫不隱諱，如1938年6月7日日本海軍上海特務部部長野村直邦海軍少將（Rear-Admiral Nomura）宣稱，日本海軍將加大空襲力度，以使中國當局認識到他們不屈服的態度是徒勞無益的；6月14日日本駐倫敦大使吉田茂也聲稱轟炸的目的是“打擊中國人民的士氣”。1939年7月24日華中方面軍參謀長吉本貞一在致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情勢判斷中說：“陸軍航空部隊對中國內地戰略據點進行攻擊，為的是威嚇敵軍及人民，使其醞釀厭戰與和平的傾向。對于內地進攻作戰所期望的效果，與其說是直接造成敵軍及軍事設施的物資損失，不如說是給予敵軍及一般民眾的精神上的威脅。”總之，日軍實施的無差別轟炸，所涉地域廣泛，受害群體以中國平民為主，西方人士與中立機構也未能幸免，這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是日軍在侵華過程中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

第三，控訴日軍實施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尤其是南京大屠殺。1938年2日2日，顧維鈞在國聯理事會第一〇〇屆第六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并以西方報刊的報道為證，接著，他宣讀了倫敦《泰晤士報》和《每日電訊和晨郵報》（the 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的兩則報道，以此為例控訴日軍暴行。5月5日，胡世澤在致愛文諾照會中再次痛斥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婦女被強暴，數萬人在短短幾天內慘遭屠殺。

9月16日，顧維鈞引用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向國聯控訴了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罄竹難書的罪行。顧維鈞所說的調查報告，系指《南京地區戰爭災禍（1937年12月—1938年3月）》（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該書由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成員、金陵大學社會學美籍教授路易斯· 斯邁思（Lewis S. C. Smythe）及其助手，根據其代表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1938年3—6月調查所得資料編寫而成。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即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繼承者，1937年11月由留在南京的美國、英國、德國等西方人士組織成立，1938年2月在日軍的壓力下被迫改組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他們既是侵華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證人，又是救助25萬南京難民的庇護者。毋庸置疑，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關于日軍暴行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調查結果不會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即使如此，其調查所得數據已是觸目驚心，如顧維鈞引用該調查報告說：“每23人或每5戶家庭中就有1人遭到日軍的屠殺和暴力行為。”

除南京大屠殺外，在其他城鎮與鄉村，日軍同樣制造了令人發指的慘案。如1937年12月23日日軍占領杭州后大肆殺戮、搶劫和強奸，數以千計的平民被殺害，數以百計的婦女遭到蹂躪。1938年1月10日，日軍在山西省太谷和祁縣一帶屠殺無辜村民；3月10日至12日，日軍在安徽北部的曹家田屠殺了1000多名村民；4月10日，日軍在廣德殺害了4000多名村民。9月2日，日軍借口一名哨兵被害，將河南焦作侍王車站附近村莊共計3780名無辜村民殺害；10月27日，在漢口的外國新聞記者和美國“呂宋”號（Luson）官兵目睹了日軍強迫中國人跳入長江，然后再將其射殺的暴行。

第四，控訴日軍肆意破壞文化教育機構。長期以來，日本指責中國從事“反日教育”，而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尤甚，所以中國的大中小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成為了日軍打擊的主要目標之一。1937年7月，日軍占領天津后，蓄意用炸彈和石油破壞了南開大學及其附屬中學。南通崇英女子學校、江西葆靈女子中學、南昌的農學院和鄉村教育師范學校、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及其附屬實驗中學和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以及位于上海吳淞的國立同濟大學等均遭到日軍的無差別轟炸，損失慘重。1938年4月10日，日軍27架戰機空襲長沙，國立湖南大學和清華大學臨時校區遭到轟炸；湖南大學的圖書館、理科樓和宿舍樓等被炸毀；清華大學學生在空襲中有30余人遇難，70多人受傷。8月11日，武昌華中大學在空襲中遭到轟炸；廣州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亦是日軍空襲的受害者；8月25日，8架日機集中攻擊廣西梧州工業區和大學區，24枚炸彈落在省立廣西大學校園內，25枚炸彈落在梧州中學；10月26日，日軍空襲廣州東北185公里處的完全不設防的小鎮三華，三華中學正在上課的學生躲避不及，當場被炸死100多人。據統計，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底，中國文化教育機構因日本空襲、陸上轟炸或其他破壞手段而遭受的損失達法幣217,401,743元。由此可見，侵華日軍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所造成的巨大破壞。

除此之外，一些教會學校也慘遭日軍毒手。如1938年7月19日，27架日機空襲武漢，中國基督教會女子學校遭到襲擊；炸彈落在美國宣教會的中國三一女子學校（the American missionary's Trinity School for Chinese girls）和美國文華書院（the American Boone College）附近，該校險些被擊中。

第五，控訴日軍非法封鎖中國海岸與屠殺中國漁民。1937年8月25日，為了防止援華物資由海上運入中國，日本海軍宣布封鎖上海至汕頭的中國海岸；9月5日，進一步擴大封鎖范圍，幾乎覆蓋了整個中國海岸。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漁船成為日軍任意攻擊的目標，大批漁民成為日軍槍炮下的冤魂。9月22日，一艘日本潛艇在香港附近海域襲擊了12艘中國漁船，除12名漁民先后被途經此地的德國郵輪和太古公司輪船救起外，共計300多人遇難。9月27日，廣東沿海又有幾艘漁船遭襲，造成數百名漁民溺水身亡。10月13日，日本海軍在山東半島附近摧毀了30艘漁船；同日，據香港中國漁民協會報告，僅在9月份就有200艘漁船在廣東沿海被毀，500多人喪生。截至1938年5月，日軍在香港附近海域共殺害了8430名中國漁民及其家屬，摧毀了412艘中國漁船，總損失達500萬港元。

1938年8月12日，被日軍俘虜的82名漁民中12名幸存者抵達廣東惠州，他們是由22艘漁船組成的船隊的船員。據他們說，日本驅逐艦洗劫并燒掉了船隊所有船只，男子被迫在日本軍艦上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婦女則遭到日軍強奸。但至8月11日，這些漁民被日軍捆綁起來扔進大海，并遭機槍掃射。除擅長游泳的12人外，其他人全部葬身海底。

第六，控訴日軍實施慘無人道的毒氣戰。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曾叫囂“三個月亡華”，但中國軍隊在上海的頑強抗擊，打破了其狂妄的計劃，減緩了其攻擊的步伐。為了突破中國軍隊的防線，日軍竟悍然實施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毒氣戰，且成為其以后常賴以使用的手段。1937年10月13日，胡世澤連續向愛文諾遞交了兩份照會。第一份照會列舉了10月3日至12日日軍在上海前線的羅店、劉行、蕰藻浜等地連續使用毒氣，給中國官兵造成重大傷亡的情況；第二份照會附有南京紅十字會醫院醫生埃廷格（E. F. Ettinger）和博爾契奇（Borcic）簽署的聲明，他們是國聯衛生組織派駐中國的代表，該聲明提供了日軍在在上海地區使用毒氣的確鑿證據，即三名中國士兵的病歷。

1938年5月9日，顧維鈞致函愛文諾，向其通報日軍在山東前線大規模使用毒氣之事，并稱由本間中將指揮的一支化學戰部隊已經由青島前往山東前線；另一支由菊池少將指揮的化學戰部隊，也已由日本啟程前往中國魯南地區。8月5日，胡世澤照會愛文諾隨附了一份由英國外科醫生塔爾博特（H. Talbot）簽署的報告，該報告記錄了19名中國士兵在江西九江下游的馬當戰斗期間被毒氣侵害的事實，再次證明了日軍濫施毒氣的非人道行為。8月24日，胡世澤向愛文諾通報稱，8月22日日軍在進攻贛北瑞昌過程中使用了大量毒氣，導致中國軍隊兩營官兵全部陣亡，死者的鼻子均流血，確認是被毒氣毒死無疑。

9月5日，胡世澤再次照會愛文諾，向其通報了1938年5月至9月日軍在山東臺兒莊、安徽安慶和潛山，以及江西九江、瑞昌、星子等地區實施毒氣戰的事實。9月16日，顧維鈞又照會愛文諾，向其補充通報了8月17日至9月12日日軍在安徽潛山、江西九江、瑞昌、星子以及南潯鐵路沿線使用毒氣的最新情況。9月24日，顧維鈞根據剛收到的來自國內的情報，向愛文諾再次通報了日軍在九江與廬山周邊地區濫施毒氣的事實。

綜上而言，上述20余份照會以及中國代表在國聯大會和理事會上的發言，共同構成了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的歷史文本。這些文本以時間為序，幾乎是逐日記錄了1937年8月至1939年5月30日的日軍暴行，堪稱是日本侵華暴行的日志。然而，日本侵華暴行罄竹難書，，以上所述僅是冰山一角，滄海一粟。即便如此，它已足以向世界昭示日本侵華的累累罪行。

三、控訴之影響

國際聯盟名義上是一戰后成立的以“增進國際間合作并保持其和平與安全”為目標的國際組織，事實上卻主要受控于英法等大國，其意志以英法等大國的態度為轉移。正如駐比利時公使錢泰在1937年9月8日致外交部函電中所說，當他請比利時外長在國聯襄助中國時，比外長答稱：“比國深表同情，但國聯以英法為主干，英法態度似尚未定。”此中含義不言自明，中國政府自然也深知其中的玄機，但依然想通過輿論來推動國聯采取實質性的措施，以達援華制日之目的。如此一來，宣傳的重要性就凸顯了出來。所以，顧維鈞在1937年9月4日致外交部函電中說，將中日問題訴諸國聯，宣傳尤為重要；他建議調曾負宣傳之責的楊光生仍任其職，以資駕輕就熟。9月18日，中國出席國聯大會代表團成員顧維鈞、郭泰祺、錢泰聯名致電外交部說，國聯甚為注意國內輿論，故請其與各大報接洽發表社論，“要求國聯對于日本違犯公法條約及一切人道主義種種行為，以及非法封鎖、利用上海租界為作戰根據地各項嚴加指斥，并正式宣布日本為侵略國。”

除此之外，中國國內各社會團體和海外華人華僑團體亦在積極配合國民政府的外交行動。如1938年9月國聯大會召開之際，中國各地社會團體和海外華人華僑團體等開展了擁護國聯援華制日運動。中華全國大學婦女會、中華全國新聞記者公會、世界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國民外交關系協會、成都市民團體聯合會、武漢市民擁護國聯援華制日運動大會、長沙市民自衛團、貴陽反侵略自衛聯合會、中國回民救國協會、桂林國防聯合會、中國海員工會等，以及巴達維亞華人華僑各團體、菲律賓保衛民主聯盟中國之友等30余個海內外團體和組織分別致電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呼吁國聯采取有效措施制裁日本。1939年5月20、21日，中國大學教授協會、中國國聯同志會、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中華全國大學婦女會、國民外交關系協會、全國報界聯合會等團體分別致電國聯，代表中國各階層人民再次向國聯發出強烈呼聲。

面對中國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國際聯盟首先是將中國代表在國聯大會和理事會上的發言記錄在案，并以會議記錄形式在其官方公報《國際聯盟公報》（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上予以刊布，使其成為法律意義上具有政治性質的文件；再者，國聯在收到中國控訴日本侵華暴行的照會之后，通常會根據中國要求，將其轉致國聯理事會、遠東咨詢委員會和國聯各成員國，同時也將其中大部分內容刊載于《國際聯盟公報》。此兩種情形在1937年7、8月至1939年11、12月《國際聯盟公報》各卷期中均有案可稽，在前述行文及所引文獻中亦可窺一斑，不再贅述。

當然，中國控訴的日本侵華暴行并非是無端捏造，其信息來源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具有權威性的中國官方。如1938年2月9日胡世澤致愛文諾函，隨函附有顧維鈞剛剛收到之廣州市市長曾養甫關于日軍空襲廣州的電報，曾養甫在電報中歷數日軍在過去48小時內對廣州及其周邊村鎮狂轟濫炸的暴行。5月12日，曾養甫再次致電顧維鈞并請其轉達國聯，通報昨日50架日本飛機對該市的轟炸。8月24日和9月5日，胡世澤根據國民政府指示先后兩次致函愛文諾，向其通報了日軍濫施毒氣的情況。

二是信息多元的中外媒體報道。如1937年9月26日，顧維鈞在致愛文諾函中列舉了9月23—26日日本對山東兗州、濟寧，江蘇南京、江陰、徐州、連云港，湖北漢口、武昌，江西南昌，安徽廣德等地的空襲。此項內容均曾登載于《中央日報》，如9月24日的《敵艦犯連云港，敵軍企圖登陸未逞，大隊敵機連日飛徐海轟炸》《敵機犯太原，被我擊落四架，大隊敵機侵擾魯南各縣，滋陽南霞口各擊落一架》《昨襲南昌，在郊外投彈數枚》等；9月25日的《敵機昨五度轟炸首都，專摧毀文化慈善機關，我防空部隊大施威力，高射炮擊落敵機五架》《敵機昨日又襲廣州》等。10月3日，顧維鈞在致愛文諾函中提到9月22日日本潛艇在香港附近海域襲擊中國漁船，釀成300多人死亡的慘案，該案不但曾載于《中央日報》，而且美國媒體甚至是地方小報《格倫斯福爾斯時報》（the Galens Falls Times）也對此進行了報道。前文所述顧維鈞在1938年2月2日國聯理事會第一〇〇屆第六次會議的發言中，分別引用倫敦《泰晤士報》和《每日電訊和晨郵報》的報道，控訴侵華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亦為此例證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個信息來源所記載的日本侵華暴行往往能夠相互印證，這不僅強化了中國在國聯控訴內容的真實性與可信度，更凸顯了相關信息傳播的廣泛性。因此，中國在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得到英國、法國、美國及其他地區充滿正義感的社會團體和國際組織的強烈支持。例如，1938年5月5日，法國60余個社會團體舉行和平集會，聲援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呼吁國聯根據盟約確實保障世界集體安全。9月，英國、美國、瑞士、丹麥等國共計21個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和國際組織聯名致電顧維鈞，請其轉致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呼吁國聯向中國提供更多的醫療和技術援助，組織有效的國際合作以制裁日本，成立專門國際委員會調查日本轟炸平民的事實，譴責日本無差別轟炸等。

在中國申訴和國際輿論影響下，國際聯盟先后通過了多份關于中日問題的決議和報告，按時間順序主要有：1937年9月28日、10月6日的國聯大會決議和報告，1938年2月2日、5月14日、9月30日的國聯理事會決議和報告，1939年5月27日的國聯理事會決議等。從結果上來看，這些決議和報告沒有完全如中國所愿，尤其是國聯在采取集體行動制裁日本的問題上始終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對此，顧維鈞多次表達了失望情緒，甚至一度熱衷于刪除決議中的起草國的國名，因為他覺得作為這些決議的起草人之一，毫無光彩可言。

但這些決議和報告并非毫無意義，至少它們確認了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事實，認定日本違反了《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國際條約義務，其行動無合法之依據，不能謂為“自衛權”；譴責日軍無差別轟炸不設防城鎮和平民；譴責日軍濫施毒氣的戰爭手段；給予中國道義上的支持，并建議國聯各成員國“勿采取足以減弱中國抵抗力量，以致增加其在此次沖突中之困難之任何行動”，并考慮單個國家援助中國。

據此，顧維鈞又認為，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這樣的決議，已是來之不易；雖然結果沒有達到中國期望的目標，但是國際輿論要比之前所預料的好。尤為重要的是，經由國際聯盟這一國際組織的中介傳播，中國所控訴的日本侵華暴行獲得了二次傳播效應，其影響范圍得到進一步擴展，權威性也得到顯著提升。這一傳播過程使中國的控訴成為國際社會認知日本侵華暴行的重要信息來源，對塑造各國政府立場和引導國際輿論產生了深遠影響。

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了旨在反對孤立主義的“防疫演說”，他警告稱，“國際上毫無法紀的瘟疫正在蔓延”，沒有人能夠完全置身于“乃是一種傳染病”的戰爭之外。羅斯福的講話與次日國聯大會通過的決議遙相呼應，鮮明反映出當時美國態度和國際輿論的悄然變化，預示著國際干預的轉變——從最初的道義支持，逐步向有限援華制日政策傾斜。對此，蔣介石在10月7日日記中寫道：“本日見美國總統宣言與國聯決議，皆于精神助力甚大。”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國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實際上是對國民政府“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的有力詮釋，體現了國民政府“苦撐待變”的態度，即“期待國際矛盾發生有利于中國的激變”。

結 語

對于中國的指控，日本自然矢口否認，甚至倒打一耙，誣稱中國以抗日為國策，屢次挑釁以致釀成不幸事件，并于1937年9月和1938年9月兩度拒絕了國聯的調停邀請。中日雙方針鋒相對的言辭，難免使國際上部分人士感到困惑，如國聯理事會英國代表布特勒（Butler）所言，雖然他同情中國，但由于各種信息真假難辨，故對中國的一些意見持保留態度。顯而易見，這只是英國在援華制日問題上不愿采取實質性行動的借口，其內在的原因則是英國不愿觸及自身的根本利益，不想在已經對德國和意大利做出妥協的情況下再挑戰日本。美國與英國的態度如出一轍，國務卿赫爾曾就日本侵華暴行授權駐日大使格魯（Grew），向日本政府及時通報空襲等政治、軍事動態，但只有當這些事件直接影響美國利益時才提出交涉。

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之下，中國堅持向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最期望的結果是推動國聯采取實質性的集體行動：一方面向中國提供物資援助，另一方面對日本實施制裁，尤其是禁運石油、飛機等戰略物資。然而，現實卻與中國的愿望相距甚遠，國聯始終未能采取集體行動援華制日。有評論指出，中國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真實目的：“第一是想獲得國聯的道義支持；第二是想獲得可以勸誘其他國家提供為他們的國家所迫切需要的那種物質援助；第三是想獲得美國的合作。”

如其所言，中國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控訴，通過國際聯盟的傳播渠道，增強了其控訴內容的可信度和權威性，進一步擴大了影響范圍，贏得了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正義力量和國際組織的深切同情與支持。在此背景下，國聯先后通過了多份關于中日問題的決議和報告，這些看似無力的文件雖然未能立即產生實質效果，但從長遠看，卻在歷史的天平上獲得了應有的分量。首先，它們基本滿足了中國的底線訴求，包括確認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事實，譴責日軍無差別轟炸不設防城鎮和平民，譴責日軍濫施毒氣的戰爭手段，給予中國道義上的支持，鼓勵國聯各成員國單個援助中國等。其次，這些決議和報告為后續國際援華行動提供了“合乎法律的依據”，成為英法美等國逐步實施有限援華制日政策的重要推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孤軍抗日的困境。最后，這些決議和報告所確立的事實認定和法律判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爭罪行重要的證據來源。1946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基于這些決議和報告，向全世界宣告了日本發動戰爭的侵略性質，并揭露了日軍犯下的種種反人道罪行。這無疑是中國在國際講壇上所贏得的正義的一票。

物質的、功能性的文本，在想象力賦予了象征光環后，就成為“記憶所系之處”。所以，當我們檢視曾被塵封的歷史時，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的文本本身，在此刻既是歷史的記錄，又是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記憶。正義可能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歷史可能會被遺忘于一時，但絕不會消失。因為歷史塑造記憶，記憶重構歷史，歷史的書寫，正是在這交互影響的時間穿梭中完成。總而言之，作為最后的申訴，中國在國聯控訴日本侵華暴行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即在于此。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